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在浩淼宇宙的空间里，个人实在是很渺小的，人的命运也是身不由己的。所以，有时我不禁也有些迷信，相信起命运了。一个人事业上的成败，与外界的条件和机遇紧密关联，而人和人之间的聚散吧，世界那么大，有几十亿的人口，有的人，虽就住在附近，却咫尺天涯，“老死不相往来”；而有的人，离散多年甚至千里万里相隔，几经悲欢离合，还是会重逢；有些人，从小青梅竹马、两情相悦，但随着世事变迁，仍然有情人难成眷属；而有些人，素不相识，偶然机遇萍水相逢，却结成百年之好。人生的命运，往往又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的。当我们祖国遭受大浩劫时，我的家也遭到空前的打击:家破人亡风抛絮，身世飘摇雨打萍，落难潇湘说惶恐，孤灯独影叹伶仃；当我们国家粉碎四人帮、扫除白骨精、云开日出玉宇澄清之后，我的家庭也获得了新生。我和爸爸幼年分离，万里相隔、音信断绝、生离几十年，晚年竟又能重逢。然而，世间万物都在不断地变化中，人生如戏，已经谢幕了的节目，不会再重演了；过去的，已经永远地过去了，破镜是难以再重圆的。 　　 　　天外来函 　　大约1979年，当时我还在湖南省药材公司中药科工作。阳春三月的一天，公司政工科陈安球科长叫我立即到他那里去一下。我有点纳闷：我们业务科室和政工部门素不打交道，怎么今天忽然“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到了政工科后，陈科长非常客气地让座请我坐下，还特地为我泡了一杯茶，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封国外的来信，笑嘻嘻地对我说：“你先看看这封信！” 　　这是一封用航空寄自日本的中文信，竖排的中国字写得很漂亮。信的大意是：“我是一个1946年就旅居海外、如今侨居日本的华侨，大陆解放后就和国内的亲人完全失去了联系，多年来，我对他们一直十分思念，但一直无法联系。 　　“最近到北京访问，在友人的帮助下，从中国的《中草药通讯》上发现有一篇论文的作者是贵公司的张宏。联想到我留在中国大陆的儿子也叫张宏，不知是否就是这位？恳请在百忙中帮助查证。…… 　　“我原来的妻子叫倪毓芬，我们都是江苏宜兴人；儿子于1940年出生在四川北碚，当时我在民族资本卢作孚先生的民生轮船公司工作。抗战胜利后我奉派去国外，儿子张宏则随母亲一起移居上海，解放后失去了联系。如果他确实就是我中断音讯几十年的儿子，望你们问问他：是否愿意给我写封信，以便今后恢复联系？如果他不愿意写信，也不必勉强，但无论查证的情况如何，均盼早日告知查访结果。……” 　　后面的落款人竟然是“张宗植”。 …… 　　啊！是爸爸万里寻亲的来信啊！但不知他现在的政治面貌和革命立场究竟如何？鉴于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我未敢轻易表态。……几十年来，由于“海外关系”这无形的罗网所带给我们家的种种苦难，不禁幕幕呈现眼前！而且，眼前的这位张宗植究竟是什么政治态度？会否和海外敌对势力有牵连，是否会给我这个历经苦难、好不容易才初步恢复平静的家，再带来新的磨难？……我举棋不定，陷入了沉思。 　　陈科长看我沉默不语，就和蔼地对我说：“我们查阅了你的档案，可以基本确定，这个写信人就是你失去联系几十年的父亲。也许你想起过去一些极左的做法，对今后是否家人会再被连累有所顾虑。……是否给他回信，当然由你自行决定，但我可以很明确肯定地告诉你，过去的那种极左思潮下的错误做法，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你对此不必有任何顾忌！现在国家正积极提倡扩大对外开放……只要他是个守法商人，今后你和他正常往来，决不会给你家带来什么麻烦的。我个人认为，他万里迢迢来信寻访自己的儿子，说明他现在是很怀念你的。 　　我问：“那您的意思是……？” 　　“我认为你们可以恢复联系！”陈科长很明确地表态。 　　我沉默了好一阵后对陈科长说：“看来他确是我的生父，但我不知道他如今的政治面貌和立场观点究竟怎么样，所以今后是否和他联系，可否今天暂不做决定，容我考虑、调研一下再给您答复？” 　　“可以！可以！……但血缘亲情是客观存在的，你千万不要为过去的极左而有所顾虑，更不要背思想包袱！”，“希望你考虑好以后尽快告诉我，以便我们答复他。再说一遍，希望你不要担心‘海外关系’，文革中的那一套都已经过去了，”陈科长很认真地对我说。 　　虽然现在是清风明月，但风雨会否再重来？如今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当天晚上，我失眠了。我思潮起伏，……幕幕往事呈现眼前，思想上很矛盾。俗话说：“一次被蛇咬，十年怕草绳。”童年时代家园的温馨，令人无比怀念；爸爸出国以后，我和妈妈孤儿寡母相依为命，所历经的许多苦难，令人难以忘怀；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妈妈由于“海外关系”这一说不清的沉重包袱，压得喘不过气来；大浩劫中因“海外关系”而派生出的种种罪状，几乎把妈妈逼上了绝路，最后终于导致我家破人亡、孤身远走他乡，这场噩梦，至今使人心有余悸，不堪回首。认亲吧，只怕风雨再重来，又将殃及妻子和两个无辜的女儿；不认吧，毕竟是生身之父，血脉相承，何况当年也是因为外界的因素才被迫断绝来往的！……我忽然想到：当年曾听妈妈说过，爸爸和当今的高教部长蒋南翔是老乡加清华的同学，感情很好，只不过解放后蒋当了中央的大干部，妈妈不想去攀龙附凤，所以一直没有主动去找他们联系。既然这次爸爸曾到过北京，蒋伯伯如今官复原职，还是个不小的京官，定会知道爸爸的情况。不如写封信去问问。 　　于是，我以“蒋伯伯”的称呼，直接给蒋南翔部长写了一封长信，大意是：1、多次听妈妈说，您是家父张宗植的同乡兼清华要好同学。我今天遇到难题，故冒昧写信求教，敬请原谅；2、抗战胜利后，爸爸奉轮船公司派遣出国，解放初期在日本经商，现音讯断绝已经多年；3、今接爸爸从日本寄来寻儿访亲的信，但我不知道他现在的政治态度究竟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或反革命的，正为今后究竟是否要与他恢复联系举棋不定；4、爸爸信中说不久前曾到过北京，您是高干兼同学，想来您也许知道他来京的情况和他的政治倾向；5、站在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立场上考虑，我今后究竟是否要和他恢复联系，万望您在百忙中予以指点。…… 　　由于不知道蒋伯伯的住家地址，我就以“人民来信”的形式，把信直接寄到高教部部长办公室，我想：他的秘书看了信的内容后，应该是会转给他的。试试看吧！ 　　不久，我接到北京张滢华伯母的来信说：蒋伯伯把我的信交给她了，托她给我写封回信，要她明确地告诉我：“你爸爸的政治态度不仅是革命的，而且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如果问他是什么派，那么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你父亲是不折不扣的革命派；……我们认为，你应该大大方方地和你父亲取得联系！……” 　　…… 　　从此，我恢复了和生身父亲中断了几十年的联系。我的家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若干年以后我才知道：1981年，爸爸曾随东南亚石油开发考察团，为和我国政府商讨联合勘探开发南海油田和解决大庆油田的原油含蜡量太高的技术问题，曾来华参观考察，由当时的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和石油工业部部长康世恩亲自接待。其间，爸爸曾拜会了时任高等教育部部长的蒋（南翔）伯伯，所以蒋伯伯对爸爸的近况十分清楚。而张滢华女士的丈夫何（凤元）伯伯，是爸爸的表兄，也是蒋在清华时的校友，三个都是知己朋友，当时曾被同学戏称为“三牛”（都属牛）。何伯伯曾参与并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两航起义”，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和通电嘉奖，他还帮助建立了新中国的第一支航空队。担任新中国首任民航局副局长。文革后期派驻加拿大，不幸以身殉职。 　　 　　扶桑旅次 　　爸爸收到我的第一封信后欣喜万分，立刻回信，并告诉我：在日本，现在有一个日本人的妈妈森春江和两个同父异母的妹妹盈石和路弥。 　　自从和爸爸取得联系后，我们通信的频率很高，互相告知彼此的情况，几乎一封信紧接一封信。1980年末，爸爸来信问我：是否愿意到日本看看。如果愿意去，他愿意为我提供探亲所需的全部费用和有关文件。我很高兴，决定和妻子范成玉一起前往。 　　按照当时情况，出国是一件很大的“文件旅行工程”，几乎每一步手续，都要公司出面，正式发文，向有关部门递交申请报告。此事不仅涉及省民政、公证、公安、北京日本签证部门等，还要爸爸那边发出邀请信、提供经济担保等等一系列材料。 　　1981年夏天，当我带着爸爸的邀请信向省公司政工科提交赴东京探亲的申请报告后，犹如向平静的池塘中投下一块石块，顿时激起层层涟漪，并向四面八方迅速传开：“哎呀！张宏找到在日本经商的爸爸啦！张宏这下子可要发大财啦！”在一些崇洋者看来，外国简直是遍地黄金，人们只要弯弯腰（甚至不用弯腰），就可拣到金条美钞；更有甚者，则认为爸爸身边只有两个女儿，我出去探亲，肯定是为了继承家产，可以乘机大捞一把了……。 　　一个多月后，公司政工科陈科长找我谈话，告诉我：“关于你个人去东京探亲的事，公司领导经认真研究，认为现在科技科工作很忙，气调养护正在实验中，你又是科里的骨干，走了会影响工作，所以希望你暂时不要去东京探亲……”。我表示：“气调养护尚未鉴定，过一阵再去也没有关系，既然公司领导希望我过些日子再去，我就同意领导的意见吧。”这事本就这么过去了，不料一周后，科内一个朋友悄悄告诉我：“张宏！据可靠消息，这次公司领导不同意你去探亲，是因为有人到领导那里反映，说日本那么富有，你此去是不会再回来的了，所以务必要你把中药材气调养护的科研项目做完再走……”起先我对此说法没有太在意，但后来连续有几个同事对我这么说，而且口径都很一致，我终于相信了。 　　“竟是因这样的原因拒绝!”我很生气，怒气冲冲跑到政工科问，他们都说不知道，是公司经理会上定的。 　　我转身径往分管中药业务的杨经理办公室。问：“这个科研课题是由高科长负责牵头，科里参与的同志众多，何况还有五个省市的协作单位，阵容庞大，哪可能我去探亲三个月就使整个课题半途而废！？”……后来，我干脆挑明了：“是不是你们也轻信谣言，认为我出去后就不会回来了？！”……“是谁吃饱了撑了，在那里造谣生事，他凭什么说我此去就不会回来了？”、“评价衡量一个人，要结合他的一贯表现，你们经理会议怎么能随便轻信这些谬论？”…… 　　毕竟“不会再回来”的说法，仅仅是人们私下议论和猜测，杨经理当然不便公开承认。杨经理和颜悦色地对我作了一番解释，说“对于你家庭的历史和你母亲的经历，我深表同情；你希望探亲的心情，我也能充份理解。”“公司各位领导都是很信任你的，当时不赞成你马上去探亲，确实是从工作考虑。中药材气调养护是我们公司承接的第一个国家医药局的科研课题，我们不能怠慢，一旦课题完成，我们一定会同意你去探亲的。公司确实有个别人私下对你有些议论，这也不奇怪，但我们在经理会上并没有轻信这种猜测。……今后如果我听到有人再胡说八道，我一定对他批评教育！……” 　　……经过一番交谈后，我向杨经理提出：“我可以积极配合支持高科长，尽快把‘中药材气调养护’的课题搞完，以课题通过国家鉴定为准。但任务完成后，希望公司同意我们全家四口一起去探亲，届时还望公司能积极支持配合，为我们向有关部门正式发文申请，以便尽快办理有关手续。” 　　杨经理有些奇怪：“你原先不是只准备你们夫妻两个人去吗，怎么现在又改为要全家四人一起走呢？” 　　我说：“我本来只是去探亲，并没有出国不回的想法，但有的人却在那里叽叽喳喳。我出去后即使按时回来，那些长舌者仍然会说：‘他是没有办法才回来的呀，因为孩子都在国内，所以才不得不回来的嘛！’所以我现在决定干脆全家四口都去探亲，一则让爸爸看看他的两个乖孙女，高兴高兴，二则也以事实给那些饶舌分子一个有力的回答。不给他们留下无事生非、制造流言蜚语的借口！” …… 　　“行，届时我们一定支持你去探亲！”杨经理的表态竟然如此爽快，我的怒气也就平和多了。 　　终于，我和杨经理口头达成了“完成科研课题后，公司将积极支持我去探亲”这一“君子协定”。 　　1982年春，在协作组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下，“中药材气调养护”在天津市事通过国家鉴定。当时我代表五省市协作组在鉴定会上宣读了实验报告。国家医药局科技处的领导表示要给我们发奖金，并替我们向国家申报科技成果奖。消息传来，协作组的全体成员都兴奋极了。 　　 　　中药材气调养护是湖南省药材公司成立以来获得的等级最高的中药科技成果。我们这次载誉回来，受到公司领导的热情接待。 　　回长沙后，我立即呈上全家一起去东京探亲的申请报告，范成玉向她公司请探亲假的工作也同步进行。杨经理果然不食前言，不仅力促公司经理会议很快批准，而且责成政工科尽快为我向有关部门行文。 　　当时，为我探亲而向民政、公安等部门的申请报告，都是以湖南省药材公司署名特地用红头文件打印的（当时个人因私出国，必须由所在单位正式出面申请）。由于所在单位领导的支持和重视，我们很快办好了在省内的有关手续。并按当时的规定，护照连同有关申请材料，由省公安厅寄往北京办理赴日签证手续，本人不得参与，我只能在长沙坐等。与此同时，爸爸也把我们的旅费寄到北京滢华伯母处，她为我们向国家民航局领导反映爸爸的情况后，，民航局批准我们一家四口往返东京全部享受半价优惠。 　　考虑到我既不会英语，更不会日语，赴日探亲时总难免要出门，不能总是不开口吧，于是在等候签证的期间，我用收音机突击学习常用日语，每天早晨起来朗读、背诵，俗话说：“临阵磨枪，不快也光”，经过三个月的努力，总算记住了不少单词和短句，例如“这个、那个、多少钱”，再如“我、你、他”，又如“请问、谢谢、再见”等等，由于日文中的汉字虽然和中文读音不同，但形状和意思差不多，我想：今后再辅以手写汉字，这样对于在东京时的短期生活，估计可以提供很多方便。” 　　第一次去东京，总应带点中国的特产吧！我们在湖南最好的建湘瓷厂买了几套最好的釉下彩餐具和茶具；又趁出差四川开会时在成都买了三枚一套的石质印章，经爸爸来信提议，两个方印，分别刻上阳文篆体“海天万里”、“扶桑旅次”、另一个长印，则刻上阴文篆体“有朋”二字，作为我们这次赴日探亲的纪念。 　　 　　一场虚惊 　　1982年10月中旬，公司全体员工到省商业厅直属职工医院接受例行体检。不料体检中医院发现我的肝脏偏于胸腔下方，较大，转超声波检查，说肝区有致密波纹，怀疑我有肿瘤，要我速去肿瘤科作进一步检测探查。……既然医生说要查，我也就去挂了号。肿瘤科医生看了病历并对我触摸检查后竟认为：有可能是肝硬化或肝癌，为准确探查，建议要通过外科手续做活体取样化验。这下把我震惊了。 　　鉴于我正处于出国探亲前夕，真去做活体检查，如果不是肿瘤或癌症，也要有一个术后恢复的过程，这样就会耽误探亲日程；如果查出来确实是肿瘤或癌症，也是个难以治愈的病，不仅康复渺茫，而且病情发展迅速，估计公司、医院和海关都不会再放行，探亲一事将永成泡影。……我犹豫了！ 　　经反复权衡利弊，考虑到当时我自我感觉良好，没有一点症状。我想：如果不是肿瘤，为了探查，白白浪费这次出国机会，甚是可惜；如果确是肿瘤或癌症，查出来后又能怎么样！也只是延缓生命而已，而且此病发展迅猛，这次不去探亲，今后哪可能再有去的机会。……于是我大胆地决定：仍按原定日程前往探亲，待回来后再做检查，即使患病需要治疗，也等探亲回来以后再去进行！…… 　　可喜的是，三个月后探亲回来时，我仍然自我感觉良好，经再次去医院进行超声波等等复查，医生竟声称：“肝脏没有发现异常”，手术探查已无必要，而肝脏偏于胸腔下方，医生认为：这是由于我童年时胸部被石膏捆绑挤压所致。……一场虚惊，最后总算是以喜剧告终。 　　1982年12月3日，我和成玉带着两个女儿：晴晴、荣荣，一家四口，赴北京滢华伯母家中转去东京探亲，受到滢华伯母的盛情宽待。行前，我们还特地去拜访了爸爸在京的旧友蒋南翔、牛佩中、李一清、姚依林等前辈，受到他们的亲切接见和谆谆教诲。…… 　　 　　舔犊之情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航程，飞机在当天下午飞抵东京羽田机场，我们按照事先约好的位置，爸爸在春江妈妈的陪同下，在机场接到了我们。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久别重逢，倍感激动。 　　到爸爸家中，大妹妹盈石已经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大家沉浸在极其欢乐的气氛中。我从小家中人丁单薄，以前一直很羡慕别人家有弟弟妹妹，如今一下子竟有这么一个聪明能干的妹妹，当然也满心欢喜，亲兄妹，同根生，血脉相连，倍感亲切，只可惜她不会汉语，我也不会日语，彼此语言不通，只能靠手势和眼神相互传神示意，却不能作进一步的思想和感情交流，对此，我深感遗憾。…… 　　爸爸安排我们住在附近叫“米那米布拉扎”的一套公寓住房里，这是个两室一厅的日式小套房，里面西式房间铺地毯，日式房间铺“榻榻米”，室内现代化的设备很齐全。由于当时国内家用电器还极少，有的我们甚至还从未见过。于是，春江妈妈特地来耐心教我们如何使用电冰箱、洗衣机、电饭煲，如何开油烟机，如何放热水洗澡，如何操作微波炉，如何……，成玉感叹地说：我们来到这儿，简直就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新鲜事应接不暇；又像刚进幼儿园的小朋友，样样都要重头学起。 　　由于我们都穿着为探亲而新买的棉衣棉鞋，在东京人的看来，显得衣着十分臃肿。爸爸说，你们穿这套衣上街会很招摇的，于是安排春江妈妈次日陪我们到东京最大的二王子百货公司买衣服，让我们四人都彻底“改换包装”。 　　接着，爸爸又安排妈妈带我们去参观了东京的新宿、东京塔、水族馆……游览了横滨的太平洋海滩和中华街，坐游艇观赏了日本的“泸之湖”风景区，乘飞机去廉仓参观了日本故都和大佛像……爸爸还送我们一台照相机，并表示：胶卷归他敞开供应，冲洗归春江妈妈全部负责，要我们尽管照，以便把美好的瞬间记录下来，永久保存。 　　爸爸脾气温和，知识广博，又很善于逗孩子们玩，不仅充满爱心、很有耐心，而且变魔术、玩扑克、下棋、诗歌、猜谜……等等，样样都会，同时花样招式还很多，所以晴晴和荣荣都很喜欢和爷爷玩。 　　爸爸每天还要上班，但仍三天两头抽空到我们住处陪我们谈心。每个星期天，则邀我们全体到他家中吃饭。爸爸还坚持要给我20万日元做“零花钱”，说“出去玩，身边带点钱可方便一点”。 　　有次爸爸和我谈话时，对我说：“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 　　我回答“我们这次是来看望久别的爸爸。能见到您，并且知道您生活安定、身体健康，我们心愿已足，别无所求！” 　　爸爸又问：“你们需要在日本采购些什么东西，可写个清单，以便我们早做准备。” 　　“我们是诚心诚意来探亲看望爸爸的，没有打算要采购什么带回去！”我回答。 　　“我和春江妈妈商量好了，打算买个适合国内电压的洗衣机、彩电、冰箱、微波炉送给你们，你们可以作为行李用海运托运回去。” 　　“不必了，在国内，民间能使用家电的人家还很少很少，如果我们都搬回去，就会显得太‘脱离群众’了。再说，这样电费也太厉害了，您送得起，我还用不起喔！同时，国内居民楼的电压负荷也不大，如果搞得经常烧坏保险丝，左邻右舍就要群起向我们提抗议了！”……我婉谢了。 　　“你们难得到东京来一次，你们回去时什么也不带，我们心里也不安嘛！” 　　“那么就选几件爸爸妈妈已经穿过、今后不再需要的旧衣服给我们就是了。有些衣服，对东京来说，也许已经过时了，但在我们看来，还是很漂亮、很实用的。我们来东京探亲，已经让你们破费不少，我实在不想让您再为我们作太多不必要的开支。” 　　…… 　　最后爸爸说：“既然如此，那么你们看，发现需要什么，可随时告诉我们；这房间里所有能搬动的东西，凡是你们感到需要的或有兴趣的，都可以带走。……” 　　爸爸的想法是：失散几十年的亲人终于团聚了，难得啊！这次一定要让我们的东京之行很高兴，要尽力满足我们的要求；而我的想法是：爸爸的心意我已经领了，但我是在敬爱的中国妈妈倪毓芬多年培养教育下长大的，我一定要在春江妈妈和妹妹们面前，留下一个良好的中华儿女的形象。 　　 　　在东京的三个月 　　在爸爸没有安排活动的时间里，我们一家四人就出去到处逛，随身带着东京地图和纸、笔，凭借我那仅有的几句日语，问路时再辅以临时手写汉字，几乎走遍了大田区附近的大街小巷。日本地铁四通八达，百货公司商品极其丰富，但按标价换算成人民币，都太贵了。地铁短短一站路，竟要80日元，按当时日元兑人民币等于10000比780元的比价计算，相当于人民币6元多钱，是长沙当时公共汽车每三站4分钱的150倍以上；饭店里，一碗最便宜的面，至少也要500日元，几乎是国内同类产品——上海0.12元人民币一碗的阳春面的325倍，……所以我们出门很少乘车，大都是步行，且自带干粮和饮用水。到百货公司只是开开眼界，把价格一折算，就根本舍不得买任何东西了。不过作为“副产品”，在此期间，晴晴、荣荣练出了长时间连续走路的功夫，这使她们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受益不少。 　　我们住的公寓底楼是个大超市，供应副食品和各种日常用品，琳琅满目，品种多极了，连菠菜、葱，也都是用塑料纸包好整齐地放在货架上卖；每个商品都标明出厂包装日期，出厂仅隔一天的面包，竟然就降价出售——菜市场根本不像菜场，更像是个百货商场；二楼是家具店，陈列的所有家具都很精致、豪华、漂亮，但价格惊人！……初到异国，我们对一切都感到新奇。 　　这里无论商店、车站、菜市场，所有的标牌都有日本的平假名和汉字标注，日文中的汉字，虽然读音虽和中文不同，但意义相似，我们可以用中文的方法去解读。所以我们出门时总要随身带上纸和笔，以便万一遇到问题时，可以用方块字向路人打听。我不会讲日语，总共只学了几句口语，如“请问，这在什么地方？”、“这个多少钱？”、“谢谢！”、“再见！”其它语句就用纸条代替，并根据对方回答时的手势，理解所回答的内容。 　　鉴于当时国内家用电器十分稀少，且价格很贵，听说中国驻日使馆有个专门为中国侨民服务的家电服务部，凭护照对国人供应在日本批量订制的部分商品，不仅价格很便宜，而且电压等均适合在中国使用，并可代办托运回国的手续。我们特地前往，用24000多日元选购了一台多功能电动缝纫机和两把电动剃须刀。这也是我们在东京期间投资最大的一次。 　　东京水族馆的巨大水箱里，除鲨鱼鲸鱼、海牛海豹海豚外，还喂养着许多千奇百怪的海洋动物：这里有能瞬间释放出几万伏高压电的海鳗（可当场用电压表检测显示）；有个子极其粗壮肥大的海虾、海蟹；有牙齿锋利、能在几分钟内群体分解掉一条大活牛的南美亚马逊食人鱼；有惯吃活食、善于用水枪击落树上小动物后吞食的射击鱼（可当场表演）；有介于动物和植物之间的漂亮生物体海葵、海藻；……只有一粒黄豆大的小小珊瑚虫，用他们遗体的骨骼，竟构建成海洋中大大小小的无数珊瑚岛；……水族馆里还陈列着一条足有三四米长的、有着海马样的头、带鱼样的身躯、有四个爪子并带有细密鳞片的动物遗体，据介绍说：由于科学家们一直没有真正搞清楚这是什么动物，只好暂称之为“海怪”。……如此丰富多彩的海底世界，大大开阔了我们的眼界。 　　有次我有点感冒咳嗽，成玉陪我到附近药店想买点止咳糖浆。店里没有止咳糖浆，营业员除一再鞠躬表示歉意外，建议我们买同类的片剂，但很小一瓶，价格都是长沙一瓶止咳枇杷露的50倍到100倍。我们表示不买了，但营业员硬要我们不要走，一点不怕麻烦，用梯子不断爬上爬，下为我们拿了几十种推荐的药，但都价格惊人，我们一再表示不想买了，营业员仍再三挽留，要继续为我们寻找合适的药，……最后，我们在她再三再四地鞠躬和道歉声中逃跑似的离开了药店。走出门十几米远后，当我回头望时，惊讶地发现，她竟然还站在店门口向我们鞠躬致歉，表示送别哩。……这和国内大百货公司里有些服务态度生硬、对顾客横眉冷对的营业员实在无法相比。 　　…… 　　现在的日本人，只过圣诞节和元旦，不过春节。但1983年春节那天，爸爸仍按中国的习惯，准备了很多菜，要我们去他家中共进晚餐。尤其是正月十五那次晚餐，我们天南海北聊了好久，晴晴和荣荣更是唧唧喳喳嘴巴说个不停。我们三代同堂，其乐融融。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和爸爸共度元宵节。那天爸爸心情很好，曾席间兴起，挥毫展纸写了“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几个毛笔字，让我们带回国内留作纪念。……后来又取出自己二十多年前录写的“未开海棠”书法竖轴，在房间里挂起来，让我两个女儿站在轴前合影，轴上写道：“枝间新绿一重重，小蕾深岁数点红；爱惜芳心莫轻吐，且数桃李闹春风。”……难得见到爸爸的喜悦之情，如此溢于言表。 　　 　　相见时难别亦难 　　时间过得很快，三个月的探亲假，转眼归期已到。1983年3月3日早晨，爸爸在东京机场餐厅为我们饯别时，我很感伤地对爸爸说：“相见甚难别也难。我们久别重逢的喜悦刚刚才开始，转眼间却又要分离了。我们间虽是亲生父子，血脉相承，但我儿时与您断断续续相聚的日子，恐怕相加的总和还不到一个月吧！我有时感到这实在是很可悲的……”。爸爸平静地对我说：“自古亲人之间天各一方的情况是很多的。同时，也许我们的家运就是聚少离多吧，在日本，你有两个妹妹，都是战后出生，按理可以留在我们身边，但她们长大成家后也都分居在异国他乡，我们彼此间也难得一见……”，爸爸又说“我们间的短暂相聚，时间虽短，但浓度是很大的啊！”……的确，古往今来，世间多少亲人分离，造就多少两地相思，难怪古人哀叹“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从今后，“三更同入梦，两地谁梦谁？”。由此我也只能自我安慰：“只要彼此常相忆，岂在朝朝暮暮”、“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要登机了，我们含着泪，紧紧握着对方的双手，依依不舍，我热泪盈眶，久久不愿松手。爸爸说“不要难过，今后我们还会有见面的机会，亲人道别时，是不作兴流泪的。……祝你们一路平安！” 　　…… 　　飞机起飞了。我思潮起伏，心情难以平静。看看舷窗外，晴空万里，海天一色，三个月的“扶桑旅次”，从此成为永远难忘的回忆。正是：“天青青，水粼粼，举家探亲赴东瀛，万语千言犹未尽，归期却已临；强欢笑，频挥手，机场惜别泪沾襟，相见时难别亦难，谁解离别情！” 　　 　　2006年10月中秋前夕写于合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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