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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恩情 山高水长
金启孮恩师辞世半年多了,先生的音容笑貌宛然如在。先生与我半个世纪相互过往的情景,从记忆深处一一显现。 1950年,我在北京育英中学上高中一年级。一天,打上课铃后,同学们嚷嚷,“来了一位革命大学的新班主任”,教室里顿时安静下来。走进教室的是一位身著灰色干部服、面带微笑和蔼可亲的中年男子。这是我和恩师的首次谋面。从此,同学们与金先生朝夕相处了三年时光。先生知道我喜欢画画,便推荐我进校宣传队,参加抗美援朝的宣传活动。我画的宣传画不仅布置在教室,而且张贴在商店的橱窗里,使我在校内外得到多方面的锻炼,也铸就了我一生割舍不掉的兴趣和爱好。 高中毕业后,我因病辍学两年,病愈即报考中央美术学院,结果却被分配录取到内蒙古师院。我情绪低沉,脑海一片茫然,心里不服这口气。赴学前我向先生告辞,他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说:“当老师不是很好吗?我不就是老师吗?”接着又吟诵道:“谁道阴山行路难,风毛雨血万人欢”,便从书架上取下一本线装书《纳兰词》赠我,并说刚才朗读的诗就在书里面。我体会,先生赠书的深意在于,勉励我如纳兰容若一样,出塞之后有所作为。握着先生温暖的大手,听着“等待你的好消息”的嘱咐,我心中暗想:不做出个样儿来,我不会再见您。 大学毕业,我服从分配到包头市一所中学当语文教师兼班主任。教学之余,我坚持结合班级学生实际每周一画,继续执着于业余爱好。1958年,我的五幅美术作品在内蒙古首届美展中入选,并在报刊上发表。不久,我即收到先生的来信,言及在呼和浩特美展上看到我的画十分高兴,鼓励我要“立足本职,抓紧业余,坚持到底”。更没想到的是,先生来信里说他已奉调到内蒙古大学授课,呼包二市距离很近,欢迎我有便时到家里做客。 粉碎“四人邦”,教育事业也像其他各项事业一样,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春天。我的精神大振,连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82年;我趁出席内蒙古自治区模范班主任表彰大会的机会,到了呼和浩特,上门拜见了金先生。掐指算来,我们已有二十七年未曾见面了。先生在内大教授楼宿舍接待了我,依然精神矍铄,依然面带微笑。那天晚上,先生与我几乎是彻夜倾谈,直到天明。我谈到,“文革”中自己的数丰幅画付之一炬,也曾心灰意懒,不想再画了。先生说:“做任何事情都贵在持之以恒,半途而废太可惜了。譬如你当模范班主任,想来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吧。”环顾室内陈设,偌大的房间除了书籍还是书籍,大写字台上堆满书和教案稿件。我问先生这些年来的工作情况,他只是淡淡地说:“教点历史,搞点科研。”这次会面,使我倍受鼓舞,增添了工作的干劲。此后不久,我和我爱人都从普通教师提拔到校长的领导岗位。先生得知后来信祝贺,并提醒说:“你们要团结一批骨干,依靠组织,注意学习管理,现在中国最缺的是管理人才。”殷殷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先生的工作岗位,由北京到内蒙古到辽宁,在辽宁省民族研究所所长的职务上离休,晚年又重返故里,寓居北京梅园新村。1994年我专程去梅园拜访先生,新居除了两个沙发没有一样现代化设备,却多了成排的书架。见面后相互握手,我感觉他的手不像先前那样有力,软绵绵的,然而这只手却为祖国写出多部不朽的传世之作。 2003年,是我退休后按计划坚持绘画的第八个年头,于年底照例给先生寄拜年信并汇报一年的情况。先生复信说:“感谢你的祝贺!今年我已八十五岁,写字都感困难,何以报答知已?我用女真文代你写了大名一纸,做为纪念,以表想念之诚。”2005年该是我完成十年画作规划之时,我正准备向先生汇报十年的总结,先生却因病与世长辞了。我感到无比悲痛!先生以自己的言行管教管导了我一辈子,也像雨露滋润禾苗一样影响了数不清的学生。如今先生走了,我只能从他赠与的条幅墨宝中,从珍藏着的他的来信中,从他慈蔼的遗像中,感受先生的教诲之恩,没取恒久的精神力量。 金启孮先生出身满族世家,爱新觉罗氏,是清乾隆第五次荣纯亲王永琪七世孙。毕生从事女真学,满洲学、蒙古学研究,综古今成一家言,获得多方面的学术成就。他的身世,他的学养,他的专业造诣,使他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名人。然而,我在同先生多年的交往中,他极少谈及这些,更无丝毫以此而自我炫耀的表示;只是在我读了先生的女儿金适、乌拉熙春(女真学知名教授)惠寄的先生八十寿辰暨执教五十年纪念集和先生追悼活动纪念文集后,对先生的一生成就才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先生的崇高是出于平凡而又归于平凡的崇高,这种人格魅力更是我永远不能忘怀和由衷敬仰的。 先生恩情,山高水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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