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金启孮先生 　　 　　呼格吉勒图 　　 　　著名的女真学家、满学家金启孮先生辞世即将一周年，此时此刻我们无比怀念一代宗师，他老人家的大师风范和音容笑貌仍然沥沥在目。 　　我第一次见到金先生，是在1978年5月在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复试的考场，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并不相识。我在1978年3月在巴盟临河参加完全国研究生统一考试之后，经过筛选到内蒙古大学参加复试。那是中国“文化大革命”以后恢复研究生教育制度的第一次考试。我在报考研究生时，正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盟盟委办公室工作。当时连续两年以“路线教育工作团”的身份下乡到牧区，在位于中蒙边境的桑根达赉公社工作。从那个地方，在崎岖的山路上乘公共汽车奔波两天才能到巴盟临河。在到巴盟工作之前（1969年5月年至1974年9月）我曾在内蒙古建设兵团下乡5年多。加上“文化大革命”期间停课若干年，失去了整整十年的青春年华，学业几乎荒废殆尽。但是，在逆境中我们并没有气馁，也没有停止学习，越发感觉到时光的宝贵。为了不虚度人生，我和许多同龄人一样，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阅读了许多哲学和政治理论的书籍。特别是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有了比较多的了解。后来，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国内政治动乱和经济衰退，我们不得不深思社会现状和中国的前途命运。于是在下乡期间又学习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国际政治历史，也看一些有关西方哲学和社会经济方面的内部出版的书籍。试图从理论上寻找解决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解读中国之现实的“革命实践”。但是，事实上我们即不是政治家，也不是理论家，虽然说“国家大事，匹夫有责”，但我们毕竟是一个平民百姓，对于天下之道，万般无奈，只好每日以红薯干充饥，胸怀远大目标，修理着博大的地球，渴望着在盐硷地中生长出绿色的禾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光阴荏苒，何时是个头儿，谁也不知道。就在这个时候，1973年，全国恢复高考，我们青年人又有了希望。但是，孰不知，由于“文化大革命”全国大学连续7年没有招生，又有多少个青年人在渴望着知识，等待着上大学！我们经过层层选举和推荐，经过各级组织的政治审查和体检、考试，过十关斩九将，终于进入了百里挑一的入学考生范围。但是张铁生这个“白卷先生”的事件，打破了我们入学的梦想。本来，在我们那个考区我排行第三名，数理化综合考试96.8分，入学应当没有问题。但是，领导说：考试好的人大都是走“白专道路”，所以我们被取消了上大学的资格。天哪！这是什么道理！我一气之下，跑到秦皇岛，观看了汹涌澎湃、无边无际的大海之后，紧锁着的胸襟才开阔了起来。啊！原来世界无垠，广阔天地，必有用武之地。我暗暗下决心，从此上自修大学！我白天工作，坚持每天晚上看书到深夜一两点，并且开始自学俄语。次年，终于又有了上大学的机会。可是，由于我是蒙古族，又把我限定在用蒙古语授课的学校。当时，内蒙古蒙文专科学校招生的老师问我：“你是高中毕业生，我们是中等专业学校，你愿意上我们学校吗？”我回答说：“小学我也上，只要给我学习的时间”。是的，那个时候，我们白天劳动，晚上才有时间看书，如果白天也能学习，那岂不是上了天堂吗？于是，我在内蒙古蒙文专科学校，除了正常学习以外，还自学了许多哲学、社会学、历史学和英语。虽然自学了一些东西，但是总觉得没有得到正规的系统理论教育，而且觉得岁数也大了，学习知识的时间不多了。所以，1978年恢复研究生考试以后，我立即大胆地报考了内蒙古大学。但是自知功底不牢，没有报考自己喜欢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等专业，而选择了语言学。说到这里，大概人们会理解我们当时报考上大学，特别是参加研究生考试的心情了。 　　在参加研究生复试的那一天，我们不同专业的考生在主楼的大教室里鸦雀无声地紧张地写着自己的答卷。有一位带着助听器（那个时候带助听器的人很少）、个子不很高、但是风度伟岸带有首长和学者风度的人向我走来。我猜想，他也许是这个学校的校长或是教授。心里悠然有了一个念头，如果能考上研究生，我就有机会和这些伟人在一起，向他们讨教知识了，那该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1978年9月，我格外高兴地收到了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当我入学开始研究生生活的时候，正好听说时任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主任（后来1980年变成研究所所长）的金启孮教授主持开办满语课。除了金先生指导的两名女真文研究生以外，我们在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室（1980年变成研究所）学习的五六名研究生也选修了满语课。到了课堂，我一眼认出了金先生，就是那位在复试考场上走近我的那位伟人。从那时起，我们和金先生经常在一起。金先生不但组织教学和科研，而且自己也常常坐在教室里和我们一起上课。他还培养他的女儿乌拉熙春学习满语，也和我们一起学习。给我们教满语课的老师是从内蒙古社会科学院邀请的会八种语言的达斡尔族教授，他叫巴达荣嘎。大概我们在一起学习了一年的满语。后来我们逐渐了解到，金先生当时是著名的女真文字专家。他在20世纪50年代就和他的父亲——著名女真文字学专家金光平先生一起在内蒙古大学学报上用专刊形式发表了关于女真文研究的专著。这是一部迄今中国有关女真文研究的最高水平的学术专著。我荣幸地从金先生那里得到了那本已经为数稀少的封面脱落的珍贵著作。又后来，金启孮先生编写出版了《女真文词典》。可以说，金先生的有关女真文研究的著作，带有一定的空前绝后的性质。 　　金先生不仅研究女真文，而且研究满族和蒙古族的语言、文化和历史。他后来出版过多部有关满族文化历史的著作。每当出版，必定给我这个后辈惠寄一本。即使他老人家前往沈阳担任辽宁民族研究所所长期间，还是在退休以后在北京居住期间，总是来信鼓励我或是寄来大作熏陶我。这是先生对我们后辈寄予的厚望，也是朴素的师生之情。我们在内蒙古大学的校园里，晚饭后散步的时候，经常能够见面，而且一边走，一边聊，受益匪浅。金先生那渊博的知识，严谨的学风，开拓精神和平易近人的人格魅力，都不时地感染着我们每一个人。我接触过或讨教过国内外学多著名学者，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学问过人，但也都平易近人。他们在政治上没有任何野心，经济上没有任何所求，生活上没有任何嗜好和追求，一心一意为了科学的真理毕生求索，这就是他们一切的一切。金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位典型的知识分子楷模。我们纪念金先生，就是要学习他的这种崇高的精神，来为人类的进步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2003—2004年，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筹备建立阿尔泰语言分会期间，我们筹备委员会曾经邀请金启孮教授为阿尔泰语言分会的名誉会长。我们经过征求全国学术界的意见，大家一致推荐清格尔泰教授（蒙古语言学家）、耿世民教授（突厥语言学家）和金启孮教授（满洲通古斯语言学家）为该学会名誉会长。本来金先生也愉快地接受了大家的意见，但是不幸的是，他老人家于2004年会议召开前夕与世长辞。2004年8月21日，中国民族语言学会阿尔泰语言分会在内蒙古大学召开成立大会之时，大会与会人员默哀悼念，并展示了金先生生前为纪念学会成立书写的女真文字画。这是他老人家留给我们的最后一幅亲笔字画，铭刻了他老人家对我国阿尔泰学事业的发展给予的无限的期望。我做为他老人家的学生和后辈，做为学会筹备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和分会会长，为金先生未能出席学会成立大会，感到莫大的惋惜。更加痛心的是，由于工作上的原因，我也未能亲临先生的追悼会送行。有幸的是，如今日本东亚历史文化研究会即将出版纪念文集，小生特撰此稿以寄托我们的哀思。同时，我们也一定不辜负金先生对我们寄予的希望，一定要组织好阿尔泰语言学会的各项活动，加强中国阿尔泰学的学术研究，不断推动中国阿尔泰学的发展，祈望金先生在天之灵得到安慰。 　　 　　书于日本仙台东北大学 　　2005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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