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张宗植（《肺结核患者》）与艾青(《病监》)更是大大渲染了“肺结核患者”的意象，是集大成者。但是值得玩味的是艾青研究者很少提及《病监》，偶有提及也是刻意忽略“肺结核患者”这个意象，把《病监》解读成艾青的宗教情结。无独有偶的是，张宗植先生在将30年代旧作收集成册时没有收入《肺结核病患者》。大家对这两首诗讳莫如深的态度，恐怕跟孙作云在30年代的评论有关：“竟有诗人写肺病、吐血,思想不健康,心里的病态,竟达到这样的地步”51他还特别针对《肺结核患者》指出：“即使天地间没有‘玫瑰’。我们不忍得写这样的诗去戕害青年。当然我也知道诗国里并不全是美好的幸福的事，同样我也知道诗的题材不应限定于狭窄的一面，诗国要求更广大的天地。”52 　　然而这种批评显然忽略了诗人所处的半殖民地都市畸形文明的背景，其实“肺结核”意象的使用是十分贴切而又饱含深意的。一方面作为青年知识分子，诗人所感受到的“现代生活”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条件下的畸形变态的大都市的生活，在情绪上有时难免有些感伤、抑郁、迷乱、哀怨、神经过敏、纤细柔弱，因而通过描写肺结核病症体验死亡、表现生命的无常也是无可厚非的。张宗植营构、渲染的“肺结核病患者”意象，正是一颗敏感的青年“诗心”面对都市病症而流露出来的无可奈何的疏离与沮丧。的确“一个诗人，一个伟大的作家生长在中国这样的社会而没有忧郁或者寂寞之感，那倒真是难以理解了”。53这也许就是张宗植作为一个激进的左翼青年而没有在诗歌中发出火的呐喊，却以梦的呢喃倾吐自己诗心的原因吧。 　　另一方面，诗人以疾病之恶的角度切入对都市之恶的分析，通过对恶的深层次发掘确立其社会价值。谭桂林在《论现代中国文学的都市诗》（《文学评论》1998年第5期）中指出，根据肺结核病产生的病因、病状、病灶以及在当时医学条件下的危险性来分析，这种意象的使用至少从四个方面揭示出了中国现代都市文明病症的特点。一、由于都市文明的半殖民性质，它的根基是浅薄的、营养不良的；二、肺结核的发展趋势是硬化与糜烂，而淫欲横流、贫富悬殊的都市文明也在腐烂之中，它是没有前途的；三、肺结核患者身体虚弱，但脸上往往泛起一层虚幻的潮红，这恰恰与都市外形不断膨胀而本质却十分空虚的现象相一致；四、现代都市病就象活动期的肺结核患者一样不断地孳生与散播着病菌与毒素。笔者认为该看法是十分中肯。 　　继《肺结核病患者》后张宗植发表了《初到都市》。笔者发现有学者提及该诗时抓住“初到”一词，认为“初到”说明诗人刚由农村到城市，诗只是对都市浮光掠影的印象之作。事实上这首诗发表于1934年9月，而诗人张宗植从1926年到1932年在上海读中学，从1932年秋到1935年在北平旁听大学，这首诗中的“都市”应该是指上海。那么比较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张宗植在经过上海（往返于北平和老家江苏途中）时有感而发做了《初到都市》一诗。所以诗人并不是首次接触都市，他的诗作也并非印象之作，相反体现了多年都市生活后积淀下来的对都市生活整体把握，是对都市“力”的颂歌的怀疑、反思。“嚣骚里的生疏的寂寞”,不仅“低压着生活之流动的烟雾,/也免不了梦的泡沫之气息”,而且,“落叶也该有其萧瑟的/然而行道树之秋/谢绝了浪游者的寄情”。（《初到都市》）正是在这种寂寞、迷惘的思绪中折射岀了诗人对都市文化的批判。更可贵的是作家没有把乡土作为对照于都市的美丽精神家园，在诗人的苦闷中我们感受到的是诗人的清醒。 　　另外从诗歌的的技巧看，《肺结核病患者》和《初到都市》都具有现代主义都市诗的特征：一是感觉的敏锐和错杂。无论是肺结核和都市病的联系，还是都市带给的嚣骚，都体现了这一点。二是意象创造的间离性与陌生化。三是诗歌语言的散文化。 　　以上对诗歌主题和技巧进行分析，笔者认为《肺结核病患者》和《初到都市》是现代主义风格的都市诗。诗人在这里没有选择走左翼诗歌的道路，似乎与他的世界观、政治观不相符合，但是这也正显示了作为大时代年轻人的另一面，是作家对文学多种形式、领域的探索。然而从创作于1941年的叙事长诗《乌江归来赠家驹》看来，我们的作家最后还是选择了现实主义的回归。但从《肺结核病患者》到《初到都市》毕竟是诗人的一次有意义的文学探索之旅，充分显示了其文学的多义性。 　　 　　5.2散文 　　本论文谈及的散文是指广义上的文学散文，泛指包括文艺杂感（杂文）、记叙、抒情散文和报告文学等各种样式的散文。散文是最能直面生活、能迅捷地抒发对世界的认识和心中感受的文体。梁实秋在《论散文》说过：“散文是没有一定的格式的，是最自由的，同时也是最不容易处置，因为个人的人格思想，在散文里绝无隐饰的可能，提起笔来便把作家的整个的性格纤毫毕现的表现出来。”54 　　笔者在阅读张宗植30年代散文时感受到的是黑暗社会现实中一个知识青年在思考、探索人生时的苦闷、彷徨，感受到的是一个文坛青年作家对文坛现状的不满之情以及参与文学论战的豪情。其实，散文中的爱恨情愁都是作家内心爱国主义情感的外化。不同特色的散文是作家不同性格侧面的流露，但是贯穿始终的是那一腔爱国赤诚。 　　首先是思考人生型的散文。 　　《梅雨》里从小被“我”疼爱的“妹妹”似乎一夜之间成长为一个坚强、清醒的“出走”女性，“妹妹”从旧家庭的逃离“我是没有方法加以阻止”，也是从理智上认同的，但是“我”“有着不可言说的隐痛，我不愿让妹妹离开我去，我不愿她把我孤寂地抛弃在这阴沉的生活里。”在“妹妹”的明媚热情、初生牛犊的勇气的对照下“我”流下了被前进人们抛弃的泪、发出了“追不上”了的感叹。“我”多余人式的情绪看似消极，实际上包含着积极的历史内容——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批判。“我”的反省不仅仅是“自我”，其中蕴含的却是由时代、世界、民族、个人诸因素交织起来产生的逼人质问所引发的思索：关于命运和道路、责任和自由、理想和代价、生与死、爱与憎…… 　　然而在接下来的散文创作中作家没有过于留恋对“多余人”情绪的抒写，而是采用了有步骤的战略收缩政策，及时疏导了这一情绪，把它们引到了新的出口。《回到江南》《没有文化》 和 《剪烛谈——A Dialogue》走向了两个不同的出口。 　　尽管《回到江南》中明确点出的“我”“像一个零余者的似的，无目的似的南北漂泊”、“不能十分坚强地把握住前途的小资产阶级，茫然的惆怅是不可免的。”但是“我”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追求着新的生活途径而结果却扑入了死灭的境界”是不可避免的，更认识到不能因为牺牲者而否认斗争的合理性。至此笔调由愁云惨雾走向了逐渐明朗，接着转为犀利微讽，作家转入了对文坛现状的批判——对《文学》编辑提出的“‘指示出路’的批评观形式化了创作，阻碍了内容的发展”看法的不满；对施蛰存提出的读《庄子》读《文选》的反击。尽管作家的上述批判在今天看来也许有失偏颇，但是对于身处火与血的30年代的左翼青年作家来说，有这样的看法是难免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作家斗争的热情，凭着这颗火热的心，吹响了“文化的开展只有在不倦的战斗里”的号角。如果说在《回到江南》“我”还是有着自我反省、有着悲叹，那么到了《没有文化》“我”已经冷眼旁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懦弱、苦闷，认为发扬文化的人不再是他们，而是“能扛的起时代之鼎的人”。面对文化界的荒凉，呼吁把握现实基础上的战斗精神，颂扬新文化的光明与锐利。作家在对马列主义思想的拥抱中显得热力四射，既有清醒的认识又有万丈豪情。 　　《回到江南》、《没有文化》中作家把苦闷的思考引向了坚强的斗争，而《剪烛谈》则是思考的深入、延续。不同于《梅雨》通过两个人物精神境界高下的比较，倾吐了“我”的苦闷情绪，《剪烛谈》的“英村姑娘”则是站在理性的高度试图理清自己的苦闷，而 “宇垣君”更是拿着一把解剖刀驳斥“英村姑娘”的谬论，找出结症之所在。《剪烛谈》与其说是两人的交谈，不如说是哲学辩论赛，是披着散文外衣的哲学思考。作家对哲学思考的热衷在之前一系列唯物论介绍短文——《认识论上之感觉论与现实论》（上）、《认识论上之感觉论与现实论》（下）以及《学理探讨之一：从存在到思维》——中可见一斑。也许把这三篇称之为“类哲学论文”更合适。尽管这三篇文章属于介绍性质，但是从逻辑的严密性、哲学体系的完整性来说，其水平更接近于哲学论文的写作。这三篇是作家一生世界观的集中体现，唯物论不仅指导了他的文学创作，更成为他一生的信仰追求。 　　作为一个青年，面对国家、民族的灾难，作家在思考、探索个人人生道路时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苦闷、痛苦中。作为一个左翼青年作家，他努力摆脱苦闷的阴影，一种方法是进行战斗，一种是用唯物论剖析、指导人生，其实这两者是殊途同归的，即唯物论指导下的战斗方法。 　　 纵观思考人生型散文，我们可以说这一类散文从正面体现了30年代左翼知识青年的精神现实，流露了作家的真实心态、真正个性：个人“苦闷感”与对苦闷氛围的冲决，个人“寂寞感”与摆脱寂寞的努力，个人的“人生问题”的思考与思考的突破——有痛苦，也有追求、奋斗， 一面苦闷、寂寞、思考，一面战胜自我，冲出自我。这更合于张宗植的心理过程与情绪体验。 　　作家的人生就是时代、民族中的人生，所以也可以说这一类散文体现的作家的苦闷、摆脱苦闷的努力是民族责任感的流露，从侧面体现了作家的爱国赤诚。 　　 其次，描写知识青年的穷困生活，苦中作乐的闲适之作。 　　《桌布》1934年11月19日发表在《清华周刊》的小品•随笔栏中，经过少许修改后改名为《诔桌布》1935年2月5日发表在《文饭小品》创刊号。《文饭小品》以散文为主体，刊登了不少幽默闲适的小品文，并把林语堂、周作人的这类小品文登在显著的地位。杨义认为《文饭小品》的整体风格是“平和淡雅”。单从发表的舞台来看，《桌布》似乎就是一篇幽默闲适的小品散文。 　　张宗植曾经回忆“家里自父亲病殁以后，两年半来显著地中落了。”55 　　而清华时代更是参与同学们自办的食堂，不是什么富裕的生活让作家体会到了生活的酸甜苦辣，也让作家有了创作《桌布》的生活基础。 　　《桌布》开篇即点出“我”与桌布的莫逆关系——“在最贫穷而且生活最窘迫的时候，也还忠心地替我服务”，接着把桌布的来历细细道来——烧剩的被角，之后更是点出了桌布之于“我”的种种好处——脾气再好不过，不会拒绝为穷酸的主人揩墨汁；桌布是“我”的难兄难弟；桌布是“我”的最大安慰者。然而当桌布“鞠躬尽瘁”后“我”在哀叹曾与桌布共度的好时光外，更担心没钱买新桌布，以及新桌布可能带来的不便。 　　 由此可知《桌布》的内容可以说非常琐碎的，篇幅也很短小，似乎是个游戏之作，但却是成熟的。写作技巧、幽默、微讽的笔调让这篇小品文变得流光溢彩。桌布既是主角，又是道具，透过桌布看到了一个穷困知识青年的生活面貌，感受到了一个穷困知识青年在苦中作乐中的无奈、心酸。《桌布》的闲适风度呈现给我们的不是悠哉游哉的生活，而是微笑中的眼泪与无奈。《桌布》宛如一幅微雕，倘若将这篇散文置于名家小品散文之林，丝毫不会逊色。 　　最后，要说他的关注乃至直接参与文坛论战和介绍、评价文学作品、现象的杂文。前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以今日的眼光来看，作家的评价不一定正确，但体现作为左翼青年作家的战斗风格，用笔犀利、热烈。后者则更为平和中肯，体现了冷静的文学评论者的风范。 　　30年代中国文坛上关于“第三种人”的论争，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事件，对当时以及日后中国文坛产生了深刻影响。但是笔者认为首先有必要廓清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是“左联”与“第三种人”的论战，一个是左翼作家与“第三种人”的论争。笔者认为前者是狭义上的“第三种人”论争，后者是广义上的“第三种人”论争。笔者在此要讨论的“第三种人”论争主要指广义上的，包括前期和后期论争。前期论争，即狭义上的论战，主要发生在1932年7月1日到1933年1月（以文章刊登时间为准）。这一时期“左联”进行了有组织的论战，有意思的是作为“第三种人”的杜衡也是左联成员，私下里和左联成员交往颇多，和鲁迅也是通信的。即使相互攻击的文章，也大多是彼此底下给对方看过的。后期论争，始于1933年终于抗战爆发初期。可以说1933年是个转折点，之前对杜衡的观点还有所认同的茅盾和鲁迅，在年底都着文批驳“第三种人”，到了1934年，鲁迅与被称为“第三种人”的《现代》同人之间论战更加激烈。这一时期的论争以鲁迅为首，茅盾紧随，还包括围绕在鲁迅周围的一些青年作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杜衡和左翼的真正交恶，可能是长篇小说《再亮些》的连载（载一九三四年《现代》月刊第五卷第一期至第五期和第六卷第一期，未刊完，出单行本时改题为《叛徒》）。小说中革命领导者被塑造成专横、无知、投机的形象，革命就是一次次的暗杀，他们不顾惜革命者个人的生命，作无谓的牺牲；在革命中有真正的叛徒，也有虚假的叛徒，而领导者却不加分辨。他的这部长篇新作，被认为是对革命的歪曲，而受到左翼文坛的批评。 　　笔者在查阅孔另镜编的《现代作家书简》时，发现了一封杜衡给立贞先生的复信。杜衡回信中称：收到了你底署名“张瓴”，题名叫《奉献与杜衡一类的人》的文章。笔者以为立贞先生、张瓴即张宗植。作为一个左翼青年作家，张宗植不仅积极参与了以鲁迅为首的后期左翼作家与“第三种人”轰轰烈烈的论争，而且与“第三种人”代表杜衡短兵相接。 　　1934年5月1日，杜衡的《再亮些》开始在《现代》月刊（一九三四年第五卷第一期）连载。据《戴杜衡先生年谱简编》56考证，杜衡的复信写于1934年5月12日，由此可见张宗植对《再亮些》的批评的敏锐和及时。尽管已经无法找到张宗植的原信，但是从杜衡的回信中，我们可以对原信有大致的了解。 　　张宗植的《奉献与杜衡一类的人》“形式上是小说”，杜衡称“其中的主人公，毫无疑问地是隐射着我，你是在分析着我底心境”，“更进一步，你是借这分析来对我作了批评，甚至可说是作了攻击。至于你写这篇文章的动机，我是能够懂得的：你觉得我最近在《现代》上开始发表的长篇《再亮些》是侮辱了革命（你以为如此），是毒恨地企图在前驱者底血迹上抹上一层非议（你以为如此），因而愤怒了；但是你还肯把我写成一个‘有自觉’的性格……”57 　　那么张宗植的反击力度如何呢？ 　　杜衡承认：“看你底文章，我不得不对你底思想之精密和周到感到极度的惊异和钦佩。你是一反一正地把我所可能用为答辩的理由都先由自己提了出来，然后层层驳斥，不为我稍稍留一些后步。”58杜衡迫不及待地回复，以及回信被收入《现代作家书简》，也透露了张宗植的反击是直接而有力的。 　　而鲁迅先生对《再亮些》的讽刺辛辣而犀利：1934年11月1日《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下）》中飞来一笔“倘不会玩，那可真要使杜衡先生失望，要他‘再亮些’了”。59在1935年1月16日的《叶紫作<丰收>序》中，鲁迅更是直接揭露：“这一世界中人，会轻蔑，憎恶，压迫，恐怖，杀戮别一世界中人，然而他不知道，因此他也写不出，于是他自称‘第三种人’，他‘为艺术而艺术’，他即使写了出来，也不过是三只眼，长颈子而已。‘再亮些’？不要骗人罢！你们的眼睛在那里呢？”60 　　笔者认为在对《再亮些》的回击中，如果把张宗植拔高到与鲁迅同等的高度，是不符合事实的，同样如果抹杀张宗植在论争中的贡献也是违反文学史实的。 　　如果说《文艺新闻》（1931年6月1日出版）的《读者联欢会第二次应征案答》上张宗植对“那一个作家给我的印象最好，那一個作家给我的印象最坏？”的回答是最早的点评，那么到了1933年《回到江南》有着对《文学》和《现代》的不满，对“《庄子》与《文选》”论争的关注，1938年《文化的任务和大众化》还是参与文艺大众化在抗战形势下“利用旧形式”大讨论的产物。张宗植对文学论争的关注乃至参与，可以说贯穿在整个30年代的创作中，主要凸现了怒目金刚的战斗一面。 　　而在《伟大原则底奉行者》、《文学上的性格》、《从黑暗到黑暗》、《夏目漱石的文学论》、《A.托尔斯泰的小说》、《周缵武的<河伯娶妻>》以及《清华周刊》和《战时文化》的补白中一系列小短文是张宗植对文学作品、现象的介绍、评价，颇有见地，凸现了文学评论者平和睿智的一面。 　　李广田在《论身边琐事与血雨腥风》中谈及：“写‘身边琐事’的小品散文是一种，写‘身外大事’的小品散文又是一种，于是有柔性的小品散文，也有刚性的小品散文，有闲逸的小品散文，也有强力的小品散文。前者往往是慰情的、和平的，后者往往是激发的、鼓舞的。”61 　　如果把李广田口中的“小品散文”扩展到广义散文，其实这段话用来概括张宗植的散文创作特色是很恰当的。张宗植笔下既有抒写知识青年多余人式愁绪、描写知识青年在穷困生活中苦中作乐的闲情逸致的‘身边琐事’散文，又有关注文坛、参与文坛论战的‘身外大事’散文，可以说，张宗植的第一、二类散文是柔性的散文、闲逸的散文，第三类散文是刚性的散文、强力的散文。胡梦华曾说过：“我们仔细读了一篇絮语散文，我们可以洞见作家是怎样一个人：他的人格的动静描写在这里面，他的人格的声音歌奏在这里面，他的人格的色彩渲染在这里面，并且还是深刻的描画着，锐利的歌奏着，浓厚的渲染着。所以它的特质是个人的，一切都是从个人的主观发出来……”62 　　的确，如胡梦华指出的，面对张宗植的散文我们感到的是他的人格魅力、更是涌动其间的赤诚爱国心。不管是第一、二类散文对人生的思考、对穷困的生活的描写，还是第三类散文中参与文学论争、关注文坛的热诚。可以说张宗植的爱国主义红线始终贯穿其中。 　　笔者在此不能不提一笔，80年代后搁笔近半个世纪后的张宗植迎来文学创作的第二高峰，创作了大量优秀散文，直至去世前一直笔耕不缀，更为可贵的是，这些忆旧文都是张宗植先生在繁忙的公务之余创作的，先后发表在《光明日报》、《传记文学》、《长江文艺》等国内知名报刊杂志上，最后又收入到《樱花岛国余话》、《比邻天涯——张宗植怀旧文集》、《海天一色张宗植怀旧文集》中。 　　一位老革命家、机械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沈鸿，竟一连把《樱花岛国余话》读了三遍，还作了笔记，盛赞此书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63端木蕻良在《比邻天涯•跋》评价：“感情真挚、文笔犀利、寄情深远，每篇小文章也放射岀一种特殊的魅力，引人入胜。”64我的导师陈福康教授也指出，张宗植先生写给他的儿子张宏先生的家信，甚至比《傅雷家书》还要出色。即使将这些优美的散文放入浩瀚的当代散文的海洋，也依旧不能掩去其夺目的光彩。由于篇幅的原因，本文不能展开论述，实在是大大的遗憾。 　　6.总结 一位不该被遗忘作家 　　文学史毕竟不仅仅是几个天才人物文学活动的历史。“大人物”给文坛带来的精彩诚然值得大书特书，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忘记那些曾经为文坛作出贡献的作家。而张宗植正是这样一位不应该被我们遗忘的作家。 　　事实上，他的文学创作可以说贯穿中国现当代文学：第一个创作高峰发生在1930——1941，而1934年可以说是创作丰收年，第二个创作高峰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直至逝世前夕，作家在半个世纪后重拾汉语、重拾文学之笔创作了大量优美的怀旧文和诗歌，发表后大受好评：上有徐迟、端木蕻良、叶君健、韦君宜等名作家的认同、赞誉，下有一般读者发自内心的喜爱，可以说引起了小小的轰动。张宗植在当代散文领域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然而由于篇幅的关系，笔者只好忍痛割爱，不在此展开论述，希望在以后的学术道路上能弥补这个遗憾。有意思的是张宗植始终处于“业余创作”状态，无论是忙于学业、忙于进步学生运动的30年代，还是忙于经贸生意的80年代，作家基本保证了作品的数量和质量。难怪徐迟称他为“文坛宿将”。 　　在本论文中笔者主要就作家30年代的作品来评价其文学成就。 　　张宗植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从体裁上看，他的作品主要分为短篇小说、诗歌和散文三大块。尤以短篇小说最为耀眼。 　　短篇小说是30年代主要文学形式。纵观张宗植30年代的小说属于左翼小说范畴、抗战小说范畴，具体可以分为左翼乡土小说、抗战（革命）小说和描写知识青年的小说。在这13篇小说，左翼乡土小说占9篇，抗战小说占2篇，描写知识青年占2篇，其实作家始终把深沉的目光投向了广大的农村，即使在后两类小说中还时时出现农村的背影。而张宗植小说的成就也主要体现在左翼乡土小说的创作中，不仅汇入30年代左翼乡土文学的大潮，更张扬了创作个性。 　　作家关注苦难的农村世界，时代潮流中农村的变动，以及在这种变动中各阶层各阶级对立矛盾的共时存在状态。作家似乎有意把这些天灾人祸、压迫与被压迫的冲突、“城”与农村的矛盾推到幕后，设置为人物活动的背景，他对农村苦难的呈现更多借助人物之口完成的。他把叙述的重心落在人物身上，把人物丢弃在饱受左右夹击的绝地，展示了农民和农村世界在被压迫者－压迫者、被统治者－统治者、农村－“城”的二元对峙中生之艰难，让人物选择了不同的道路：继续在无边的苦难中挣扎或则走上觉醒的道路。作家向我们展示了苦难农村世界里的众生相，留给我们最精彩的莫过于两类农村女性形象。其一是 “泼妇”形象，弥补了长期以来偏好描写温柔的女性受难者的遗憾，其二是掉入“逃离－归去/死”模式的农村少女、少妇形象。农村娜拉式女性的塑造以及对于出走后会怎样的回答是对“五四”一系列城市娜拉式女性命运的回应和延伸。抗战小说《骚动》被收入《草鞋脚》，不仅在《草鞋脚》中占有重要地位——较之名家的某些作品，不乏闪光之处，显得毫不失色，较之一般的新人之作更有超越之处——而且也是作家创作的一个新的发展。但是毋庸讳言的是由于作家更熟悉农村生活，左翼乡土小说的光芒盖过了抗战小说。知识分子小说中提供的“女性多余人”形象充实了多余人画廊，具有非凡的意义。 　　诗人的两首现代主义风格的都市诗，以其风格的独特，傲立于张宗植的整个创作中。诗人突破自身的政治观，没有走入左翼诗歌群，而是经历了一次现代主义诗歌探索之旅。 　　张宗植笔下既有抒写知识青年“多余人”式愁绪、描写知识青年在穷困生活中苦中作乐的闲情逸致的‘身边琐事’散文，又有关注文坛、参与文坛论战的‘身外大事’散文。 　　综上所述，作为一个在马列主义思想引导下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左翼青年作家，张宗植的创作主要呈现岀左翼的刚性的、战斗的特点；作为一名黑暗时代中苦苦探索的青年，他的创作也流露岀柔性的、感伤的特点。从总体创作情况来看，张宗植的作品可以说兼具了粗犷的阳刚之气与纤细的阴柔之美，但是从创作的重心来看，张宗植的作品还是倾向于刚性的、战斗的。因此，从作品形式和内容来看，张宗植可以说是个文坛多面手，对文坛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更可贵的是贯穿在全部作品中的一颗赤诚的爱国心。 　　 然而毋庸讳言，张宗植的创作中还有不足之处。比如语言有拖沓之病，混有大量的吴越方言，情节的开展、人物的塑造过多地依赖于对话描写来进行。 　　张宗植曾自谦“原都是稚弱的作品，不过总是在清华园内最初开岀的几朵社会主义的小草小花，虽不美观也不醒目，只是些荏弱的萌芽，仍不失是小植物的可以拾来作为纪念的标本。”65 　　曾经闪光的小花小草值得纪念，何况是对文坛有着点缀之功的花草呢？张宗植的创作对文学史的贡献是多方面的，然而他却没有获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他的创作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所具有的意义也没有被充分揭示出来。为了全面总结中国新文学、尤其是左翼文学的历史成就,为了阐明这一文学对中国传统文学的继承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意义，笔者以为深入、全面地研究张宗植的作品实在是必要的。 　　 　　备注：本文作者袁秀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现代文学系的研究生，本文是她2005年10月取得学位时的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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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7/2/12 16:2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