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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鲁迅和矛盾为美国记者伊罗生编选过一本打算译成英文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集《草鞋脚》,鲁迅、矛盾有意主要选了一些年青的进步作家的作品。鲁迅在序言中说:“自然不免幼稚,但恐怕也可以看见它恰如压在大石下面的植物一样,虽然并不繁荣,它却在区区折折地生长。”他们拟定的篇目中,“在关于‘一二八’及东北义勇军的”一类里,选入了张瓴的《骚动》。在鲁迅、矛盾共容研究后由矛盾执笔的有关作家作品的介绍文字中,这样写道:
这一篇《骚动》登载在一九三三年北平出版的左翼文艺刊物《文艺月报》的创刊号上。作者张瓴,不知何许人,大概是青年,除了在《文艺月报》上有过他这篇小说,此外没有见过他的作品,或许张瓴是“笔名”也说不定。 这一篇《骚动》是描写士兵不满那些无抵抗主义的长官,终于暴动而自动去作反日战争。这个题材,是最近两年来许多青年作家最喜欢用的题材,可是这篇《骚动》要算写得很好的一篇了。 最近,我在著名诗人王辛笛先生的指点下,阅读了一些资料,可以解开两位文学大师当年的疑问。 张瓴确实是个青年,当年刚刚二十岁。“张瓴”也确实是笔名,他的真名叫张宗植。他是江苏宜兴人,1925年进宜兴中学读书,不久转学上海民立中学。在革命运动的影响下,在鲁迅的影响下,课余经常阅读新文艺、新思想方面的书籍,还参加了社会科学研究会一类的组织。他后来在一篇《竹骡记》的文章中回忆说:“应当感谢那一时期各位先导的著述家们,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和其后鲁迅先生领导的大量翻译文学和普罗列塔利亚的理论书,从哲学、历史,到文学艺术论,都启发了我们,给我们一个形成新的人生观的重要工具。” 1932年,他拿着当时在南京财政部任科长的大舅父写给刘半农、顾颉刚的介绍信,到北平求学,曾在北京大学,继而在清华大学旁听,在图书馆看书。虽然有不错的学习环境,但是他却不能真正安下心来求学,因为正如他在《竹骡记》中所回忆的:“校园外面的世界是在大动荡中,中国正处在存亡的关头。‘九•一八’事变已一年以上了,‘一•二八’上海战事也近一年了,日本帝国注意步步向中国进逼,南京国民党政府却步步退让、投降,还叫嚷什么‘攘外必先安内’。明明白白是阶级利益超过民族利益,国民党宁愿受帝国主义支配,也不愿让中国民众来担当政权,军事力量不是抵抗侵略的敌国,而是用在围剿追击红军。”于是,他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与何凤元(1949年在香港发动“两航”起义的领导人)、荣高棠(后任国家体委主任)等人在一个团小组。还加入了社会科学者联盟,与蒋南翔(后任教育部长)、姚依林(后任副总理)等人常在一起活动,还参加主编《清华周刊》。 1933年春,北方左联筹备创办机关刊《文艺月报》,由陈北鸥主持开会,要社联等各方面同志支持。因时间紧迫,人手又少,张瓴便一人写了两篇小说交去。一篇即署名“张瓴”的《骚动》,另一篇是署名“宗植”的《精光的死》,请左联方面任选一篇。结果,这两篇都在6月1日创刊的《文艺月报》上刊用了。 鲁迅、矛盾在上述介绍文字中说:“此外没有见过他的作品”。其实,他在这以前在《清华周刊》上写过东西。还曾在报刊上发表过少许作品,不过多是署用本名,如1930年8月曾在《北新》杂志上发表小说《干鱼》等。这以后,他在《文艺月报》的第二期上,又发表署名张瓴的小说《江南小景》。第三期上,又发表署名张瓴的《没有完结的故事》,这篇小说本来还要续载的,可惜刊物被当局查禁,小说便真的成了“没有完结的故事”了。后来,他还曾在《现代》、《文学评论》、《文饭小品》等刊物上发表过作品。 1935年1月8日凌晨,他突然被国民党北平市党部逮捕,并被用绳子绑住两手拇指吊起来拷打。接着,被转到臭名昭著的由蒋介石侄子任团长的宪兵第三团团部关囚。4月底,又被作为重要案犯押解到南京宪兵司令部。直到夏天,才由一位当时正在宪兵司令部任参谋长的同乡远亲担保释放。 1936年,张瓴(张宗植)去日本留学。抗战爆发后回国,他曾在武汉的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工作。后撤退到重庆,转入民生公司任职,后又当了民安保险公司的业务处襄理。抗战胜利后,他以一个贸易商人的身份进入日本。从此,经过几十年奋斗,在彼邦创下大事业。直至今天,虽年逾古稀,仍担任着驻日本新加坡石油公司总代表之职。 张先生对中华故国一直怀着深挚的感情。早在五十年代初,在中日没有外交关系的困难情况下,他就千方百计为新生的中国做了不少工作,换回了中国当时急需的电机、钢材等。一位知情人士说,国民党政府从抗战胜利后,就派了几十位高级大员,动用了“资源委员会”、“中央信托局”等机构,但直到五十年代初,包括台湾在内,也没有超过张先生一人经手的生意。1987年,张先生又慷慨捐献五十万美元,在清华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设立两笔奖学金,专门奖励取得佳绩的青年师生。 张先生虽然后来转而从商,但他十分珍视当年在北平清华的革命经历。在战友何凤元、蒋南翔逝世后,他都写了悼念文章,深情追忆那段难忘的岁月,并资助出版《何凤元集》(红旗出版社出版)、《蒋南翔纪念文集》(清华大出版社出版)。1992年,他还在北京的作家出版社出版了记叙他初到日本经商的回忆录《樱花岛国余话》。同年9月29日,《光明日报》上发表他为纪念中日邦交二十周年写的散文《多摩川雨雾》。文笔均清畅雅健,引人入胜,不愧是三十年代文坛宿将。鲁迅、矛盾如泉下有知,看到这位当年他们注目过的青年作家张瓴现在仍然健笔未投,会多么欣慰啊! 备注: 一、本文原载于北京《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二期第62-63页 二、本文作者陈福康教授,当时是上海外国语大学教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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