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植先生是我的老伴叶君健青少年时代的好友。我和他初次见面是在1990年5月，那时我们都是进入了古稀的老人。在君健的朋友之中，他俩之间的执着、长久的友情最为根深蒂固，绵延持久，也深深地感动着我。 　　君健和宗植兄相识是在高中一年级，同在浦东中学就读。 　　当时上海有四大著名中学——复旦大学附中，浙江大学附中，民立中学及浦东中学。 　　其中以浦东中学校风最为开放，思想最为自由。他们进校不久便结识了一位高年级的同学叫万迪鹤。万迪鹤是湖北人，思想进步，文学功底很深，常在校刊上投稿。当时中国正处在帝国主义侵略的水深火热之中。许多爱国的热血青年，情系祖国的命运。三个青年志趣相近，思想相投，朝夕相处，成为了莫逆之交。 　　万迪鹤由于家庭贫困，没有经济来源，长期营养不良而得了肺病，还没有毕业便英年早逝。宗植兄和君健因此受到极大的打击而伤心不已。但并没有因此而意志消沉，而是积极地参加地下革命活动和“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前期活动。 　　中学毕业后，君健考入武汉大学，宗植兄进入清华大学就读。二人常有书信往来，在信中他们传递相互的思念，交流对祖国的忧思之情，在敌对的斗争中以书信的形式互勉。在“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中，宗植兄不幸被捕入狱，被蒋介石反动政府解往南京关押。 　　宗植兄有一位娘舅叫宗伯宣，是北京大学毕业生，对五•四运动颇为赞赏，思想较为开明。宗伯宣先生毕业后在南京政府的财政部任职，结识不少国民党官员，就此将宗植兄从监狱中解救出来。此后，他跟随舅父一段时间，学习了一些生意场上的经验，后来就被送到日本留学。怕的是在国内又会发生什么意外。 　　君健武汉大学毕业。当时的社会，在社会上没有人帮忙是难于找到工作的。他向同乡借了一点路费，乘船来到了日本。君健和宗植兄在分手了几年之后又在日本重逢，二人当然是喜出望外。在常常的会面中，永久的话题就是对祖国前途的忧虑。他们和一些进步人士的经常聚会，引起了日本警视厅的注意。不久，君健就在日本被捕，在日本的狱中受尽了煎熬。后由鹿地亘和几位日本的世界语学者作保，他出狱后被驱逐回国。从此，和宗植兄又断了联系。 　　1945年日本投降。君健在1944年被英国战时宣传部请到英国宣传中日战争的经验和中国人民的坚强斗志。巧的是，君健和宗植二人在中国驻英大使馆的招待会上不期而遇。当时二战刚刚结束。物资紧张、交通不便，但就在这种困难时期，宗植兄和君健在这个大千世界里像捉迷藏似的分手又会面，会了又分手。但他们之间的友谊却是稳固的和持久的。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两人的共同理想之上：“中国是我们的祖国，但受到了列强的侵略，人们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这一切都必须通过斗争而彻底改变……” 　　改革开放之后，宗植兄于1990年曾回中国考察油田开发。宗植兄虽然长期在海外发展，但却始终念念不忘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虽然他已娶了一位日本夫人，但对老朋友一直念念不忘。就在这时，我才第一次见到了这位常常挂在君健嘴边的老朋友。我们的见面又亲切又热情，令人十分感动。 　　1992年癌症突然向叶君健袭来，医院向组织和家属发出病危通知，要求准备后事。 　　叶君健想到他的家乡红安县在战争年月中为了革命出现了二百多位将军、两位主席——李先念和董必武，想到百姓在那艰苦的岁月缺衣少食读书困难，于是决定将他一生都分不开那些心爱的藏书——也是他家中全部的财产——送回家乡，让后来的年青人便于学习文化和知识，将来成为国家有文化的接班人。 　　这些藏书中，有一些是极其珍贵的世界藏书、绝版书、还有作家签名书，以及苑茵收藏的名画，全部送给红安县。红安县派来几辆卡车才装下。 　　国家文化部得知这种情况，特拨专款30万元建立专门的图书室。宗植兄和旅美华人韩素音得知这个消息后，他们也从海外出资补助，希望建成三层的图书楼——“叶君健书屋”。 　　现在，该“叶君健书屋”已成为红安县红色旅游区的参观重点，也是对青年学生进行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的思想品德教育基地。据悉：武汉的大中学生每年到烈士陵园扫墓时，总要成群结队地到书屋参观学习。书屋的建立对当地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当地群众普遍反应很好。 　　红安的人民没有忘记张宗植和韩素音两位的慷慨支援和爱国情怀，他们已在书屋前面立碑记载。 　　张宗植和叶君健他们二人，从青年时代到辞世一直是友谊长存。在宗植《海天一色》一书中可以看出，他对君健的深情终生不渝。他们虽然长期天各一方，各自走了半个地球，但只要是对祖国有利的事，他们都愿意将毕生的财富送回中国——因为这里是他们的根。 　　据悉，宗植兄晚年曾向母校清华大学捐资百万美元作为奖学基金；当想到科教兴国对中国的深远意义，他又将自己的养老金捐赠给中国科技大学做奖学基金，培养中国未来的接班人。宗植兄这样的一颗海外赤子之心，怎么不让人感动。 　　从1990年起，宗植兄曾多次携夫人春江女士及他的儿子张宏与我们相聚。他那儒雅的风度和睿智的头脑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对祖国深深的眷念更是让人不能忘怀。 　　张宏是宗植兄唯一留在中国工作的孩子，曾任职于中国科技大学。应他来信之邀，写此文章纪念宗植兄与我先生之间的绵长友谊。如今，他们二人都已驾鹤西去，我也已年届八十有八，提笔忘字。但出于对宗植兄的无比崇敬，也为了纪念他们二位的友情，我用抖动的笔写出了一点我内心对他的思念。 　　我希望宗植兄和君健的在天之灵还能相会，笑看祖国蒸蒸日上的新貌，这里有着他们这代人流的血，流的泪，和付出的一切。如今，他们可以放心地安息了。 　　2006年10月2日写于北京寓所 　　备注：本文作者苑茵女士，是张宗植先生的好友、已故作家叶君健的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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