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悉张宗植老先生不幸逝世的消息，是感到非常意外和悲痛的。自1999年底在东京最后一次与张老小聚后，已有多年未见面了。因为忙和懒，我不常与张老写信，但在我眼前却时常会浮现起他老先生亲切、儒雅的笑容，和虽已八旬高龄却仍在忙碌工作的硬朗的身影，更时常想起他老人家的动人的爱国故事。前年，我在一篇有关民生公司卢作孚先生的文章中，还特意也写到了张老。今年初春，学校开学，我的一位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生与我商量毕业论文题目时，我建议她研究一下张宗植先生的文学作品和生平事迹。（其实这篇文章一直是我自己想写的，而且已经写过几篇小文章。）我想，虽然她连张老的名字还不知道，但只要读了我开岀的张老作品的书及有关资料，一定会有收获的。果然，她便被张老的传奇式人生道路和精彩的作品所深深吸引。为了寻找更多的资料，她又试着用电脑在网上搜索，不料却在清华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的网站上，看到了张老去世的消息！ 　　这是非常意外的！本来，我还打算待我的学生写出论文后，要寄一本给张老看看的啊！ 　　 　　窗外连日秋雨淅沥，我的心情也如同这天气一般阴郁，沉重。为写这篇文章，我翻寻了蜗居中杂乱堆积的书籍、笔记和书信之类，找到了我珍藏的张老签字赠我的书，他写给我的几封信以及我在日本时的笔记。虽然张老的信及他赠给我的作品手稿可能还未找全，但温馨的往事更清晰地浮现于我的脑际。 　　我与张老有缘，要感谢著名诗人王辛笛先生（王老已故一年多了！）的介绍。那是十三年前，1992年9月中旬，我自费赴日本做“访问学者”的手续办得差不多了，即将成行，遂去王老家道别。王老便提到他有一位当年清华大学的老学长张宗植先生，年已八旬，今仍在东京从事国际石油贸易。此老可不是一般的商人，三十年代就是鲁迅、茅盾瞩目的进步青年作家，还参加过“一二•九”运动。说着，王老便找出张老赠他的北京作家出版社刚出版的纪实文学作品《樱花岛国余话》一书借给我。我带回家，一读就放不下手，一口气看完，浮想联翩，心潮澎湃。一是因为张老的文章雄深雅健，不愧为“文坛宿将”（老作家徐迟语），真正大家手笔；二是因为所述经历十分曲折，充满爱国激情，令我深受感动和教育。于是，我立即就在极紧张的日子里赶写了一篇书评，直接交到了《书讯报》社。不料我原先联系的一位朋友调走了，只得交给了一位不认识的青年编辑。我向他简单讲述了张老此书极值得介绍，并说自己即将赴日，如果此文能尽快刊出，我想把报纸带到东京去送给张老。那位朋友真够朋友，很快就将拙文刊发了。10月中旬，我便带着这张报纸上了飞机，同时还带去王老托我送给张老的六本书。 　　到了日本，一安顿好，我便给张老打电话。他热情地邀请我去他公司见面。那天中午，我乘车去热闹的银座，好容易才在东京最有名的富丽繁华的商业大街的后面，找到了张老电话中告诉我的写着“全国燃料会馆”的很不起眼的旧楼房。张老的公司，就只是租了旧楼房中的两小间而已。这大大出乎我的预想。我找到办公室，只有小岀栗女士（就是张老《樱花岛国余话》一开头写到的他的“相随三十多年的秘书”）在，她热情地接待我，说张老马上就到，并说因为工作需要张老每天都是下午才上班，今天因为要请我吃饭。才特地中午就赶来。我略一环顾，室内的办公桌椅也都是旧的，极其简朴。我心想，这就是做着那么大的生意，当时已给中国的大学捐赠个人财产五十万美元的张老的办公室？在张老的办公桌边的墙上，我看到挂着著名作家、他的老友端木蕻良画的一幅画，充满文人雅趣。 　　不久，张老便来了。由于他已收到王老的信，所以待我就像很熟悉的晚辈一样。张老温文儒雅，风度翩翩，我直有一种慈父般的亲切感，又像遇见了一位功力深厚的前辈学者。我把带来的报纸、王老的书，以及当时我已出版的《郑振铎年谱》《郑振铎论》二本拙著，恭恭敬敬地送给了张老。令我惊喜的是，张老对郑振铎先生也是比较熟悉的（郑先生当年也在清华大学上过课）。张老也签名赠我精装本《樱花岛国余话》和《何凤元集》。 　　简单交谈几句后，张老就与栗秘书一起，带我去银座的“第一ホテル”第十五层名叫“车屋”的饭店，请我吃“怀石料理”。这是我第一次品尝比较高级精致并极有特色的日本料理。张老还介绍了“怀石”一名及菜肴中“天麸罗”的来历，令我再次感到张老的博雅。栗女士还为我们拍了照片，如今成了我极其珍贵的纪念物！第一次见面，谈得最多的是文学和历史，同时也谈日本和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张老知识渊广，思路清晰，却又特别谦虚，老说自己忙于商场，看书不多，但我的感觉却恰恰相反，真有如听了一堂生动的课，获教甚多。当然，我也好奇地问了他“生意场”上的事。原来，除了栗女士外，他只聘用了一位青年女秘书。张老几十年国际商海搏击，见大世面，获大成功，到晚来发挥余热，任新加坡石油公司驻日本总代表，其办事机构却是如此精简！ 　　后来，我又数次去过张老办公室，也亲眼看到过下午四五点钟后从世界各地打来议价、订货电话的紧张忙碌情景。铃声不断，先是由栗女士接听，然后请对方稍等，挂机，向张老报告客户名称，然后张老拿起自己桌上的电话接听，商议，并用铅笔在一张普通白纸上记下交易内容，挂机后用小刀裁下纸条交栗秘书登录，登录毕再由张老确认，确认后张老又将纸条撕去……。其间之复杂、微妙，非我所知。这时我只是屏息旁观，也不敢说话打扰。只见张老从容若定，有条不紊，运筹帷幄，决胜于万里之外。我想象，此时千万亿美金日元，千万吨滚滚石油，就在张老笔下流淌。同时我又感到，日复一日，每天做这样的工作，岂不又枯燥乏味？张老对我说，多少年来，他一直就这样工作，停也停不下来。我冒昧地问，那么如果您生病了怎么办呢？张老笑笑说，也很奇怪，几乎从来不生病。 　　有一次，我亲见一位衣冠楚楚的中年日本人，毕恭毕敬地向张老请教有关生意上的事，张老略一点拨，对方如茅塞顿开，千恩万谢而去。 　　一天，我提到他将那么一大笔巨款捐赠清华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的事。他说，那是几十年前他在泰国（按，不知我是否记错？）参与开创某石油公司的原始股份的积累。后来那家公司结束了，分了这点钱给他。这么多钱，要是汇到日本，日本就要收取很高的税。“我们中国还那么贫困，我为什么还要养肥日本呢？再说，我为日本交的税已经够多了，”他说，“于是我便与老同学蒋南翔联系，捐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他还说，自己的钱已经够用，捐岀去也不影响自己的生活。张老在平静地讲这些话的时候，没有一句“豪言壮语”，也没说什么“大道理”。但我听了却心潮起伏，十分感动。他还说，这点钱也不多，还担心仅靠银行储蓄利息发奖学金，如果银行一降息，就不够了。因此，他说今后还想再多捐一点。 　　最近，我从张老哲嗣张宏先生处了解到，张老后来又几次捐岀了自己的退休金，乃至捐岀变卖家产所得，仅清华大学的奖学金就增至一百万美元！还令我感动的是，追随张老数十年的栗女士，眼见张老的一次次义举，在他的感召下，后来也为中国的教育事业捐了十五万美元。那是多么难能可贵啊！其实，张老自己的生活是很简朴的。我知道他这么大年纪，还每天挤地铁上下班。据张宏兄说，他工作那么忙，家里又只有老夫妻二人，却连个钟点工也不舍得请。张老的家我没去过，看地址我知道那是东京最有钱的人住的高级住宅区；但那是张老在战后日本最“穷”的时候，以一辆美制旧车的价钱换来的。听说张老曾笑言，那是他一生中赚得最多的一笔买卖。 　　张老公司所租的那幢楼太旧了，后来大概要拆，公司又搬到筑地的一幢新楼办公。我也去过那里，当然比原先“阔气”多了，桌椅都是新的，但仍旧只是二三间屋而已。 　　 　　我在1994年10月回国。翌年10月，因拙著《郑振铎传》荣获全国首届优秀传记文学奖而去北京开会，恰逢张老也来京参加纪念一二九运动六十周年的活动。他一家（包括在国内的儿孙）住在首都大酒店，我还特地去看望。我第一次认识了满头银丝的春江夫人。我回上海后不久，便收到张老亲笔题字的清华大学出版社新出版的他的“怀旧文集”《比邻天涯》一书，有近五十万字之厚。其中好几篇文章，我在日本的时候，他曾送给我读过。我又读了一遍，再次深受感动。本来我常想，我有幸认识张老这样一位有传奇色彩的爱国老人，是不是应该为他写点什么，以便让更多的读者了解？看了这部书后，觉得可以说基本上就是一部较完整的自传了，而其优雅畅达的文笔，远非小辈如我所能及。我倒觉得真正的传记文学奖应该授予张老才对。我尤其喜读此书最后收入的“示儿家书”，感人至深，认为完全可以与著名的《傅雷家书》相媲美。 　　 　　1999年1月，我又作为国家改革公派留学制度后派遣的“高级访问学者”，去日本大阪研究。我在大阪曾给张老打过电话和写过信。还曾寄去拙文请教，获得他的夸奖。3月间，曾有机会去过东京，但因故未能与张老见面。回到大阪，即收到张老用考究的诗笺写赠我的几句诗： 　　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 　　今宵原期银釭照，犹怨相逢只梦中。 　　北京别后已四载，勿报莅东京，相约再会未果，抄改晏几道鹧鸪天句，寄 　　福康兄 张宗植 一九九九、三、六 　　同信还附来了他近时写的一首日文诗（此处不录）。是为横滨诗人协会副会长和典先生的诗集《西夏文字》而作。由此亦足见张老惊人的才华和他对我的厚爱。 　　那年年底，我回国前，又有机会去东京开学术会，终于在12月17日与张老见了面。我又去了筑地他的公司办公室。五年多过去了，只见办公室里仅剩他与老秘书栗女士二人。他告诉我，公司业务已经结束，一位秘书小姐早已辞退，他与栗女士只是尽义务，每天还来一次，处理一些未了的事情。我感到一派萧条景象。所幸相隔四年未见，张先生还是容颜未改，健康如旧。那天，他请我在公司附近的一家小店简单地吃了一顿印度饼。（可知平日他生活确实十分简朴，七年前他盛情请我吃“怀石料理”，是因为首次见面，特别的“礼遇”。这也是我第一次吃印度饼，如今则在上海的一些饭店里也常见了。）谁料到，这竟是我与张老的最后一次相聚！仅过五年，便天人永隔！呜呼，悲哉！ 　　听张宏兄说，张老逝世前一天，还照常搭乘地铁到公司上班。他是工作到最后一天的。但五年前，他不是对我说公司已经结束了吗？怎么还上班呢？当时，我曾对他说，您不上班后，可以好好地再写一点东西出来。他微笑着点头。可如今…… 　　 [注]张宏先生后来来信告诉我：“家父原先的公司已经结束，由于友人信任，总来找他，所以后来就成立了一个不要本钱的 ‘业务咨询所’，也就是逝世前的所谓公司。” 　　 　　2005年11月写于上海 　　备注：本文作者：陈福康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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