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怀念旅日爱国侨胞、新加坡石油公司东京分公司总经理、清华大学顾问教授张宗植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之际，我再次阅读张老先生生前巨著《比邻天涯》、《海天一色》，引起了我的思索和崇仰。张宗植是我姐夫何凤元生前最友好的同学，又是1935年“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同呼吸共命运的亲密战友。引用我姐姐张滢华曾对我说过的那句话：“宗植和凤元的关系非同一般……”。宗植在“竹骡记”文章中叙述他们俩的交往，情节动人，文笔细腻，每个字每句话都蕴藏着深刻的记忆，难忘的情谊，充分表达了他对凤元的钦佩和怀念，使我情不自禁、百感交集。凭我的直觉——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加以回忆和叙述，唤发起对往事的可歌可颂。 　　 　　奖学基金的命名经过 　　宗植又是一位企业家，开拓创业不遗余力，他一贯积极支持科教兴国方针，为我国教育科技事业的发展，作出有益贡献。近年来他先后５次将自己的积蓄，无条件地捐赠给清华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设立了专项奖学基金。有关清华大学奖学基金在命名问题上，当时他和清华大学老校长蒋南翔、滢华姐三人在来往函电中进行多次商磋，最初提名“清华大学何凤元奖学金”，宗植表示：“我到清华是被凤元拉着去的，……校园生活全部追随凤元……我们从小相处了几十年，他给我引路，给我勇气……”。对他在清华大学那段经历和“一二•九”运动前后和凤元等一批志同道合的战友眷恋深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滢华姐坚决不同意把奖学金冠以何凤元的名字，她是一个不求名利、不图回报的人，明确表示不能接受这个崇高声誉；后来宗植又曾提议命名为“清华大学蒋南翔奖学金”，因为蒋是后来“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实际组织者和领导者，说出了当年宗植想说而没有说清楚的话，做了他想做而未能做到的事，但蒋南翔也是个淡薄名利的人，表示既然自己没有出资，就决不能接受这一荣誉，提议直接命名为“清华大学张宗植奖学金”，但这样宗植又不赞成了，认为：几十年来，自己远在海外，为祖国出的力实在太少，晚年尽力捐献出自己的一点积蓄，只是想对祖国略表一点心意，作一点细小的公益事业，藉以自慰，如果因此就在奖学金上冠名，反显得有沽名钓誉之嫌了，……几经考虑，几经推敲，最后大家终于达成共识：把这笔奖学金命名为“清华大学‘一二•九’奖学金”，以纪念当年参加“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爱国情怀。大家回顾参加爱国学生运动的情景时说，当年华北之大竟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现在有了平静的书桌和良好的学习条件，同学们就应该抓紧时间为国家努力学习。用“一二•九”为奖学金命名，既是纪念“一二•九”时期的这批热血青年，也是希望中国青年发扬当年进步青年的爱国热情和光荣传统，刻苦学习，牢记落后就要挨打这一现实，为民族昌盛，国家富强而拼搏，同时也体现捐赠人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当年革命友谊的眷念。…… 　　据宗植的儿子张宏介绍：宗植捐赠给中国科技大学的奖学金基金，由于科大在安徽，也用“一二•九”命名显然不合适，后来经科大校领导研究后认为：科大以往的若干奖学金，都是以捐赠者的名字命名的，如“郭沫若奖学金”、“丁肇中奖学金”，建议这次仍按以往的命名习惯；而且还认为：不要把“张宗植”三个字视为仅仅是个人的私产，而应看作是“一二•九”时期进步学生那种热爱祖国、追求科技救国的时代精神的代名词。……这样，家父才勉强同意把在科大的奖学金命名为“中国科技大学张宗植科技奖学金”。 　　宗植非常器重和信任滢华，特意委任她担任该两项奖学金的国内代理监护人，代表张宗植行使奖学金的监护职责。在清华的历届奖学金颁奖会，滢华姐姐一般都参加并发表讲话，清华大学也派车接送；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滢华姐还曾两次专程赴安徽参加中国科技大学的颁奖大会。2000年４月间，我去北京，滢华姐给我看清华88周年校庆活动的照片，我看到有王大中校长在贵宾室接见滢华姐的照片，并给了我一张在那天校庆宴会上王校长向滢华祝酒的照片。我当时语重心长地对姐说，这些荣誉、这份光彩，是你的精神财富，这是宗植给的，也可以说是凤元给的，但是归根到底是凭着你的诚信、务实、热忱的心，博得人们的爱戴所取得的。她确实是一位具有金陵女大毕业生那种自立、自尊、自强光荣传统的人。 　　 　　“两航起义”的前期准备 　　“比邻天涯”全书近50万字，刊有40多幅照片，有青年时期的，也有80年代改革开放后和亲友们会面的照片。这是一部较有哲理的课外读物，青年一代看了可增加历史知识，激发爱祖国热情，我们老年一代看了可明白过去的事情，珍惜今天的成就，也是一部颇有收藏价值的宝书。该书是历史的见证，人物的记实。有关“两航起义”，他以客观和真实的立场、观点论述，写得深入、透明。在追忆何凤元卷首评语中，刻划“两航起义”的时代背景，具体情况以及其政治意义：那是1949年11月9日在香港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两航起义”，这是一件重大爱国壮举，其主动中心人物是何凤元，在当时形势，当地环境，组织领导发动“两航起义”，当天12架民航飞机从香港飞向北京，投入祖国怀抱，其艰难、复杂可想而知。在文集中讲到何凤元安排刘敬宜和乔冠华的一次会面，意味着是国共两党的较量，具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意义。由此揭开了“两航起义”的序幕。众所周知，当时的香港环境十分险要，在安排选择刘、乔二人会面的地点问题上，凤元在保持高度机密和谨慎的情况下进行，他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如果会面消息泄密，后果不堪设想。为了绝对保证安全，认为：到新华社驻港办事处楼上的乔冠华住处不行，到太子道刘总经理的住处也不行，到把芬道何凤元的住处更不行，正当为选择会面地点陷入一筹莫展之际，恰巧英商开张一家高级旅馆The Grand Hotel，是英国老板，出入洋人多，估计国民党特务暂时还不会注意到那里，于是凤元选定那里为会面场所，并把租房间的任务交给滢华姐办理。她当天上午９点拎了一个小提包，坐出租车到旅馆开好房间，为了避免自己身份暴露，在旅客登记簿上借用了中航已故驾驶员闰宝陞夫人的姓名，路程是台北——香港——广州，因为当时闰夫人正由台北来香港，并在滢华家作客，旅途起点、终点都尚未解放，即使国民党特务查看旅客登记簿，也不致于产生怀疑。滢华放下行李后，说要外出访友采购，让服务员锁上门，便径直回家。中午，凤元回来，滢华把房间号码、钥匙一一交待，下午四时再返旅馆。不久，凤元自驾小汽车接来了乔冠华，接着又开车去启德机场接刘敬宜，双方交谈在坦率诚恳的气氛中进行，并聆听了党中央政策，以此为序幕，铺平了道路，完成了永垂革命史册的“两航起义”壮举。 　　 　　“驼峰航线”的题外见闻 　　张宗植是位学识渊博的写作天才，在《海天一色》一书中充分显示了亮点，可谓近代文学刊物的精粹，其中忆旧文、童话、诗歌、小品杂文一应俱全。他对叙述每件事每个人，有条不紊，一丝不苟，环环相接，几十年前的往事，通过出版文集，呈现光芒，重现天涯。在讲述凤元赴加尔各答［Calcutta］，就任中航“驼峰航线”驻印度办事处首任处长的具体日期，是在1942年1月日军侵缅，滇缅线被切断，另开辟昆明——加尔各答航线，历史上统称“驼峰航线”。因为这条航线地理位置在北纬28度，东经96度，印度东北部布拉玛普德拉河一条支流沿岸的萨地亚附近，它地处喜马拉雅山余脉，横断山的怒山、高索贡山及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在高山深谷上空飞行，地面高低起伏如同“驼峰”，因此取名“驼峰航线”。这段历史性日期，和我至今保存着那封六十多年前风元和滢华在赴印度前夕从重庆写给我的信（当年我在上海大同附中读初中）的日期完全吻合，说来真有缘份呀！那封信是用中国航空公司ＣＮＡＣ信笺，公司办公地址全是英文Head Office Chuen Yien Bank Bldg. Chungking，在信中这样写着：“治弟：我在12月24日来了重庆，6日要去印度加尔各答，所以31日结婚，我已有过信给父母了，想必你亦已知道了。我们去后的情况到了那边再写信……”这封信的下半节是凤元写的：12月31日。从该信可以得出答案，凤元和滢华去印度日期确是在1942年1月6日，通过实物辩证，回首往事，充实了对旧事的眷念。 　　随着岁月流逝，业绩犹存，六十多年后的今天，见到报刊上发表有关凤元在那段时期的一些轶事，深为感动。“驼峰航线”是抗日战争年代的产物，它是勇气、友谊与飞翔的象征，是抗战时期的一段重要历史篇章，自从中航“驼峰航线”开辟后，加尔各答是中国当时唯一的国际航班，国民政府要员在加尔各答进出频繁。凤元工作兢兢业业，踏踏实实，看不惯官场那一套，一般很少出面迎送，对不正之风敢于抵制，不仅自己不去奉献那些高官，也不许新婚妻子（滢华）和那些有干系的人往来。行政院长孔祥熙千金孔令仪和滢华是同班同学，又都是金陵女大毕业，1943年初夏，孔令仪赴美国完婚，她从重庆来到加尔各答，多少人想巴结都巴结不上，而已居住一年多的滢华作为“东道主”，又是大学时期同班同学，又在异国他乡相遇，无论从哪个方面讲，招待、问候，也是起码的礼尚往来，而凤元就是不准滢华招待这位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千金小姐。凤元廉洁清白，严厉告诫滢华不申张、不露面、避免接触。孔令仪在加尔各答等候赴美航班期间，也许从小过惯了养尊处优的日子，也许是富家大小姐从来不知穷人的苦日子，也不会关心内地抗战的艰难岁月，孔大小姐竟然不断地从加尔各答给她在重庆的父母运送国内很少见的螃蟹、龙虾、芒果、木瓜……“驼峰航线”空运任务紧张，运进内地的每一颗枪弹，每一滴汽油，每一粒粮食，每一点药品，是要用飞行员的生命为代价来维持航线的畅通，每件军需给养，都附着英雄的鲜血。空运如此艰难，飞机舱位又如此紧张有限，而驻加尔各答总领事馆却派专人专车运送至办事处，“请火速运抵重庆……”。但是在凤元面前却被阻拦被耽搁了。加尔各答天气炎热，几天后，这些海鲜、水果通通发黑发臭。工作人员请示何凤元咋办？凤元回答：“扔掉！”于是“驼峰航线”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又多了一项工作：把成筐成箱的海鲜、水果搬出去扔掉。可是，老这么“扔”也不是办法，下面工作人员也为何凤元担心，于是背着他还真给托运回国一次，只是当一大筐木瓜送到重庆孔公馆时，还未等拆箱，一股难闻的臭气扑鼻而来。孔夫人（宋霭龄）给“中航”打电话：“让你们总经理过来！”时任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王承敞没想到自己还刚上任，就受到行政院长夫人责问：“我女儿会买这样的东西给我吃吗？你们航空公司干什么的？你还想不想干了！”王总经理安抚加检讨，赔了好一阵不是，才把这个场面圆下来。几天后，这话原封不动传到何凤元耳中。没过几天，重庆方面来电称：“王总经理不日赴印……”。消息传到加尔各答，办事处所有的人心都悬了起来。王总经理到了加尔各答，见到何凤元，问的都是航线、航班、物资运输诸多事项。后来还是何凤元把话题引到孔大小姐托运海鲜、水果的事情上来，王总经理听了却一笑了之，而对其工作汇报，听了非常满意。这不是故事，这是真人真事。 　　 　　海峡两岸的“绿衣天使” 　　在海峡两岸音讯隔绝的漫长岁月，由于环境所迫，唯恐受“海外关系”这项帽子的牵连，中断了与亲友的通信联系，尝尽了“每逢佳节倍思亲”的苦恼。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从宗伯宣老伯处得到了张宗植在东京的地址，如久旱逢雨水，我大胆地冒昧地写信给张宗植，希望能通过他联系上阔别了三十多年在台北的雪华姐，并为我提供一些进口药品为妻治病。很快接到宗植来信，获悉已联系上了雪华姐。从此以后的若干年中，宗植为我们架起了台湾——上海的桥梁纽带，负起了“绿衣天使”的美差。这些年间，宗植在工作百忙中为海峡两岸亲友代收代发函件不知其数，为大家做了一件好事、实事，他那种热心帮助别人的精神，铭记心中。那是在1977年10月25日，宗植写给我的第一封亲笔信，对我来说是很有意义，也是我个人来往信函中具有历史性的书札。来信全文如下： 　　治华世弟：前日接诵大示，适铀铀（注：雪华姐儿子）来东京实习，即将来信托其速转雪华。您需要什么药，望速示知。如在日本可以买到的，当即购寄。铀铀今晚送来照片二帧及复信一并附上。又亮东夫人璋如的来信随函将拓本附上，如有更请转寄滢华，诸亲旧友都很想念她，希望她保重身体，匆此奉复。 　　并祝 　　阖府康乐！ 　　宗植手启 　　1977.10.25. 　　此后一二年中，宗植常为我多次代收代发函件，邮寄药物等，无私的帮助，衷心感谢。 　　我和宗植从未见过面，也未曾有过直接接触，但是他对我的印象是深刻的，记得1987年9月20日宗伯宣老伯的追悼会，宗植因公务忙未能来沪奔丧，我失去了拜见宗植的机会。那天我站立在伯宣老伯遗像前看到宗植送的挽联和花篮，我肃然致敬。如今宗植已走了，我对宗植辉煌的一生感到鼓舞，感到钦佩，宗植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值此纪念张宗植文集即将排版印刷，我的亲历感想写出不成文的一些往事，藉以寄托对宗植的哀思。 　　 　　2006年9月8日写于上海 　　 　　备注：本文作者：张治华，是张宗植先生的表嫂——张滢华的弟弟，上海航道局会计师，已退休

浏览：1212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7/2/6 14:46: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