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过《说大哥》，因此想到写《说大姐》，但我与大姐相距太远，不像大哥那样，生息相关。大哥比我大十八岁，而大姐比大哥大二岁，则比我大二十岁，这年龄差距不去说，大姐宗雅宜生于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卒于宣统九年丁巳（1917），享年二十六岁。她去世前六年我才出生，我对大姐一点印象都没有，我只知道姐夫张希明经常来我家，父母待之殷切，他的一子一女住在舅家长大，子名觉先，女名秀娟，因为生母早逝，从小寄养在我家，得到外公外婆的宠爱。兄妹俩都是由外祖父抚育长大的，所以张觉先把自己改名为张宗植。兄妹俩实际上已成我们家庭中的成员了。故所以大姐我说不清楚，而与我同时代的外甥和外甥女，从小至今，经历近一个世纪的变迁，人各天涯海角，却有说不完的事和情。 　　　　张宗植小我二岁，张秀娟小我三岁，我是他们的小娘舅，从小我们就在一起玩，亲如手足。本来我是家中最小的，父母应该疼爱我，但兄妹俩比我还小，而且父母特别怜惜失去母爱的外孙、外孙女，当时我又刚刚从奶妈家被领回家，不适应，常常会哭，三个孩子，最不讨人喜欢的是我，所以在家中我经常处于弱势，在许多事情上总要自认吃亏一些为善。事实上兄妹俩天资聪明，而我相比较之下，确实显得愚蠢。在小学校读书，那位戴眼镜的周先生也看重兄妹俩，成绩在班上优良，而我呢？动辄关饭，打手心，使我视学习为畏途，受不了打和骂，每次逃学，回家又遭严父打屁股，相形之下，兄妹成了家中的天之娇子，我则变成迟钝的木头人了。 　　　　我的性格如此受到重重的折磨，越发走向顽童的下贱之流，不知怎的，后来进了市立的临津小学，有一位陆老师（益初）非常同情我而留我在学校里住宿，一下子我的成绩上升了，我的作文居然得到第一名，原来解除了我的压力，自己也恍然大悟，我并不比兄妹俩的智力差，而是环境造成的。我们三个人的童年虽是在一个家庭中长大，兄妹俩的优越感，我的自卑感，但并没有影响我们共同游戏，玩耍的童心，但由于各人的命运，中学以后各人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 　　　　张宗植进了上海民立中学，几乎全部功课都用英文本，因此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外语基础，后来到北大旁听，一直到他在重庆民生公司当魏文翰先生的秘书，又到伦敦学海事法，以后就在海外发展。张秀娟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杭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便到印度尼西亚去教书了。她的丈夫吴俊林，也是我中学的同学，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文人，在我的牵线下，他俩在新加坡结婚，一起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学校执教。我勉强进了宜兴中学。昔日的我从愚蠢的木头人一变而为活跃的中学生，当时深得语文老师史曼声先生的赏识，他称许我的作文写得流畅，给我很高的评语，我的自卑感到此烟消云散了。史老师又是一个画家，能画一手新派的水彩画，引起我开始羡慕学画的兴趣，我经常跟随史老师到西氿之滨和南山的崎岖路上，一道去野外写生，由于对美术的兴趣，进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我们这一代正遇上了一个变革动荡的大时代，经历了为争取民主自由的辛亥革命；反封建，反殖民的“五四”学生运动和抗日战争的烽火。兄妹俩选择出国求生，都是有一段难忘的故事。按他们的才干，在国内是不是也会有很大发展？实在不可而知。一九三二年张宗植由我大哥介绍到北大作为旁听生，就读大学。在北京他遇到表兄何鳯元，也正在清华大学就读，于是在何鳯元的建议和恊助下，同年十二月冬，张宗植开始转入清华大学旁听生。当时思想进步的青年，一方面是求学，另一方面是求国家繁荣进步，也就在此时他认识了一批革命青年学生，他的文学才能在清华“社联”刊物上表现出来，他的杂文，诗，小说等经常刊登在社联的《清华周刊》上，他早期作品《骚动》被鲁迅、茅盾选入《草鞋脚》一书，成为一九三四年一群革命文人的代表作品，当然此时的他，已是共青团地下组织的成员了。一九三五年一月张宗植和一批清华大学的学生被捕，消息传到上海我大哥宗伯宣家，大哥即刻联络钱卓伦营救，电令蒋孝先将要犯押解南京，从而得到保释。此事以后，他就产生有去日本留学的念头，也许受我曾去日本留学的影响吧。一九三六年初东渡日本，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回国投入了民生公司。这为他今后长期落户于日本打下基础。 　　张秀娟的出国更是十分偶然，她从杭州师范学校毕业后，初在上海一家幼儿园敎书，“七．七事变”后不久，上海也沦陷了，她就失去了工作，由于当时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侨要求国内派敎师，为他们的子女继续学习中国的文化，故我大哥得到一名推荐公函，不过大哥根本不想给自己的外甥女去，因为异国太遥远了，也太艰苦了，但这位聪明而勇敢的外甥女很想去尝试一下，而且我又有个同乡同学，也在那里敎书，可以有个照应，于是我偷偷地将大哥的抽屉打开，把推荐的公函塞给了她，这也就改了她的一生。此后我们间断有书信往来，知道她和我的同学吴俊林结婚后，生有七个孩子，生活压力很大，不得不弃教从商。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对国外亲友的信件都停止。一九八二年实行了开放政策，我和兄妹俩又开始联络起来了，此时的兄妹俩，一个在日本东京，一个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原来这半个世纪，在中国之外的世界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张秀娟和丈夫初做小生意，后来越做越大，现在他俩在雅加达建了有相当规模的陶瓷厂，经销欧美，他俩的子女在商务上都很有成就：二女在印度尼西亚经营食品公司；三女在香港经营钟表公司，驰名全世界；长子在雅加达开设百货公司，专售欧美名贵产品；次子担任陶瓷厂的总经理；幼子在美国读完建筑系后回印度尼西亚继承父业。记得我和张秀娟第一次会面是一九七一年，她回国是为了办理她的大女儿回印度尼西亚的事，因为一九五九年印度尼西亚排华，将女儿先送进北京师范学院就学，如果国内形势真的很好，全家准备陆续回国，没想到一九六六年的一场文化大革命，，把国外的华侨吓破了胆。这次她途经上海约我到华侨饭店见面时，她已在饭店门前等我了，相隔四十多年，本来应该进她的住房有很多话倾谈，可是她十分紧张，拉着我向对面的人民公园走去，并轻轻地告诉我说：“不要到房里谈，里面装有窃听器。”可见当时华侨们回国的心态，反而我们对迫害已习以为常，警觉也麻木了。 　　张宗植自一九四七年由广大华行派驻美国纽约分公司，然而又调入日本东京分公司。一九四九年广大华行结束一切业务，他自己开始成立公司，于是正式踏上一条商人之路，他本应该是文人，但命运使他进入了一个充满商机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作为战败国，战争留下的创伤，正待复兴，他有广大华行做生意的基础，以及他曾踏足于日本社会的实践，使他在日本现代化飞速成长中发达起来。他的森美公司，座落在东京银座，做的是石油生意，可想这不是一般的生意了，我也不去猜测，但是他在祖国改革开放时期后，做的两件大事我是清清楚楚的：一，他将赚到的全部财产捐给我国的教育事业：建立清华大学“一二•九奖学金”和中国科技大学“张宗植科技奖学金”。二，他将他一生的文学创作，包括三十年代在清华周刊，文艺月报等刊物上发表的杂文，小说，以及他近期写的散文、诗、回忆录，由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编辑成张宗植怀旧文集——《比邻天涯》。他寄给我的每篇手稿，我都保存在书柜里。我们都已到了晚年，无限怀念我们的童年，一九八八年张秀娟夫妇邀请我和老伴去香港会面，张宗植也从日本赶来同聚，那种欢乐的心情，真是无法用文字来形容。我们以前在徐舍小镇上，古老旧式的大家庭生活方式，已经被时代的潮流打碎了，人各天涯海角，但留下来的亲情和友情是永恒不变的。看到他们的生活方式和香港的物质繁荣景象，也使我感到国内长期搞“运动”，在经济建设上已经同世界脱离了很大距离了，只有改革开放，努力向国际上先进的国家学习，才能获得新生。　　　　　　　　　　　 　　　1996年11月写于上海 　　 　　备注： 　　作者宗典先生，是张宗植先生的小舅舅，2004年夏于上海逝世，享年93岁。 　　宗典先生生前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的理事，上海博物馆资深馆员，也是1986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美术辞典》的编委和主要撰稿人之一。他生前曾发表过许多美术方面的学术著作。子女在整理他的文稿遗作时，发现这篇尚未公开发表的长篇回忆文章。现摘录其中有关对张宗植先生回忆的段落单独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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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7/2/3 9:24: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