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1号馆文选__同学少年

一、杨嗣昌对待政务分歧的一些处理方法 　　 　　崇祯十年，杨嗣昌的“张网”计划进行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张献忠请降。 　　 　　杨嗣昌建议：拒绝招抚仍然剿杀，或命张献忠以立即率部剿灭残余流寇作为条件。崇祯不听，说“岂有他来投降，便说一味剿杀之理？”杨嗣昌详细分析了一番，仍然主张皇帝应命诸将“阴以剿杀”，崇祯还是不许，坚持“不可尽杀”。圣旨遂下。 　　 　　杨嗣昌不再与皇帝争辩，指示熊文灿“一日未靖，为抚为剿未有定算，当局须有深心，未可轻泄，翻至成变。”，依然要求诸将阳抚阴剿。 　　 　　后，戴东旻报张献忠要在谷城种田贸易，杨嗣昌对皇帝说“献忠若真心反正，杀贼自效，当敛众出降以待号令，岂可据城要抚？”崇祯不听，说“造房种田，正是招抚好处，又要遣散往哪里去？”杨嗣昌见皇帝主意已定，又不再与皇帝争论，只是叮嘱戴东旻：“勿于初下手时作无了手之事”。 　　 　　之后，杨嗣昌更当朝表示“今既抚之，不容不信”，朝廷的争议也日渐平息。 　　 　　杨嗣昌不愿意给皇帝难堪，在觉察到皇帝主意已定、争议已经无用只能徒惹不快的情况下，即使自己再有道理，他不会去做“死谏”扬名的忠臣。他可能会暗中依照自己的见解做一些布置，尽可能预防皇帝的主意可能引发的恶果，但公开场合，他是向皇帝作了妥协，并支持皇帝的。 　　 　　 　　二、杨嗣昌对待战时将领不合问题的态度 　　 　　“十面张网”进行时，陕西总督洪承畴与陕西巡抚孙传庭发生矛盾。孙曾在向朝廷的上书中，流露出对洪剿匪不利的不满情绪。 　　 　　崇祯召见杨嗣昌，询问剿匪情况，杨嗣昌回答：“总督洪承畴精诚劳苦，奈剿贼经年无功，臣请旨严责，渐有成效。巡抚孙传庭臣素知其才，因蓝田兵叛，有‘不出省城一步’之语。臣具奏谓：此可困庸人，不可以困豪杰，今果能展布几番大杀，马首迎降，剿是真剿，抚是真抚，余寇有荡平之望。而传庭用兵动支屯课，不待剿饷，尤为难得。”皇帝面前，给一人说一番好话。 　　 　　实际上，杨嗣昌暗中向陕西巡按谢秉谦了解过情况，谢回复“二公似有水火之形，未见水火之事”。杨嗣昌嘱咐谢说：“洪公圣贤一路，洞山古佛也；孙公豪杰一路，泰山岩石也……惟公调剂责成，以黾勉同心”。所以，杨嗣昌也愿意在皇帝面前为两人都进一些美言，促成他们的默契配合。 　　 　　由此可见，杨嗣昌对将领间由于性格、政见等原因造成的不和是非常理解的，他不愿意勉强任何一方必须接受对方，但希望他们在战场上可以捐弃成见，和衷共济。所以，他自己与卢象升的事情，杨嗣昌未必会采取不理智的举动去解决。 　　 　　三、崇祯十二年“五大法案”与杨嗣昌 　　 　　北京戒严刚解除，言官兵科都给事中张缙彦就上书朝廷，主张对从杨嗣昌以下各级官员，分五类论罪。 　　 　　崇祯批准，命杨嗣昌主持此项工作。几日后，杨嗣昌上书皇帝，为总督孙传庭、陈新甲，督察大学士刘宇亮，赞画杨廷麟，作了辩解。对于战死却仍然名列其中的卢象升，杨嗣昌辩解说，卢“以闻忧候代之人，忽作卷甲勤王之事，捐躯矢报，较吴阿衡不同，一则失火之人，一则救火之人。” 　　 　　杨嗣昌认为应该重处的，就有总兵王朴“提兵满万，巧避出关，坐视不救”，还有总兵李重镇“弃总督卢象升而逃，应当重处”。后经过崇祯审阅，重新划分了五等罪状，称为“五大法案”。 　　 　　言官们认为作为兵部尚书的杨嗣昌不能置身法外，纷纷弹劾。给事中李希沆向皇帝声称：自皇上即位以来，北兵三至，已巳之罪未正，致有丙子；丙子之罪未正，致有今日。御史王志举则向皇帝建议：请皇帝按照以往失事兵部尚书丁汝夔、督师袁崇焕处死的先例，处死杨嗣昌。 　　 　　崇祯感到愤怒，将李希沆、王志举革职，激起朝臣强烈抗议。杨嗣昌也屡次上书请罪，崇祯一概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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