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1号馆文选__馆藏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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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皇帝迫于“东林”势力,于万历29年(1601年)勉强立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作为对朝臣的抗议,遂在其统治的后20年里采取了消极怠工的策略。 当其时,各部门任职报告都被皇帝扣压,各衙门均出现“有职无官”的奇特现象。南北两京的六部尚书和左右侍郎多一半空缺,暂由司官掌印,地方官员的情况大致相同。这就造成政务混乱,管理松弛,为贪污腐败大开方便之门。 万历对皇帝太子诸事也抱同样态度,其中就包括了慈庆宫小皇孙们的教育事宜。作为太子之子,小皇孙们都是未来皇位继承人的人选。所以,他们本该在一个由高级学者组成的教授班子的严格指导下,接受最正规的儒家经典教育。但实际上,此事一直无人过问。 所幸,崇祯的天性就对“学问”之事有着强烈的兴趣(即位后,崇祯对西方科技乃至宗教文化所流露出的求知心态,可作参证),因此,他就自己用功,向身边几个有文化的太监请教,从中学会了基本的识字读书,并请他们讲解一些宫中收藏的传统经史著作,教给自己查阅常用的工具书(字典)的方法。 万历皇帝与光宗先后去世时,崇祯已11岁。他的身份,由可能的皇位继承人,变为寄居宫中的小皇弟。从天启的年龄和子嗣情况看,作为亲王的崇祯,基本已丧失了继承皇位的可能。“之国”的制度,使得学生信王,在未来的日子里也绝无用武之地;而信王的教师,势必无法从中谋得什么政治前途,甚至连摆在眼前的成果——教育成绩,也因无人关心而必然得不到任何奖励。所以,对信王进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传统教育,已经成为一项对任何人来说,都毫无实用价值、丝毫没有必要过问的多余之事。 天启去世,崇祯17岁。在即位后,他立即开始了“日讲”和“经筵”,由内阁和翰林学士为他讲解“四书五经”和《通鉴》等。明制:“日讲”除节假日、大典礼和逢三、六、九的常朝仪式外,每天都要进行;“经筵”则是在春秋两季每月举行3次的、规模更大的学习活动。理论上,对于这些制度,皇帝必须严格遵守。但是,自正德皇帝起,明帝们或是懒惰,或是贪玩,很少能坚持“日讲”,有的就干脆废除了这一制度。而崇祯在位17年,规规矩矩的参加了17年的“日讲”“经筵”,寒暑不辍。 所以,与黄道周辩论的开始,崇祯说:“朕幼年失学,成长后又缺少见闻,只是不时在‘经筵’中略微懂了一点道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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