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月底，将是敬爱的父亲离开我们十周年的纪念日，家人和朋友已陆续写出了深情缅怀他的纪念文章，情真意切，令人动容。今天先登载的是王蔚琦老师的文章，她的父亲与我父亲是一对忘年交老友，她将两位前辈相识相知的一些过往经历细节，他们之间的真挚感情，她的所知所感，逐一记录叙述，内容丰富充实，让历史重新呈现，也让后人有更多了解…… 　　 　　 　　忆徐景贤同志 　　时间飞快，曲指算来景贤同志离世已有十年整了，然而他的音容笑貌还时时在我的脑海里浮现，仍是那样清晰。 　　记得五十年代初期，我还在晋元中学读初中时，就认识了他，因为那时，他正跟随市委工作队进驻我父亲王阿龙所在的大隆机器厂蹲点了解工作。跟阿龙师傅熟悉后，有次来我家玩，他问我：“阿菊，侬读书好伐？要用功啊！”那时的我傻乎乎地看着眼前这位陌生的年轻人，一身便服，一双浅口的布底鞋，文质彬彬，一看就是个生活简朴的读书人。 　　后来再次见到他时，大约摸是在1967年文革初期，那次是他带了一个朋友临时路过我家，进门就对我阿爸说：阿龙师傅，我肚皮饿，有没有便饭？我母亲赶紧弄点吃的招待他俩。他俩吃饭时我阿爸就在一旁气愤地告诉他最近发生的一些情况：“我16岁从无锡乡下逃难到上海来学生意，几十年我都没离开过大隆机器厂，现在居然有人检举我，说蒋介石送过‘中正剑’给我，所以厂里的一些造反派就多次来我家抄家，所谓“反动的”东西一样也没有，就连一付厂里用的纱手套也没有抄出来，我家里的东西倒被他们顺手牵羊拿走了……。”景贤同志耐心地听完后说：阿龙师傅，我那年来到大隆机器厂蹲点时还是一个高中毕业生，跟工作队来厂里体验生活，也帮你写点东西。几个月接触下来，我们非常了解你的为人，你家兄弟三个，只有三分田，家中日子艰难，不得已才背井离乡来到上海学生意。你的情况已向组织上讲过，丁瑜书记（进驻大隆厂工作队队长）、老姜（姜东城，工作队成员）他们都晓得，侬放心，领导上对你历史都了解，丁瑜书记还是你的入党介绍人了，没有什么问题的……。吃完饭后他讲还有几处地方要去看看，便匆匆离开了我家。 　　文革开始之后我们就再没联系过，只是在里弄向阳院的电视机新闻里陆续看到过有关他的消息，文革中他担任上海市委书记，上北京参加中共九大、十大党代会、接见各国外宾来访、带队上海芭蕾舞团出访朝鲜等等新闻……。阿爸有时看见就会对我讲：“有学问、有本事，组织上才会培养他当领导。侬也要好好工作啊！” 　　文革期间我父亲的“问题”被造反派搞得逐步升级，从“蒋介石送宝剑”到“放火烧厂（纵火犯）”，后来竟然被扣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而且被强行送到普陀区公检法某处关押起来。受到父亲“政治问题”的影响，造反派还莫名其妙对我母亲讲：“你女儿过的是资产阶级小姐的生活，一定要到农村去改造改造。哪一天不去都不得过门。”就这样蛮不讲理地将我送到崇明红星农场“五七”干校去劳动改造。 　　在解放前，我父亲作为厂里工人阶级中的一员，为地下党组织活动做过许多掩护工作；解放后他有一种很强烈的翻身感，早出晚归、竭尽全力拼命为党工作，是丁瑜书记在1950年发展我父亲入了党。当时大隆厂属于兵工厂，那时父亲已担任工段长，事事冲在前，带领工人师傅们日日夜夜奋战在工地第一线，艰苦奋斗、无怨无悔。 　　那时的淮河泛滥，年年发水灾，沿河的平民百姓灾难深重。解放后治理淮河工程是新中国成立后建设的第一个全流域、多目标的大型水利工程，毛主席先后四次对淮河治理作出批示，并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周总理亲自部署召开第一次治淮会议，研究制定了“蓄泄兼筹”的治淮方略，当时大隆厂也接到任务共同配合治理淮河，并特意邀请来一位苏联专家，想请他帮忙设计出一套水库中运用的防洪设备；后来又从美国请来了一位总工程师搞设计，但是搞了好长时间，都没有一个结果；还是我父亲与工人师傅们心系淮河抗洪第一线的军民，不分昼夜，潜心研究，不断琢磨试验，终于发明出一种新型的套筒设备安装在淮河防洪大坝里，对泄洪起到了关键作用。故而大隆厂对在治理淮河工程中作出重大贡献的阿爸，多次评他为“市级劳动模范”，还奖励去杭州疗休养。一个出身贫苦、受党培养教育多年，对党忠心耿耿的工人干部，文革中怎么就凭几个造反派的胡乱造谣，王阿龙就成了一名“纵火犯”了呢？除了小便、吃饭，阿爸身上一直挂着大黑板，从早上站到下班，一直让他站在厂门口示众，他们还不时地转换关押他的地点进行批斗他，狠毒地抽打他，简直是没有人性！ 　　在那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日子里，我家几乎陷入绝望中，如何能为阿爸洗清冤屈？无奈之下我只能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实事求是写信给当时的上海市革委会领导反映父亲的情况。但是在那个混乱的年代，作为一个平民百姓、一个处于逆境的老工人，谁会来关心帮助他？没想到徐景贤同志收到了人民来信，在我家最最困难的时候，他能够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不怕多事，让秘书张家龙联系大隆厂造反派组织，告知王阿龙在历史上是清白的，入党之前都已查明，没有政治问题。在关键时刻为一个勤奋朴实忠厚的老工人说了公道话，洗刷掉了父亲莫须有的罪名，明辨了是非，这对父亲来说是有着多么深厚的救命之恩啊！ 　　解放初期，景贤同志从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的一名高中生，毕业后积极响应市政府号召，放弃上大学的机会，毅然参加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上海市政建设，按他的写作特长被分配进入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并随市委工作队进入大隆机器厂体验生活，与工人师傅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时帮着八级技工工段长阿龙师傅写写生产计划、工作小结之类的东西。他对党一贯忠心耿耿，利用业余时间，写下了很多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工农兵的好作品、好文章，是敬爱的周总理提携、培养了他。正值文革开始，他听党的话，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夜以继日为党工作，不谋私利。谁知文革结束后，这样一个正直的、做事有原则的好人，却被冠以“反革命”的罪名，我坚信他绝不会做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其中我可以从一件小事来说明他对党的忠诚，对百姓的关爱，对自己的严格。 　　文革中已身居要职的他，对年迈父母提出的想改善一下老旧住房条件（没有煤卫设施）的要求不加考虑，他说：现在我是一名共产党的干部，时时处处都要注意影响，要维护党的形象，要以身作则，我们家庭坚决不能搞特殊化！你们在石库门旧里生活了几十年都过来了，这样的困难不是我们一家，今后有市政建设统一规划时，跟周边居民一起解决吧。 　　这样一心为公，不谋私利的党员干部才是人民所认可和爱戴的。 　　粉碎四人帮之后，他因受牵连，从最初党中央文件传达的免于刑事处分，到最后重判18年刑期，但他都忍受下来了，并在狱中为年轻犯人开办文学讲座等，为他们提升文化水平，今后回归社会、适应社会，继续生存下去而做了他力所能及的事情，他就是这样一个到哪里都想到帮助别人的好人。有一个故事是听景贤同志后来告诉我们的，当年在提篮桥监狱服刑期间，有一次，管教队长曾给他转去一封署名王阿龙的来信，我父亲信中表述想去探监看看景贤同志，说自己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怕今后见不到他了，很是想念他。队长问道：王阿龙是什么人，你是否想要见见？当时的状况，除了家属，也确实没有其他人胆敢来探监看望他。景贤同志很是感动，也跟管教队长简单介绍了这位大隆机器厂的老党员老劳模老朋友，但景贤同志出于保护父亲，那样的年代和困境下，感觉还是不见为好。这可以看出他们俩之间的真挚友情，危难时刻都想到对方，也都为对方着想着。 　　据当年一起进驻大隆机器厂蹲点的工作队队员姜东城叔叔回忆：因为文革中景贤同志保护过我父亲，为父亲莫须有的罪名进行过澄清，在文革结束后1977年，有专案人员曾专程去找过姜东城了解情况，询问当年徐景贤和王阿龙是什么关系？为何在文革中要帮他说话解脱罪名？姜东城回答：“五十年代初期的徐景贤刚毕业不久来到市委宣传部工作，是个涉世不深的学生孩，他文才好，工作认真，待人平易近人，很得领导赏识，组织上安排他跟随我们工作队一起进驻大隆机器厂（兵工厂）体验生活；阿龙师傅当时已经是一位铸钢技术过硬的老师傅了，担任工段长，苏联专家以及从美国请来的工程师，在工作上碰到难题，都会向阿龙师傅讨教，阿龙师傅待人热情没话说，是个好人。工作上需要时，徐景贤会帮着阿龙师傅写写工作小结、报告等，他们之间原本不认识，就这么简单，没有什么特殊关系。”如果不是姜东城叔叔客观、公正、实在的解释，那时囿于景贤同志的罪名，文革结束，我父亲估计又会因他的倒台，受到新一轮政治风暴的影响而再次遭殃。父亲晚年及临终前再三关照我，有三位正直的领导不能忘记的：丁瑜、姜东城、徐景贤，要感激他们在危难时刻客观、公正对父亲的评价，要我日后经常去看望他们，我做到了。至今，姜东城叔叔已90多岁，长期住在医院中。 　　文革结束到如今，近五十年过去了，尽管外界对徐景贤有各种看法、误解和认识，背负着“反革命集团成员”的罪名，他心里肯定有委屈和苦衷，但他始终坚信历史会给他一个正确的评价。出狱回家后，他第一个想到看望的人就是我父亲。他知道我在徐汇区某学校工作，便打电话到处寻找我，联系上后便迫不及待地去我家看望年迈的阿龙师傅，他们这对忘年交朋友经历过二、三十年的分离和文革风暴的挫折，还能活下来相聚重逢，真是百感交集、热泪盈眶。在我与景贤同志多次接触过程中，感觉到他始终把自己看作是党忠实的儿子、忠诚的战士，对祖国对党的热爱没有因十八年的牢狱而衰减，仍是那样地执着和坚信着。我想：这应该就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所终生不渝的追求并永不改变的信仰吧。 　　景贤同志，您离开我们大家已整整十年了，我们都很怀念您，您一贯体悟人心，辨察世事，应是我们一辈子要认真学习的榜样。 　　相信党、相信人民，相信历史一定会给您一个正确的评价！ 　　景贤同志，一路走好。 　　 　　 您的朋友王蔚琦 　　 2017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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