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晚，李自成的大顺军攻陷北京外城。崇祯见大势已去，遂于次日凌晨登上万岁山（今景山）自缢身亡。他临终前留下血诏：“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群臣误朕。” 　　 　　对于崇祯这句牢骚话，历来史家见仁见智；倒是《明史》评论较为客观，说他“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然“大势已倾”，“用非其人”，以至“身罹祸变”。 　　 　　平心而论，崇祯对于明朝覆亡固然难辞其咎，但他执政后还是很想有番作为的。他登基伊始，便当机立断地剪除了魏忠贤阉党集团。接着，又严惩贪官污吏。在用人上，更是每“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才”。然而事实却是：堪当重任之才寥若晨星，多数是崇祯每任用一人，便失望一人。究其原因，除了崇祯帝本人刚愎自用，用人失察之外，关键就在于，明朝中后期在选人用人机制上发生了严重腐败和危机。 　　 　　明初，开国皇帝朱元璋很注意重典治国，在官吏铨选、考核、监督方面也制定了一套严密的制度。但到明代中后期，随着整个国家机器日趋腐败，这些制度也都遭到严重破坏。当时，科场舞弊盛行，对官员的考核、监察名存实亡，连负责考核选拔官吏和惩治贪墨的吏部官员和监察御史们，也大肆贪污受贿。据孙承泽《春明梦余录》记载，这些人每到一处，便公开收受贿赂，以至“不肖有司应劾者，反以贿得荐；应荐者，多以不贿止”。到崇祯上台，虽然他以很大决心整饬吏治，但已积弊难返。崇祯元年，吏科给事中韩一良在奏疏中说：“臣所闻见，督抚也，非五六千金不得；道府之美缺，非二三千金不得；以至州县并佐贰之求缺，各有定价。”寥寥数语，生动反映了当时买官鬻爵之风愈演愈烈的情况。其实，崇祯对此并非没有觉察。他在崇祯十年的《罪己诏》中就说得明白：“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明末的官场，已俨然成了权钱交易的大市场。 　　 　　这些通过走门子、塞票子上来的无耻之徒，其道德品性不言自明。至于其能力如何，虽然不能一概而论，但既然来路大多不正，其能力、素质恐怕也要大打折扣。崇祯朝战事频仍，但崇祯御宇17年中，却是“兵事方亟，诸大臣避中枢（指兵部尚书一职）”。原因很简单，军事并非儿戏，那些只图渔利，并无真才实学的贪官墨吏们，平日当当太平官还勉强凑合，要真让他们领兵打仗，搞不好连脑袋也保不住。事实也确实如此。崇祯一朝，因军事失利被杀的领兵官员不计其数。 　　 　　明王朝大厦将倾，崇祯面对的却是这么一批贪才、庸才、蠢才，他怎能不陷入“任用一人，失望一人”的怪圈，并且直到临死还牢骚满腹呢？

原文2001-8-09 发表于《解放军报》  浏览：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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