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元年，陕西澄城暴动，一般大家认为这是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开端。同年，西北农民纷纷拿起了武器开吃自助餐。 　　 　　崇祯2年，崇祯君臣正式研究西北“流贼”问题。陕西三边总督死于任上，崇祯一意选中杨鹤，这个杨大人最得力部将就叫洪承畴。杨鹤就是一个主抚派，他的意思，此次风暴“总因饥荒之极，民不聊生”，所以提出了以抚为主的方针。 　　 　　崇祯3年，王虎、小红狼、一丈青、掠地虎、混江龙等在陕北纷纷接受杨鹤的招安。但是，人家拿了免死牒回了家，面对的还是大饥荒还是饿肚皮，所以全部是旋抚旋叛。 　　 　　崇祯4年，杨鹤也无法忍受下去，上书朝廷要安插流民的钱。崇祯也动了心，就说出了被后人批为“虚伪”的几句经典语录：“流贼原是中原赤子，不可纯以剿为事。”“寇亦我赤子，宜抚之。”但是本人觉得还是这句最能表明崇祯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陕西屡报饥荒，小民失业，甚至被迫而从贼，自罹锋刃。”并又捐了10万。 　　当时陕西农民军分两路，东路最著名的是张献忠、罗汝才部，西路是神一元、神一魁部。同年，神一元死，杨鹤招抚神一魁成功。但是，钱粮放完后，招抚的农民吃不到3个月又饿了肚皮，所以继续降而复叛，连编入正规军的神一魁也再次起事，杨鹤招抚的计划彻底失败。 　　 　　崇祯5年，又一场大旱来临。洪承畴接任陕西三边总督。 　　 　　崇祯6年，明围剿成功，农民军面临全军覆没，农民起义陷入空前低潮。李自成、张妙手等来到京营总兵司令部请降，得到同意。农民军有此喘息良机，趁冰封期来临突然全部跨过了黄河。 　　 　　崇祯7年，崇祯接受朝臣建议设立五省总督，陈奇瑜出任。农民军被迫避入群山潜伏，张献忠、张妙手等再次向朝廷要求招安，崇祯批准招抚。但这帮人已有多次降而复叛的前科，多一次不多少一次不少，所以险境一过再次叛变。因为此事经皇帝亲自批准，所以崇祯顶住朝臣的压力没有处理陈奇瑜，反而逮捕了几个“破坏抚局”的人，一再表示招抚的方针没有错，只是执行中出了具体问题。但朝臣们抓住机会不依不饶，反复弹劾，崇祯于年底将陈奇瑜逮捕到京，改派洪承畴兼督五省军务。 　　 　　崇祯8年，潜伏的各路农民军纷纷重新出笼，明祖陵所在地凤阳失陷，皇陵被刨。崇祯下“罪己诏”，洪承畴加升兵部尚书。崇祯破格提拔卢象升为东路统帅，洪承畴专门经营西北。 　　 　　崇祯9年，孙传庭出任陕西巡抚。高迎祥被捕，但因清军入关，并未押解京师。崇祯起用在家守孝的杨嗣昌出任兵部尚书。 　　 　　崇祯10年，杨嗣昌筹备并实施了他的“十面张网”计划。李自成接连遭受重创，带领千余人马重新潜伏于山区。张献忠向熊文灿部再次请降，再次得到崇祯的批准。并当面批驳杨嗣昌说：“岂有他来投降，便说一味剿杀之理？”随后，罗汝才等部也接受了招抚。农民军再次陷入低潮。 　　 　　崇祯11年，杨嗣昌提出应让归降的农民军出征剿杀未接受招安的农民军，让其两败俱伤。若降军不肯服从，则以武力解决，以平“心腹之患”；对清，杨嗣昌主张和议。但崇祯没有听从这一建议，反而调对农民军作战比较得力的洪承畴为蓟辽总督，专门负责对清作战。 　　 　　崇祯12年，张献忠、罗汝才等部复叛。洪承畴为蓟辽总督，而孙传庭不愿与杨嗣昌主持的兵部合作，推说耳朵有病，崇祯一怒将其下狱。只好由杨嗣昌赴前线督师。地方军阀左良玉养寇自重，放过兵败玛瑙山的张献忠一马。继任兵部尚书傅宗龙等弹劾杨嗣昌，崇祯对朝臣在关键时刻不能和督师同舟共济反而弹章迭上非常恼火，将傅宗龙下狱，起用杨嗣昌力荐的陈新甲继任兵部尚书。 　　 　　崇祯13年，张献忠、罗汝才部一路等胜，李自成部复出。 　　 　　崇祯14年，李自成攻陷洛阳、张献忠攻陷襄阳。福王、襄王被杀。朝臣再次弹劾杨嗣昌。杨嗣昌病死。 　　 　　崇祯15年，崇祯重新起用孙传庭督师。李自成大败孙传庭部。 　　 　　崇祯16年，张献忠占领武昌建立大西政权。孙传庭战死。 　　 　　崇祯17年，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攻克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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