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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取代明王朝,清的开国之君是顺治,明的亡国之君是崇祯。这个崇祯,与既往历代亡国之君相较,他既不属夏桀、商纣那一类暴君,又不像南朝陈后主、南唐李后主那样沉溺声色;也不是东汉献帝、北宋钦宗那种庸主。相反地,他和代他而立的顺治一样,本来可以有所作为。本来可以有所作为,终究变成亡国之君,其间的根由颇足寻绎。 明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熹宗朱由校病故,其弟信王朱由检继位,于次年改元,是为崇祯。弟代兄位,承接下的是一个烂摊子,朝廷内外都被阉宦魏忠贤及其党羽所控制。崇祯不露声色,即位未久便粉碎了阉党,臣民赞颂不已,誉为“神明自运,宗社再安”。既而又下诏,撤罢各镇内臣,以杜绝宦官乱政之门。在位十七年,他一直勤政理事,节俭自律,不近女色,史志称其“鸡鸣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劳成疾,宫中从无宴乐之事”。讲励精图治,他是朱元璋以后明代16位君主中最突出、最言行一致的一个。 只可惜他生不逢时,明王朝已经到了朝不保夕的末世。一面是“内忧”,普天下农民起义势不可挡,崇祯十三年(1640年)以后更如火如荼。另一面是“外患”,东北地区满族人建立的清政权日益坐大,随时威逼山海关。忠臣良将卢象升、袁崇焕、孙承宗等内征外战,原可倚重,崇祯却听馋疑忌,枉杀而失却股肱。围绕身边的当道大臣温体仁、杨嗣昌、周延儒等尽皆庸才,专事逢迎,也加剧了崇祯个人决策的再三失误。这样苟延残喘到了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八日,明王朝的都城北京终被李自成农民军攻破,崇祯自缢身亡。临死前,他对太监王承恩感慨“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尔!”浩叹“天亡我也”,留下无限遗恨。 崇祯的感慨和浩叹并不准确。他虽然励精图治,但在用人、决策上确有诸多过错,不能全都推给“诸臣”。也不是什么“天”要“亡”他,而是如《明史》所评,尽管他“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这里的“运”,也不是什么“天”注定的运气、运命,而是诸多历史因素所构成的那股“合力”,那种任何人无法抗拒的必然或者趋势。在必然或者趋势锋头所向面前,莫说他一个崇祯,即便换成“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也将无力回天。所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信然!具体一点说,明王朝历经270余年,早已由盛转衰。其间自中期万历以后,即已纲纪颓丧,朝政腐朽,统治动摇。后期更是党争激烈,阉宦乱政,民不聊生。加之自然灾害仍频,进一步激化了阶段矛盾,农民起义势可燎原。满州贵族崛起,顺治之父皇太极三次率兵攻入中原,使北京三次告急。这一切,就交互作用而形成了一股“合力”,形成了明王朝风雨飘摇、命在旦夕的必然或者趋势,纵然十个、百个崇祯也抗拒不了。何况崇祯也有不少失策、失误。恰好碰上了由他来当这个末世帝王,除了作亡国之君,还能够有什么别的好果子吃? 一定程度上,崇祯恰好碰上的这种“运”道,颇与《红楼梦》里的王熙凤和贾探春相似。那两个女子也极精明能干呀,可是,要想扭转贾府“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的颓势,终竟只能心劳力拙。“凡鸟偏从末世来”,“生于末世运偏消”,固然说的是王熙凤和贾探春,移给崇祯也颇切当。而且不独他们几个人,还可以推而广之,小至于家,大至于国,凡类似者无不适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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