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阁大库档案中发见高鸿中条陈残本一纸。仅附识“二月十一日到。”及“三月十三日奏了。”数字。寅恪案，清崇德七年即明崇祯十五年春清人闻明兵部尚书陈新甲遣职方郎中马绍愉来议和，诸臣各条陈意见。此残本乃其时所上意见书之一也。兹不广征旧籍。但移录明史及清史稿所载此事本末之文，以资参证。 　　 　　清史稿叁太宗本纪贰略云： 　　崇德七年三月乙酉，阿济格等奏，明遣职方郎中马绍愉来乞和，出明帝敕兵部尚书陈新甲书为验。上曰，明之笔札多不实，且词意夸大，非有欲和之诚。然彼真伪不可知，而和好固朕夙愿。尔等以朕意传示之。五月己巳朔，济尔哈朗等奏，明遣马绍愉来议和，遣使迓之。壬午，明使马绍愉等始至。六月辛丑，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言，明寇盗日起，兵力竭而仓廪虚，征调不前，势如瓦解，守辽将帅丧失八九。今不得已乞和，计必南迁。宜要其纳贡称臣，以黄河为界。上不纳。以书报明帝曰，自兹以往，尽释宿怨，尊卑之分，又奚较焉。使者往来，期以面见。吉凶大事，交相庆吊。岁各以地所产互为馈遗。两国逃亡亦互归之。以宁远双树堡为贵国界，塔山为我国界，而互市于连山适中之地。其自海中往来者，则以黄城岛之东西为界。越者各罪其下。贵国如用此言，两君或亲誓天地，或遣大臣莅盟，唯命之从。否则后勿复使矣。遂厚赉明使臣及从者，遣之。后明议中变，和事竟不成。 　　 　　观此可知鸿中所言，与祖可法张存仁之说相类，应是同时议论。沈阳当日明室降臣，其于和议条件，所论至苛。盖渐染中原士大夫夸诞之风习，匪独大言快意，且欲藉此以谄谀新主，是诚无耻之尤者矣。其实崇祯季年，虽内忧外患不可终日，然究为中华上国，名分尚存，体制仍在。朝鲜前例，岂得遽以相加？故清廷报书亦仅欲以宁远为界。与鸿中所陈“以山海（关）为界也罢。”之第二说不甚相远。此本当时较切情事之议，自异乎外廷夸大之言也。 　　 　　又明史贰伍柒陈新甲传云： 　　初，新甲以南北交困，遣使与大清议和。私言于傅宗龙。宗龙出都日，以语大学士谢升。升后见疆事大坏，述宗龙之言于帝。帝召新甲诘责。新甲叩头谢罪。升进曰，倘肯议和，和亦可恃。帝默然。寻谕新甲密图之，而外廷不知也。已，言官谒升。升言上意主和，诸君幸勿多言。言官诫愕，交章劾升。升遂斥去。帝既以和议委新甲，手诏往返者数十，皆戒以勿泄。外廷渐知之，故屡疏争，然不得左验。一日，所遣职方郎中马绍愉以密语报，新甲视之，置几上。其家童以为塘报也，付之钞传。于是言路哗然。 　　 　　给事中方士亮首论之。帝愠甚，留疏不下。已，降严旨切责新甲，令自陈。新甲不引罪，反自诩其功。帝益怒。至七月，给事中马嘉植复劾之，遂下狱。新甲从狱中上书乞宥，不许。新甲知不免，遍行金内外。给事中廖国遴杨枝起等营救于刑部侍郎徐石麒，据不听。大学士周延儒陈演亦于帝前力救，且曰，国法敌兵不薄城，不杀大司马。帝曰，他且勿论，戮辱我亲藩七，不甚于薄城耶？遂弃新甲于市。新甲为杨嗣昌引用，其才品心术相似。军书旁午，裁答无滞，帝初甚倚之，晚时恶其泄机事，且彰主过，故杀之不疑。 　　 　　同书贰伍贰杨嗣昌传略云： 　　当是时，流贼既大炽，朝廷又有东顾忧，嗣昌复阴主互市策。适太阴掩荧惑，帝减膳修省。嗣昌则历引汉永平唐元和宋太平兴国事，盖为互市地云。给事中何楷疏驳之。给事中钱增，御史林兰友相继论列，帝不问。嗣昌既以夺情入政府，又夺情起陈新甲总督，自是益不理于人口。我大清兵入墙子岭青口山，京师戒严。召卢象升帅师入卫。象升主战，嗣昌与监督中官高起潜主款，议不合，交恶。象升阵亡。神宗末，增赋五百二十万。崇祯初，再增百四十万。总名辽饷。至是，复增剿饷练饷，额溢之。先后增赋千六百七十万，民不聊生，益起为盗矣。 　　 　　据此，则杨嗣昌陈新甲等皆主和议，而新甲且奉其君之命而行者。徒以思陵劫于外廷之论，不敢毅然自任，遂至无成。夫明之季年，外见迫于辽东，内受困于张李。养百万之兵，糜亿兆之费，财尽而兵转增，兵多而民愈困。观其与清人先后应对之方，则既不能力战，又不敢言和。成一不战不和，亦战亦和之局，卒坐是以亡其国。此残篇故纸，盖三百年前废兴得失关键之所在，因略征旧籍，以为参证如此。 　　 　　（原载一九三二年四月清华周报第叁柒卷第捌期）

原文 发表于《明清史料》第一册  浏览：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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