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有这样几段话:
"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岁月，但只看见他今天在削籍大臣，明天在大辟疆吏，弄得大家都手足无所措。对于老百姓呢？虽然屡次在下《罪己诏》，申说爱民，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明史》批评他" 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 （《流贼传》）。这个论断确是一点也不苛刻的。"
"崇祯帝，公平地评判起来，实在是一位十分" 汲汲" 的" 要誉" 专家。他是最爱下《罪己诏》的，也时时爱闹减膳、撤乐的玩艺。但当李自成离开北京的时候，却发现皇库扃钥如故，其" 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十？）两，镌有永乐字" （《明季北略》卷二十）。皇家究竟不愧是最大的富家，这样大的积余，如能为天下富家先，施发出来助赈、助饷，尽可以少下两次《罪己诏》，少减两次御膳，少撤两次天乐，也不至于闹出悲剧来了。然而毕竟是叫文臣做文章容易，而叫皇库出钱困难，不容情的天灾却又好象有意开玩笑的一样，执拗地和要誉者调皮。"
郭伯南等主编：《新编中国史话》里也提到李自成的义军发现皇库里的白银三千七百万锭,总重十八亿五千万两.
郭沫若的看法当然是一家之言.客观来讲,中国历史上干皇帝这一行的人里,崇祯属于最敬业最勤政的一位,他采取的一些措施如广开言路,免赋赈灾等也是很积极的,但他为人苛刻寡恩,好走极端,重大问题上屡屡举措失当,这种优缺点都极其突出的历史人物的确很难评价.我个人对他的资料涉猎不多,可能还是要看过更多的史料后才能有更准确的认识.我对他的恶感可能主要还是由于他冤杀袁崇焕负有完全责任,不但是陷害忠良,而且置整个国家利益于不顾,干过类似误国蠢事的在我印象里只有战国末期的赵王迁.作为个人的朱由检不能算坏人,可能只是个有心理问题,教育水平不够高的年轻人,但很不幸的是他干的职业使人们对他有更高的要求.我可以原谅同情光绪式的幼稚和成事不足,但很难谅解崇祯那样败事有余的苛刻残忍.一个人不能因为童年受过压抑,有心理问题就有了残忍暴虐的权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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