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动中国的作家（四）：顾准 　　批判大会上，他冒着雨点般袭来的拳头高昂头颅喊着“我就是不服”； 　　 　　在他的病已经宣告不治的时候，“连队”领导准备给他摘去“右派”帽子，条件是在一份文字报告中做出“承认错误”的表示，顾准接受了。签完字后他哭了，他对老友吴敬琏说，“这也许能够多少改善一点子女们的处境。” 　　 　　他独立思考的精神远比他的著作更闪光。 　　 　　本期由《新周刊》著名记者李冬莉为我们讲述遥远的顾准。——编者 　　 　　人要有想像力，那千真万确是对的。没有想像力，我们年轻时哪里会革命？还不是庸庸碌碌做一个小市民？不过，当我们经历多一点，年纪大一点，诗意逐步转为散文说理的时候，就得分析分析想像力了。——顾准 　　 　　顾准相对于我这个年龄的人是个冷僻的字眼，上世纪８０年代末文化界开始第一轮对顾准的悼念和反思时，我还是一个刚刚１０岁打头的小女孩。那时候除了书本，所有的文字，读起来都是畅快淋漓，尽管多数只是看个新鲜，甚至不能说读得懂。印象里，顾准属于读不懂的作家中常提及的名字。让我产生好奇心的是，相比于顾准的作品，作家们谈论更多的却是他这个人。 　　 　　可惜，一个人的好奇心在周围大环境的胁迫下，实在是微不足道。《顾准文存》直到１９９５年才第一次在内地公开出版，在此之前，我对他的作品内容记忆最深的还是香港版的《从理性主义到经验主义》中的一个标题：一切判断都得自归纳，归纳所得的结论都是相对。 　　 　　顾准离我很遥远，连伤心都找不到出口 　　 　　１９９５年是我２０多年的人生中难得的一个读书年，考上高中以后，碰巧班主任是个刚刚从师范学院毕业的年轻小伙子，对我们并不严厉。我常常早早地到学校，将桌面收拾成一个用心学习的学生临时有事待回状，然后躲在家里看“闲书”。 　　 　　不过，直到１９９５年，我都没认真去想自己究竟读到的是怎样一个人的作品。当时的我只是一块干涩的海绵，有什么吸什么，尚未具备再生的能力。当时正是喜好西方文学的时候，凡是同西方历史和希腊文化相关的书，见过必读。所以，《顾准文存》中我最先读的是他的《希腊城邦制度》。这是顾准生前的最后两年读希腊史的笔记。我常常为他的一些想法拍案叫绝：他是怎么想到的呢？ 　　 　　１９７４年，顾准临死对五弟陈敏之说他并不怕死，惟一感到遗憾的是对于学术、政治无能为力了。顾准去世时只有５９岁，而《希腊城邦制度》的写成不过是他１９７２年从“五七干校”回来后的两年时间，如果老天爷再多给他一点时间，今天我们所得的价值就绝不止一点。 　　 　　１９９７年夏天，我终于顺利地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弥漫在大学校园里的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同样是经商、出国。读书不过是大家暂时逃避世俗躲开他人的“武器”。 　　 　　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在同一天读到朱学勤的《愧对顾准》和摩罗的《耻辱者手记》时因为谈到的顾准而受到的触动。其实顾准离我的生活很遥远，遥远到连伤心都找不到出口。朱学勤的《愧对顾准》中描述了一个细节，说在一次有境外学者参加的学术会议上，有境外同行问及内地学界，“在六十年代与七十年代，你们有没有可以称得上稍微像样一点的人物？”面对这样一个潜含挑战的问题，一位学界前辈佝偻而起，应声答对：“有，有一位，那就是顾准！” 　　 　　四年大学，最高兴的事是成为摩罗的学生。虽然是老师，但大学四年，与他的沟通并不多，连他的课也是常常逃的，可是他的同样纤细的瘦弱的身材，同样想他人所不想的精神，让我对远去的顾准形象有了更为直接的印象。一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勇气和自己尊敬的老师坐下来好好聊一聊，或者像朱学勤所说的，“我们不敢说‘愧对顾准’，哪怕小声地说一次都不敢，我们这一代恐怕就难以产生自己的顾准。”到了我这里，我甚至不敢说“我们”。 　　 　　“你们当中没人能懂得顾准！”这句话是北京师范大学一位戴着宽边眼镜的师兄愤慨地说的，当时有十几个人的小范围的顾准讨论，参加讨论的人来自四面八方，说是讨论其实是从闲聊开始的，不知怎么从顾准精神说到了出国。可能这样太不严肃了，最终导致了他的离席。或者正是这样的冲突才体现了顾准在当代中国继续讨论的意义。 　　 　　血缘父女： 一个死不瞑目，一个抱憾终生 　　 　　据说顾准长得很有特点，“他的身材鹤立鸡群，长得像堂·吉诃德骑士一样伶仃瘦长，在大家唯恐不够革命，人人一身破衣烂衫充作‘运动服’为时尚保护色时，他却是身着我国二三十年代在上海士绅间颇为流行的背带西装裤。西装背心，再加上那一副玳瑁眼镜，一副爱理不理人的神态。” 　　 　　这副神态的顾准自然对社会充满悲天悯人之心，可上天对他又是何其不公？少年得志的他１９岁就出版过一本会计学方面的著作，而记录他思想体系的第一部作品在上世纪８０年代末才出版自香港，陈敏之为之取名为《从理性主义到经验主义》。 　　 　　在当年，顾准并不是全国闻名的“大右派”，但是在摘帽之后，重新又被戴上“右派”帽子的少中又少者。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关于顾准的众多研讨会上，众多学者在讨论中认为：“顾准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在一个‘绝对真理’、‘绝对权威’笼罩一切的年代，敢于说不——敢于用自己的脑筋独立思考。”多年以后，吴敬琏回想当年，仍清晰地记得在一次无端指摘他“偷奸耍滑“的地头批判大会上，他冒着雨点般袭来的拳头高昂头颅喊着“我就是不服”的神情。从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７２年，他一直在同饥饿和疾病作斗争，从学术价值的角度，顾准的思想谈不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当时给他思考的时间和条件实在是太少了。 　　 　　萧乾曾在《改正之后》中说：“我听到看到那么多科学家、教育家和作家，有跳楼摔死的，也有活活被打死的。那阵子我成天都在琢磨着自己怎么死法。”这样的时代，谁能够好好思考呢？如果没有后来顾准五弟陈敏之的通信，没有他的保留和收集整理，恐怕也将泯灭于历史。 　　 　　开始真正接触顾准以后，我阅读最多的是《顾准日记》，出自经济日报出版社的１９９７年版，标价２５元，１９９８年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的书市上购得的时候降价到５元。好在书确实是正版，也好在虽然身处在一切都可以“盗”的时代，还剩下人的思想暂时无从盗版。 　　 　　看他的日记的时候，我常常将书中《致陈敏之的最后一封信》和他的女儿顾淑林的《迟到的理解》放在一起阅读，想像一个至死不愿连累他人的老好人，一个饥寒交迫，拖着咯血的身体，从亲戚朋友处找寻儿女们的照片的父亲；一个因为父亲的“改造问题”与之老死不相往来的女儿，一个在父亲死去１０年后回过真味的中年人。血缘父女，一个死不瞑目，一个抱憾终生。 　　 　　在崇尚速食精神和实用主义的时代里，严肃地生活 　　 　　《顾准日记》的内容贯穿了三个主题：吃饭、改造、思考。从中不难看出当年顾准的生存状态。 　　 　　顾准的女儿顾淑林在写给叔叔陈敏之的信中说道：“我不想逃避自责，也无法躲开痛苦。”“我逐年追踪着父亲的一生，１９５７年以后，他是一步一步从地狱里蹚过来的呀！他的深刻的思索，常常是在数不完的批斗、侮辱甚至挨打之中完成的，在他最需要亲人的时候，亲人远离了他，可是恰恰他的思考，包含着更多的真理。人生只有一个父亲，对于这样的父亲，我们做了些什么呢？” 　　 　　顾准受到迫害后，与他相濡以沫的夫人，“文革”期间也被隔离审查，顾准将一个未被造反派抄走的银行存折，悄悄地从地板的板缝塞了过去，他以为以此能聊胜于无地给夫人一点安慰，以示一点儿生存下去的勇气。但谁知，在顾准塞存折之前的某一天，他夫人已自杀身亡了。 　　 　　子女宣布与他断绝亲缘关系，还逼着顾准签字同意；同在一城住在妹妹家里的９０岁老母亲，因为妹婿当年的官场身份，终生不得相见；回到北京以后的他一再要求与子女恢复关系，均被拒绝……即使这样，在他的病已经宣告不治的时候，经济研究所“连队”的领导考虑给他摘去“右派”帽子，拿“在一份文字报告中做出‘承认错误’的表示”做条件，顾准还是接受了。这对于他简直是奇耻大辱，那个迎着雨点般拳头仍高喊不服的汉子在签完字后哭了，他对老友吴敬琏说，“这也许能够多少改善一点子女们的处境。” 　　 　　从顾准身上，中国“大义灭亲”的壮举多少令人产生怀疑，一旦概念被偷换，灾难性的后果往往大过“大义”本身。到头来，正如顾淑林所困惑的：“真正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的，是需要解决这样一个悖论——为什么我们和父亲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而却长期视为殊途？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准则，为什么容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为科学的内容？究竟哪一部分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今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做蠢事？对于一个愿意严肃生活的人，必须有勇气正视、解答这些问题，并且承受代价。” 　　 　　这样一段话在崇尚速食精神和实用主义阅读趣味的时代，读起来是不是真的太长，也太累了？对于这一点，或者还是用这句话来回答更恰当：对于一个愿意严肃生活的人，必须有勇气正视、解答这些问题，并且承受代价。 　　 　　我开始在被一个人感动之余学会思考自己，也常常在想，如果自己在那样一个年代会是什么样？一个大义灭亲的女儿还是一个誓死不服的“反动派”？或者仅仅是一个红卫兵？ 　　 　　李冬莉 资料搜集／周君王健 　　 　　链接顾准 　　 　　（１９１５－１９７４年），早年毕业于上海立信会计学校。因为家境的原因自１２岁起到１９４０年离开上海，一直在立信会计事务所工作，负担家里众多人的生计，从一个练习生成长为会计学专家、教授。 　　 　　１９３５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过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上海分会主席、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党团书记等职，是上海第一任财政局局长。 　　 　　１９５７年他发表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第一次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一年以后他第一次戴上右派的帽子，１９６５年“文革”前夕再次戴上右派的帽子。 　　 　　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３日，在北京死于肺癌。 　　 　　从１９５６到１９７４年，拖着咯血身躯的他立志进行探索、研究，在逆境中，写下了《希腊城邦制度》和《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著作，对革命胜利后所遇到的问题进一步进行了思考。１９９５年出版的《顾准文存》在学术界和民间引起非凡的反响，这一系列作品多是他同五弟陈敏之通信的产物，真正留给他写作的时间只有１９７３和１９７４年两年。

原文2003-03-24 发表于北京娱乐信报  浏览：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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