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而引发的“陈寅恪热”，以及更早些时候因《顾准文集》而引发的“顾准热”，其影响越出了思想界、知识界，具有超学术的广泛社会意义。它们代表着一种深刻的、历史性的文化反思，是世纪之交的中国人自我意识觉醒程度的重要标尺。并且，作为对如何评判学术良心、学术方法以及学者的最终价值和最终命运等问题的关注，这些“热”自然也引发了今后学术研究领域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是突出地提出了学术层面的学术理念和治学方法问题。它与以往发生的“问题和主义”的争论有联系，其核心是充分肯定独立的学术研究。本来，尽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总是成立的，尽管“主义”和“问题”往往有所交织，但学者的主要职责是研究“问题”而不是“主义”，这一点是清楚的。张道藩可以弃画从政去搞他的“主义”，徐悲鸿可以鄙夷政治而在画板上搞他的“问题”，大路通天，各走一边，谁更成功，自有公论。但是在“以政治划线”、“政治压倒一切”的社会背景下，独立的学术研究遭到专制政治这种“主义”的残酷打击，被搞成了“最成问题的问题”。与黑白颠倒相伴的必然是人妖颠倒，属于“好人”的学者都遭受到程度不同的摧残。在那种情况下，陈寅恪始终强调“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顾准在极其严酷悲凉的环境中研究古希腊城邦国家等问题，都是英勇地捍卫学术研究的独立和尊严。现在发生“陈寅恪热”、“顾准热”，表明人们不仅钦佩他们可贵的精神和气节，不仅承认他们的学术成果和学术形象的恒久价值，而且认为他们所坚持的学术理念、治学方法拥有更多的真理。经过盲从“政治”、鄙弃学术到厌恶“政治运动”的否定之否定过程，人们重新认识到学术研究的独立、纯洁、崇高和神圣性质，把学术研究从“政治”附庸的地位上解放出来，重新回归到“公共领域”（也有人相对于“官样文章”提出了“民间学术”的概念），伴随而来的便是一种对“地道的学术研究”的重新遵从和追求，以至于有一种学术方法论上的革命性变革的味道。这种革命性变革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直接“解构”旧的“话语体系”，以便用“人的思维”来进行称得上“学术”的研究。所以，对顾陈二人的重新定位，实际上隐含了对国内学术界长期败坏的文风和学风的深刻反省和彻底谴责。我们只要回忆一下有些“著名学府”、“知名教授”忽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忽而“深入研究邓小平思想”的惯常“校风”和行径，就可以感受到文风和学风问题的极端严重性，从而也充分认识到这一革命性变革的文化意义。　 　　其次是鲜明地提出了政治层面的反文化专制主义问题，这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因为“问题和主义”既是“分灶吃饭”的，又的确是密切相关的。在政治激进主义和“政治多动症”煽乎起的“意识形态”中，学术成了政治“主义”的附属品，“问题”完全被某种“主义”吞没，陈寅恪在这种情况下坚持“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问题理念”，显然就上升或转换成了一种“主义”。所以，今天的“顾准热”和“陈寅恪热”的社会政治性质，就是对在斯大林主义政治模式高压下的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严重抗议，是对以“四人帮”为典型代表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深刻批判控诉。同样地，现今文化学术研究领域的“解构理念”的政治意味，就是对文化专制主义的“纽伦堡审判”。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的“奥康姆剃刀”，同样也是政治的“奥康姆剃刀”。这把剃刀不是报复性的，而是开拓性的，是在开拓复归人类文化正常健康发展的坦途，也是在还学术文化以应有的尊严和光荣。“顾准热”、“陈寅恪热”的社会政治意义还在于，我们社会对“群众运动”及其“群众”的问题认识深化了。回顾以“四人帮”为典型的政治模式的历史就可看到，作为“主义”的一极，长期盛行的文化专制主义总是和“群众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而顾准、陈寅恪等人总是“一小撮”。换言之，文化专制主义总是以“大民主”的形式表现出来，总是以煽动下等人（小人、恶人、奸人、庸人、心理变态者、泼妇刁民）群起反文化为手段，达到扼杀社会精英的目的。所以，文化专制主义赖以存活和“得道”的“群众运动”，实质上就是一种群氓运动和政治恐怖主义。这个问题在纳粹德国同样发生过：当纳粹党人上台后（事后看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领导集团，完全是由一帮从低层社会泛上来的小痞子组成），那么优秀的德国民族竟“整体起哄”，形成了反文化的、最终把本民族引向大灾难的“群众运动”。“顾准热”和“陈寅恪热”的进步意义就在于，我们社会不再执迷于什么抽象的“群众”，而是尊崇有教养的、理性的公民，尤其是其中的文化精英。　　 　　再次是严肃地提出了人格层面的人性、个性和创造性的问题，亦即怎样才能做一个“道德文章”相统一的大学者、大文化人。顾准是“参加革命”的经济学家、某种“新型知识分子”，陈寅恪则是具有“贵族血统”的大学问家、“旧式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们二人人生经历迥异，因而在专制主义政治高压下“发生问题”的情况也有所不同。顾准主要通过一种非体制化的觉醒和反叛，体现“入污泥而不染”的人格力量，陈寅恪则主要以一种“不入污泥而不染”的士大夫风范，最终体现的是同一种决不与阿猫阿狗同流合污的先知先觉、彻悟、清高和“大拒绝。顾陈二人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但都是月黑风高之夜的“独行者”，正应了胡适关于“狮子和老虎都是独往独来的，只有狐狸和狗才成群结队”一说；他们在绝大多数文人都走向蝇营狗苟、趋炎附势乃至助纣为虐时却那样“不识时务”，那样绝不合作或“稍许屈从”。其所以如此，就在于他们的精神实质和文人气质是一样的，行动的依据都是大知识分子才具有的非凡人格特性。人性、个性、创造性，正是他们两人的共性和优秀品质。由此我们也看到了某种超凡脱俗的个性和“贵族气质”对于学术生命的重要性。政治是一种“平衡的艺术”，它有把人推向平庸和“冷血”的趋势，而学术天生是一种要求突破“平衡”的创新的生命跃动，它强烈地要求个性和激情，而且学术文化本身就是包含某种“贵族气质”的。所以，一方面，大学者才具有非凡的文人气质，另一方面，非凡的气质成就了大学者；一方面，学术的“贵族气质”造就大学者，另一方面，学者的“贵族气质”促成其做成大学问，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和结论。长期的文化专制主义及其败坏了的文风和学风，突出地表现在制造平庸、扼杀个性，结果使我们社会长期出不了大文豪、大思想家等“精神贵族”。这个问题的后遗症至今严重存在，比如倍受称赞的“７７级”有那么多中文系毕业生，但我们至今却看不到几个象样的“全国性人物”，相反热衷于小官吏主义的“小卡列宁”们倒遍地都是。学术文化的不幸、社会的不成熟还要延续一段时间。　　 　　“顾准热”、“陈寅恪热”也提出了某种社会警示，即对待大文化人、学者，无论是“单位”还是个人，做人做事尤需慎重。《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较多地涉及到或暗示了中山大学作为一个法人实体对陈寅恪的虚伪、恶劣行为（包括积极主动的特务行为在内），这就引发了一种社会认识，即中山大学有组织地迫害社会贤达，在自己校史上留下了极不光彩的一页，必须负历史责任。待到人们冷静下来、成熟起来以后，从内心对中山大学也发出鄙视和谴责，这是十分自然的。过去人们不习惯这样把问题直接摆出来，这一点要改。有一种虚伪抽象的诡辩逻辑至今仍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顽强作祟，即把所干的坏事推到少数人、过去人身上，而“大多数人是无辜的”。按照这种逻辑，迫害陈寅恪的事情与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山大学无关，与中山大学的“广大师生员工”则更是无关。这种逻辑必须在我们的文化语系中彻底拨乱反正，即首先要在总体上把中山大学这个实体定性为责任主体（因为这件事就是在中山大学这块土壤上、这个小环境中实实在在发生的），然后才可论及具体当事人和操作者，至于中山大学的“广大师生员工”，除了积极或消极抵制过迫害行为的少数人（以后要多用“少数人”这个词，而把“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这类抽象的政治花言巧语清除掉）以外，则人人分享一份耻辱。中山大学的这一历史教训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现在文化机构越来越严重地被一些不学无术、“半瓶子醋”却又要硬充读书人的“小人物”把持着，他们“武大郎开店”，对陈寅恪这样的不会给他们带来蝇头小利但却又很有“精神资本”的学者存有本能的藐视和敌视，并且因其小人心理而富有病态的侵犯性。他们一有条件就会对高级文化人进行放肆的打击，不死到临头不会犹疑和惶恐，就同死刑犯的乐观作案心理和临刑前的大小便失禁差不多。　　 　　当然积极的、值得庆贺的方面是主要的。“陈寅恪热”和“顾准热”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国人的正义和良知所具有的伟大力量的体现，也是中国公共的知识界、学术界、思想界的力量的体现。这种现象和力量使人感到，做一个中国人，特别是做一个中国学者，真是荣幸和骄傲，因为还能经历、体验尚能在这个星球上发生的思想文化领域的人文主义革命，而在淹没了人文贵族气息的工业化国度和缺乏文化传统的地方，以及在缺乏独特生活沧桑的民族那里，这是不可能的，正象当年尚属蛮荒的美洲大陆不可能有文艺复兴时意大利特有的人文素材一样，也正象古犹太人若没有经历特有的苦难就不会有《出埃及记》等人类文化巨著一样。隐藏在“陈寅恪热”和“顾准热”背后的强大健康力量，是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知识文化界的不死精灵，它还将在拨乱反正、剿顽纠偏的过程中发挥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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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1/8/25 6:1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