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锐先生的知名度很高。这不只因为李老担任过高级干部，更因为他写了《庐山会议实录》等在国内外产生很大影响的著作。他今年82岁了，一生的传奇经历，就是一部大书。其实，这本书也早有人去写。《光明日报》记者宋晓梦早在1995年就写成了一本题为《党内有个李锐》的传记。只是因为在香港出版，内地读者不易见到。最近，此书以《李锐其人》之名，请张爱萍老将军题签，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我不认识宋晓梦女士，但和传主李锐先生有一些交往。尤其是书中最后一节《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和我有一点关系。那是1995年，时任《东方》杂志副主编的朱正琳给我打来电话，说想策划一个专题：顾准与《顾准文集》，问找谁组稿比较合适。我建议向李锐先生约稿。因为此前的一次座谈会上，我听到柳萌先生发言，说李锐对《顾准文集》评价很高。我当时想，李锐与顾准是同代人，又有相似的革命经历和坎坷遭遇，他对毛泽东晚年的研究独树一帜，请他写一篇肯定有份量。朱很赞成。于是，我给李老去了一个电话，转达《东方》的约稿意向。李老说，不知道《东方》是一本怎样的刊物。我告诉他，《东方》思想很解放，在知识界反映不错。他说，那就让我先看一看杂志。于是，我和朱正琳一起到李老家，送去几本近期的杂志。李老当时说，顾准是经济学家，自己在经济学方面不是专家，最好请一位搞经济学的同志帮助。但我们还没有找到这样的助手，李老又打来电话，让我去一下。到了他家，李老拿出一支铅笔、一叠白纸交给我说，你记一下。李老出口成章，我记下之后，整理出一个稿子交给他。他又和当时住在他家协助他编书的朱正先生一起商量补充，就形成了这篇《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文章在《东方》1996年第2期作为头条刊出后，引起许多读者的共鸣，但也招来了一些争议。 　　 　　如果是正常的学术争鸣，本当欢迎。李老是一个开放的人，平时写文章就很愿意听到青年人的不同意见。但有人看了文章后面注明作者的单位是中共中央组织部，火冒三丈，质问李锐凭什么说：“孔繁森了不起，应该提倡学习；顾准更了不起，更应该提倡学习。”甚至“请求党中央审查李锐，问他还信共不信共，不信就送客。”其实，李老的手稿并没有注明自己的工作单位。因为《东方》杂志所有文章都注明作者单位，便于读者联系，所以在李老文章的后面注上“中共中央组织部”。李老是从中组部副部长的岗位退下来的，现是该部的离休干部，《东方》这样注明作者的工作单位是如实的，丝毫没有拉大旗作虎皮的意思。甚至孔繁森和顾准，他们一个是实际工作者的楷模，一个是思想解放的先驱，都值得后人崇敬和学习，但历史意义体现在不同的层次上。顾准是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第一人，仅凭这一条，李老对他的推崇就不过份，何况顾准的贡献远不止这一条。 　　 　　我当时内心产生过歉意，都是我的提议，给李老招来麻烦。李老年纪这么大，如果气出病来怎么办？但我的想法错了，低估了李老的心理承受力。他大风大浪都过来了，还在乎这点小小的风波吗？面对这些攻击，李老精神抖擞，又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关于<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文的答辩》，一篇是《小风波与大悲哀》，义正词严，一一回答了所有攻击。 　　 　　一年后，我和陈敏之先生编成《顾准寻思录》一书，收入李老这篇文章，并请李老题写书名，李老欣然挥笔。现在，读了这本传记，我又悟到李老认同顾准的另一层原因：顾准说他手上没有血；而李锐则在80岁时有一首自寿诗——曾探骊珠沦厄运，仍骑虎背讲诤言，早知世事多波折，堪慰平生未左偏。他们都属于担任过高级领导干部，只挨过整，而不曾整人者，这也算是一种难得的神交。 　　 　　《李锐其人》当然不只讲述这一件事，而是叙述了李老的一生。从父亲参加辛亥革命，自己学生时代参加学潮，投身革命，到延安创办轰动一时的墙报《轻骑队》，抢救运动中第一次入狱，办报生涯，给高岗、陈云先后当秘书，草创新中国的水电事业，卷入关于三峡工程的争论，亲历庐山上的风云变幻，从59年挨整到文革中再次入狱，恢复工作后参与选拔“第三梯队”，以及晚年的研究、著述和诤谏。历经磨难，李老仍不肯做太平官，更不是以权谋私，而是奋不顾身地勇闯禁区，开创局面。离休后，他仍无时无刻地不在关心祖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正如他自己的诗所说：“关怀莫过朝中事，袖手难为壁上观。” 　　 　　前些天，李老有事给我打来电话。我顺便说起刚读到这本书，他哈哈一笑说，这本书能在内地出版不容易，你可以写一点感想，扩大扩大影响。我也正有许多感受，于是记下了以上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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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1/7/27 18:2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