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得知顾准，是在十多年前的思想解放运动中。那时我在南方的大学读硕士生，至今我还记得读《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文时受到的震撼。那篇笔记式的文字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内部刊物《未定稿》上，很不起眼，好在当时中国的期刊报纸还不太多，它不至于被湮没在一大堆文字垃圾中，得以让我有幸读到。从那个时候起，顾准这个名字一直令我难忘。 　　　　许多年过去了。中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实践了、证实了、并在许多方面超出了顾准当年的理论预见，相信可以告慰顾准的在天之灵。顾准本人也在九十年代的“文化热”中得到了高度的评价，赢得了学术界的由衷尊敬，以至于一些研习思想史的人发出了“幸亏我们还有顾准”的喟叹。那意思是说，有了顾准，中国知识分子不至于以几十年思想史的空白愧对后人了。 　　　　顾准生前历尽坎坷，对身后的这些热闹，这些殊荣，他一定没有想到，也未必欢迎。我想，缅怀一个思想家的最好方式不是人为的拔高和“炒作”。我们应当思考的是：顾准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我觉得，顾准留下的最珍贵的东西，也许是真理的力量和真人的人格。 　　　　真理是朴素的。哥白尼的“日心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大凡伟大的真理，都因其简洁而优美，因其朴素而历久弥坚。但是发现朴素的真理需要思想，思想力贫弱的人无法面对这种朴素。顾准的可贵正在于，他表述的朴素内容中有厚重的思想含量。他为寻找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殚精竭虑，在研究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基础上指出，“资本主义并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他还从起源上历史地分析了支撑现代化生产方式的思想价值体系、科学技术、合理的经营知识、宗教动力（资本主义精神）。由此，他得出了中国不能自发走向资本主义的结论。姑且不论这一朴素的观点当时如何冒犯“天条”、在政治上要承担多大的风险，就凭这一观点不受思维定势左右的独立性，已经使人叹为观止。这就是任何“学术”都无法企及的“思想”的力量。好在朴素的“思想”有时也很残酷，很无情，很强有力。戈培尔重复一千遍的谎言终于没能变成真理，挡不住“第三帝国”的土崩瓦解；“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的反复鼓噪，挡不住市场经济的人间正道。这就是朴素真理的朴素逻辑。 　　　　所以，我们首先应当向顾准学一点朴素，学一点独立思想的能力。不久前报载一则不是新闻的新闻：我国出版的３００多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基本上出自一个原版。可是报导者忘了说，这个所谓“原版”也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翻版，真正的正版“真经”都出自《联共（布）党史》的四章二节。我们的哲学贫困到了只会抄袭的地步，而思想贫乏的又何止是哲学界？ 　　　　直面真理需要丰富、敏锐的思想能力，而坚持真理则需要人格力量。因为坚持真理意味着改变某种凝固了的观念，意味着对以往权威的挑战，这往往需要付出时间和人生的代价。从这个意义上说，坚持真理的人必须是一个真人。顾准就是这样的真人。 　　　　真人是说真话的人。在万马齐喑的文化专制主义氛围中，“不说假话”是独善其身的操守，做到已经很不容易；而“说真话”却是更崇高的境界，是忧国忧民忧天下的旷达胸襟。顾准为说真话，妻死子散，罹难半生，却矢志不渝，终生不悔。他有思想，有才情，更有直面人生惨烈的非凡勇气，有对国家民族的满腔热血一往情深。顾准在“文革”中写下的对民主与法制、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思考，是真知灼见，更是血珠文字。 　　　　真人是有真实的、独立的思想和人格的人。顾准属于“五四”传统的那一代人，属于西方人眼中介乎于学者和思想家之间的那类真正的“知识分子”。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不是指仅仅会识文断字的“秀才”，也不是指只会重复他人思想的“学者”，而是具有独立人格和独立见解、会思考、有原则的人。顾准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一个把真理之火盗给人间的“普罗米修斯”。 　　　　顾准当年的艰难探索有许多已经成为今天的理论常识。但是人们不应忘记这些“常识”是多么来之不易，不应忘记这里面有顾准的心血。更何况，顾准所期盼的我们民族的现代化才刚刚起步上路，他当年的探索已经触及到的“假”风的体制性根源并没有完全消失。从建国以来的“冤假错”案、５８年的“浮夸风”，到“文革”期间登峰造极的“假大空”，直至今天为祸甚烈的、社会性的“假冒伪劣”，“假”风绵延不绝，气数未尽。这意味着极“左”的妖氛还会重来，也意味着顾准的探索和顾准的精神并没有过时。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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