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出生乱世 　　这个世纪之初，正是清朝末年，一方面，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吓走西太后；被迫签订辛丑卖国条约，割地赔款；国家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另一方面，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席卷全国，推翻了满清王朝，初建了民国。这前后十几年，正是军阀混战此起彼伏，复辟与反复辟斗争激烈的乱世之秋！ 　　这一历史时期，正是祖父的青年时期和父亲的童、少年时期。 　　我的祖父名叫吴祺贞，他的父亲吴利彤（吴鼎元的长孙）曾在外县做过教谕（相当现今的县教育局长），由于英年早逝，家境逐渐贫困。因此祖父小的时候，已没有条件读书，以种田为业。17岁时，他的亲叔父吴利彬也病逝，为了寻求出路，便约同叔父的儿子，时年仅15岁的叔伯弟弟吴禄贞，一同到省城武昌去做工谋生。开始，他们进入一家外国人开办的织布厂做童工。不到一年，因见工头当众欺辱女工而抱不平，两人联手打了工头，被双双开除。这个时候（1896年），正好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湖北开创新军，出榜招募兵源。正在为国家虚弱，受外国人欺压而气愤之中的兄弟二人，看到榜文心中大悦，立刻前往报名投军。因为年龄都偏小，经过好一番求情，才被收留，同被编入湖北新军工程营当兵。因为叔祖父吴禄贞从小在家时曾得中过秀才，文化基础很好，十分聪慧，很快就得到上司的重视。不久，就将他送入湖北武备学堂培养。1898年，清政府决定公费选送一批优秀的知识青年去日本留学，吴禄贞又被选中，进入日本士官学校第一期。在日本，他结识了当时正在日本的孙中山，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成为革命党人。1901年吴禄贞毕业回到湖北，他的同学陈其彩（陈其美、即陈英士的哥哥）受聘到湖南长沙创建新军。这时，祖父仍在湖北工程营，已被提升为连长。于是经吴禄贞推荐，祖父便辞去湖北工程营的军职，随陈入湘，先任陈部教习，后任连长。这期间，祖父回故乡云梦县与祖母完婚，迁居长沙。1910年2月11日（庚戍年1月16日，宣统2年）父亲在湖南长沙出生。 　　1911年11月，吴禄贞为策应辛亥武昌首义，借机亲赴山西娘子关与阎锡山会谈，组织了燕晋联军，被推为燕晋联军大都督。正在准备率领联军直捣清廷中枢北京，推翻满清王朝这千钧一发之时，被袁世凯重金买通刺客， 11月8日夜，暗杀于石家庄火车站，从而，一个改写中国历史的伟大事件，功败垂成。 　　袁世凯当了总统以后不久，1913年便派遣他的亲信汤芗铭（湖北浠水人，同盟会的叛徒，曾任清军海军参谋。辛亥革命时被迫起义，随即投靠袁世凯，授靖武将军，任湖南查办使兼巡按使，到湖南后大量屠杀革命者）占据湖南。此时，祖父眼见弟仇未报，政权旁落，更不愿受汤芗铭节制，便立即辞去湘职，带着祖母和不到3岁的父亲，回到了湖北云梦吴家台子老家。 　　为了养家糊口，祖父独自在武汉找到原湖北工程营的老关系，另谋了一份职业。父亲从此跟随祖母，一直住在老家云梦吴家台子村。由于祖父从小自已没有条件读书，因此对父亲的学业特别重视。1916年，父亲6岁时，便送到他伯父所开的学馆启蒙。约一年，伯父生病停教，祖母怕荒废了他的学业，便在自己家里设馆，专门请了一位姓关的老师，以教授他和五叔父为主，同时也教授村里的其他孩子。不幸一个多月以后，五叔父便因病夭折。关老师在家里教了一年多，祖父的堂叔伯五弟从外地辞职回乡，接替了关老师。这个时期，大军阀吴佩孚曾带着他的司令部，从河南到武汉路过云梦城关，亲自前往吴家台子村，看望当时正住在老家的吴禄贞的母亲和夫人。此时，祖父也正好失业在家，吴便当面答应，让祖父去他的部队。此后，祖父便在武昌吴佩孚司令部，在一个姓郭的副官手下做副官。 　　1919年，父亲己经9岁，学业也很有长进。这时，在吴家台子北面约四华里的一个村子里，有一家叫做熊富喜的富户，开设了一个学馆。学馆请了一位远近很有名望的、姓肖的老师授课，远处的学生可以在那里住读，祖母便将父亲送入这所学馆住读。父亲给我讲了离开这个学馆时，至今印象还很深的一段经历：那是第二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他睡在学馆里正在做梦，梦见了在武昌求职，供自己读书的父亲；还梦见了从小用心读书，长大有所作为的许多先辈。半夜，忽然来了一伙土匪，抢走了熊家的许多钱财，同寝室一个比他年纪大的同学，被惊醒后，逃走前还曾叫过他，也未被叫醒，土匪也没有伤害他。第二天天刚亮醒来时，只听得学馆内人声操杂，哭声一片。寝室里就剩下他一个人，过了好一阵子，他才明白过来，知道是熊家昨夜遭了抢劫，有些害怕。因为己经不可能继续上课，便独自一人，走上回家的道路。这时，家里人也得知熊家被抢的消息，急忙派人赶往学馆探视，正好与他在回家的路上相遇。见他安然无恙，始才放心。自此，这个学馆停办，父亲也没有再读过私塾。 　　 祖母在世时常常对我讲：在吴家传统家风的熏陶下，父亲从小就懂得，长大要能有所作为，从小就要像长辈们那样，安贫乐道，用功读书。童年时代，他从不像很多农村孩子那样，没有顽皮、打斗、上树、玩水的习气。熊富喜的学馆停办以后，此时的他，己经有了一定的阅读和自学能力。村里历代先辈都留下有很多、很好的书籍。有了这个广览群书，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便白天黑夜都泡在书堆里，以自学为乐，常因看书而废寝忘食，眼睛也从小就形成了高度近视。这也为他后来，在武汉的学校继续读书，打下了渊博的知识和深厚的古文基础。 　　1916年，袁世凯接受了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自己当起了皇帝。全国各省革命党人一致响应，迅猛地展开了讨袁护国运动。做了81天皇帝梦的袁世凯，一天也没有得到安宁，3月22日，被迫宣布取消帝制，5月忧惧成病，6月6日便一命呜呼。袁世凯死后，他的北洋军阀集团，分裂成直、皖、奉三大派系。经过几年的反覆混战，皖系头子段祺瑞失势，剩下直系吴佩孚，奉系张作霖，以及从直系分化出来的孙传芳。他们都是对外投靠某个帝国主义；对内残酷压迫和剥削人民的反革命集团。都是不同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政治和军事代表。帝国主义利用他们，扩张各自在华势力。他们之间的勾心斗角，也就表现为军阀之间的你争我夺。从而，年复一年混战不休，使国家长期处于贫穷、饥饿、恐怖和危亡之中。中国的出路究竞在那里？一批批先进的中国知识份子，前赴后继，上下求索……。 　　 　　2 省城苦读 　　祖父一辈子忠厚老实，文化程度不高，从不愿利用弟弟吴禄贞的关系，攀权附贵。因而，一直凭着自己的能力，在生活线上苦苦挣扎。他把将来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儿子的身上。1921年春节过后，看到父亲已过11岁生日，便把云梦吴家台子的家，迁到了武汉。为的是让父亲，能够在大城市，接受更好的教育。 　　父亲在农村生活了近十年，突然进入大城市，对一切都十分胆怯和新奇，完全是一个从未见过世面的农村孩子。祖母曾给我讲过这样一个笑话：刚到武汉时，祖父带着父亲上街，在街上遇见了祖父的同事或朋友，叫他给别人讲礼貌，他不知道怎么办。便当街跪下，给别人叩头，弄得人家不知所措。1922年，当时在北京工作的吴禄贞的亲弟弟，我们的四叔祖父吴祜贞（吴锡卿）回到武汉，将他的儿子吴忠汉送入汉口圣保罗中学。这个学校，是外国人办的一所私立学校，条件很好，教学质量也很高，学费自然也比较贵。尽管当时祖父的薪水不高，生活也不富裕，为了让父亲有个好的环境，能够用心读好书，经四叔祖父介绍，也将父亲送进了这所学校初中一年级。为了节约费用，祖父宁愿自己起早摸黑，每天上班走很远的路，把他们的家搬到了学校的附近。这样，父亲就可以在这所学校走读，费用比住读要省很多。父亲当时虽然小小年纪，对父母的这种苦心，非常理解和珍惜，读书十分用功，两年的学期考试，都是全班的第一名。而比他大三岁的吴忠汉，由于家庭的经济条件好，住在这所学校里，读书不用功，总是留级。1925年5月15日，父亲读至初中二年级的下学期时，驻上海的日本士兵，无辜抢杀我纱厂工人顾正红，导致了全国有名的“五、卅”惨案。全国各界纷纷响应，学校因此经常停课，吴忠汉被他家里接回北京去了。而父亲因为学费太贵，家里实在负担不起，也于这年暑假，从圣保罗中学退学。这时，有一所名叫振华中学的私立学校，从沙市迁到了汉口，报纸上宣传声势很大，说是费用很低，马上还要建设新校舍，初中、高中都有。于是，祖父便给父亲去报名，并跳级考入了这所学校的高中部。以后，由于军阀混战，政治、经济形势都很不稳定，这所学校的建设计划根本不能实现，一直在汉口新租界京汉铁路边，一个条件十分简陋的里弄里上课。这个时候，父亲己经15岁了，更是懂得在这个乱世里，人民群众大多都是吃不饱，穿不暖，处身在水深火热之中。自己家里的经济条件也很差，而父母省吃俭用，能够让他读书就已经很不容易，必须自己发奋。尽管学校的条件与圣保罗的反差很大，但再差、再苦，他从不计较，学习的成绩一直是名列前茅，文化和社会知识，也都增长很快。 　　这时，祖父母多年前在长沙的同乡和邻居朋友，一位名叫鲁方才的木工工头，也从长沙迁返武汉，在汉口开设了一家木工作坊，仍与祖父母经常有往来。他在武昌有一个世交，是清末做过知府的翰林胡智千。胡家是祖居武昌，现在东湖一带的名门大户、书香世家，他们彼此之间的往来，也十分密切。胡家有一女、二子，女儿胡德新当时在武昌女中读书，还没有订亲。鲁方才见父亲一表人才，勤奋好学，学业成绩好，而且为人忠厚，十分喜爱。如是，便极力为吴、胡两家，缔结姻亲。外祖父家里的人，见到父亲以后，不计吴家清贫，至为高兴。祖父母见到未过门的母亲，知书达理，出身名门，当然更是满意。如是，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便订下了父母亲的婚约。从此，父亲经常地出入胡家，有时就住在胡家做功课，来往十分亲切。 　　这时的武汉，正是各路军阀部队，你来我去，你争我夺，政局动荡不定的时期。祖父是个小职员，在这种情况下无所是从，因此经常处于失业的状态，家庭的经济能力，越来越供应不起父亲继续读书。但在未婚母亲的激励下，在岳父家书香氛围的感染下，父亲的读书、求知欲望更为强烈，学习也更吃苦、用心、发奋，知识的长进也很快。他的国语、英语的基础，都打得非常扎实。 　　 　　3 投身黄埔 　　长期的军阀混战，用鲜血和泪水教育了中国人民，终于导致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了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建立起了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形成了万众一心的，强大的国民革命军。从而，在中国的土地上，爆发了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的大搏斗！这就是，人们称之为的大革命。这一时期，也就叫做大革命时期。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举行了北伐誓师大会。北伐军从广州出发后，一路势如破竹，9月初即攻下武汉。随后，将原在广东的国民政府也迁到了武汉，使武汉立刻成为了全国的政治中心。 　　当时，武汉的革命气氛十分浓烈，国共两党空前团结，三镇居民倾城而出，配合革命军队，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收回了所有租界，赶走了外国侵略者。各界群众，扬眉吐气，庆祝胜利，雀跃狂欢。这种形势，使父亲的思想受到了极大的感染。据文献记载： “左路（北伐军）以第8军为主力进攻汉阳，得到守军刘佐龙的响应，使北伐军得以迅速地于9月6日攻下汉阳。…吴佩孚见大势已去，被迫退守孝感，将汉口防务交与刘佐龙。第8军于9月7日先于第7军开进汉口”。当时，由于祖父正在刘佐龙的司令部任连级副官，因刘佐龙同情北伐军，这次战争，我家也未受到任何影响。 　　由于祖父官微职小，战乱不断，父亲知道家庭的经济力量，已越来越供不起他继续读书了。在大革命高潮到来的形势下，因此，他一心想找一所既不需要交学费，又能参加到大革命洪流中去的革命学校继续读书。这年，他在振华高中已读完二年级的下学期，正逢1926年11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即黄埔军校第6期、组建于武昌两湖书院），在武汉面向全国招生。全国各地到武汉来投考的进步青年十分拥跃，就连朝鲜、越南、泰国和海外华侨的一些革命青年也闻风而至。如著名作家谢冰莹，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编》（总第114辑）《投考军校的回忆》一文中，回忆当时拥跃的情况。她写道：“……在长沙投考人数，共有3000多人，他们本来规定只录取男生100名，女生20名。后来经全体考生请求增加名额，取了男生200名，女生50名。不料到了武汉（因一名也不让增加），还要举行复试，淘汰130名……于是大家起来反对，立刻推举10个代表出来，向校方请愿……，谁知道恶运到来，10个倒霉鬼去请愿，统统开除”。由于武汉限定总共只招收1000名，可见，当时竞争之激烈与纪律之严格。 　　看到有了这样的机会，父亲相信自己的实力，毅然离开振华高中，在人山人海的投考潮中，报考了这所武汉军校。1926年12月通过严格的考试，终因为他的文化基础非常扎实，考试成绩优异，果然被军校正式录取在1000名以内。这在当时，几乎是百中取一的情况下，确实是非常不容易的。由于，全国各地报考的优秀青年实在太多。最后，便将千名以外而又合格的青年学生，另编了一个学兵团，由张治中担任团长。正取的学生，全部按军队的形式，编为1个总队，8个队和1个直属总队的女生队（这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最后一期，也是黄埔建校以来，唯一招收女生的一期），于1927年元月入学报到。 　　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先生为了组建国民革命军，培养军中骨干而亲手创办的。第1、2、3期学生，在广东参加过两次东征，此时，都已是北伐军的重要骨干。北伐军进入武汉时，第4、5期学生尚未毕业，都在随军作战。国民政府迁到武汉以后，军校名称，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也称黄埔军官学校的第6期）。军校同学，都是来自全国各地，革命热情极高，文化素质，思想品德也都十分优秀。学校教职员工，国、共两党的都有，校长由蒋介石兼任，对组织纪律，各门课目的要求都十分严格。父亲被分配在第1大队的第1队，他在1983年《我的老师邓演达》一文中，曾深情怀念地回忆：“……约在1927年一、二月，当时国民政府已由广州迁都武汉。开学之日，要人云集，谭延恺、徐谦、顾孟余、孙科、宋庆龄、何香凝等，都同时出现在主席台上。邓先生主持，首先讲了话。谭延恺、何香凝等人，也都讲了话……”。“……三月，蒋介石还亲自来到学校，对我们训话。地点在我们学校的大操场……”。由于，蒋介石与当时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早有矛盾，在离开武汉，继续北伐的过程中。他野心勃勃，拥兵自重，逐步地，控制了国民政府的党、政、军大权。为了实现个人军事独裁，蒋在上海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公然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大量捕杀共产党人，与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因此，谁也没有料到，时隔仅仅一个月，突然出现了宁汉分裂的严重局面。 　　开始，在武汉以汪精卫为主席的国民政府，撤销了蒋介石的校长职务，把军校的领导体制，由校长制改为委员制。汪精卫、孙科、宋庆龄等任委员，实际负责人仍然是教育长邓演达，政治总教官恽代英，总队长为杨树松。父亲所在的大队，大队长为陈巨济，第一队的队长为吴扬善。入校后的第三个月，举行了一次全校学生集体加入国民党的入党仪式，每人填了一张入党志愿书，一直没有发给党证（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以后，国民党在全国开展过一次清党活动，所有党员都要重新登记、审查，没有登记和接受审查的，就不再是国民党员，父亲这次就因没有登记，所以，他很长一段时间，不是国民党的党员，这是后话）。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全校学生的革命热情极为高涨，无不深怀以身许国的豪情壮志，他们的口号就是“怕死者莫要来”！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以后，策动湖南、湖北的反动军官叛变革命。5月17日，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师的师长夏斗寅，乘武汉大部份军队开赴河南继续北伐之际，率部在湖北洪湖发动叛乱，企图配合蒋介石、杨森攻取武汉，推翻武汉国民政府。武汉军校的学生们得知后，同仇敌忾，奉命配合叶挺等留守部队，迅速开赴咸宁汀泗桥前线，经过几昼夜苦战，凯旋而归（见父亲的回忆文章：《讨平杨、夏叛乱的战场实况》）。 　　然而，毕竟由于当时高层政治斗争极为复杂。形势、政局的迅速转化，往往令人难以置信。昔日作为国都，欣欣向荣，热火朝天的武汉三镇。几个月后，顿时就完全变为另外一副模样。到处血雨腥风，杀气腾腾。詹大悲、李汉俊、夏明翰、向警予…等等重要中共领袖人物，均在这时惨遭杀害。父亲在前述同篇《我的老师邓演达》中回忆,“ …… 1927年6月中、下旬，邓先生从河南北伐前线回到了武汉。这个曾经为全国革命中心的名城，这时，已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到处都显得凄凉冷落，人心惶惶，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一向战斗精神旺盛的邓先生，也竟变得叫人感到他‘垂头丧气’情绪消沉。6月30日，他发表了《告别书》，……接着，便在7月初，化装为查电线的工人，离开武汉，经西北去苏联 ”。 他的出走，使风雨飘摇中的武汉国民政府，失去了一支有力的台柱，自然更加走向崩溃。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与中共分裂，公然与蒋介石合流。决定军校停办，大规模屠杀中国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与此同时，以军校学员为骨干，由侯连垠出任师长，迅速组成中央独立师。12月，叶挺、叶剑英（当时己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及著名共产党人张太雷、彭湃等在广州领导起义。独立师得悉，义无反顾，立即由武汉开赴增援。结果，这支部队尚未到达广州，起义已告失败，一路上受到反动派的不断围剿，最后也基本被蒋介石的部队所消灭。 　　国共分裂，蒋汪合流，宣告了大革命的失败。1928年初，实现了个人独裁的蒋介石，重新打着北伐的大旗，纠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实力派，结成联盟，发动了对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攻击，并利用日本将张炸死在皇姑屯，至此，国民党宣称全国统一。实际上，张作霖死后，张学良仍虎据东北，他们之间也是各怀心事，不可避免地，马上又形成了新的势力割据和新的军阀混战局面。蒋介石以正统自居，而势力也确实足以为榜首，占据着长江下游的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五省；冯玉祥的势力，占据着山东，河南、陕西、甘肃等省；阎锡山的势力占据着山西、察哈尔、绥远、河北和北京、天津一带，得到日本的支持；李宗仁代表桂系集团，占据着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省，与英、法有联系；还有四川的刘文辉、刘湘；贵州的王家烈；云南的云龙……等等。他们相互之间，你来我往，不断斯杀。这种新一轮的军阀混战，无论是在武器、规模上；还是对国家的破坏和给人民造成的灾难上。比之以前，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人民大众，再次陷入更为苦难的深渊。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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