氐羌種姓文化及其與秦漢魏晉的關係

雷家驥

　　提要
　　
　　氐、羌在五胡之亂時期曾先後建立過多個政權，現今氐族已消失於歷史舞台，羌族存者不過十餘萬人。作為中國中古政治上的活躍民族，歷史文獻與地下史料存留下來者皆不多，用以研究其在華建國統治已感窘困，至於瞭解其原有文化更見困難。然而，欲瞭解氐、羌之統治問題，卻不得不先研究其原本面貌。從其種姓文化、原居地與遷徙地，及其與中國不同時期各階段性的關係，始可知其較原始的狀態，變遷的情況，與及漢化的趨向，斯然後可據以進一步探討其建國與統治的種種問題。此為本文所由作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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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前言
　　《詩‧商頌‧殷武》云：「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此下殷周文獻，往往有氐羌連稱之辭，是知氐、羌二族在上古應有一定的關係，而又皆與中國密切，較匈奴、東胡更為悠久；但是，他們漢化的腳步與程度，為何落後於匈奴和東胡？而且氐、羌入塞居中國內地亦遠較匈奴和東胡為早，然而五胡政權為何卻不是由他們率先建立？他們的種族文化究竟發展如何，與秦漢魏晉的關係進展如何？此種種問題，即是本文所欲探究的中心。
　　
　　筆者曾經分就匈奴、羯胡、慕容鮮卑發表過一系列文章，（註一）主要是欲討論他們漢化、起事與統治諸問題。筆者對氐、羌此類問題同樣有興趣，只是若不先解決上述疑惑，則顯然難以探討下去；若勉強為之，深度也不會大。因此，這裏欲以秦漢魏晉時期的氐羌為主體，一索其究竟。
　　
　　有關中古氐羌的重要考古甚少，歷史文獻也不多，主要見於漢晉南北朝諸正史。大抵上，先秦視氐、羌為西戎，秦漢以降，則將氐族視為西南夷，羌族則劃為西戎或西夷，因此《史記》及兩《漢書》之〈西南夷傳〉實為對氐的基本史料，而由於東漢「羌患」嚴重，故《後漢書‧西羌傳》更作專篇以載述之。上述三正史諸列傳，對氐、羌往往亦有散漫的記敘，魏、晉二史尤其為然。至於（曹）魏人魚豢之《魏略‧西戎傳》，被裴松之收入於《三國志》卷三○作注，對氐族有較完整記載，可補三史之不足，彌稱珍貴。南北朝諸史中，《宋書》有〈氐胡列傳〉，大抵為北《魏書》以下所本；後者另有宕昌羌、鄧至羌等傳，述兩晉南北朝早期間事，大抵又為此下諸正史所本，只有《陳書》及《北齊書》對氐、羌全無所述。
　　
　　氐、羌曾經分別建立過前、後二秦政權，但前秦苻堅對其國史曾有焚史之舉，使史事十不留一。（註二）《史通‧古今正史》稱秦亡後，有裴景仁等相繼追修，今亦亡佚。（註三）《晉書》二秦載記多據崔鴻《十六國春秋》而成，但敘氐、羌先世歷史文化甚略，不足以考論中古氐羌。
　　
　　氐族與羌族的主體已融入中國，現今仍存者不過十餘萬人，與漢晉時聲勢不可同日而語。近人馬長壽曾走赴其地調查研究，撰有《氐與羌》遺稿，洵為力作。不過其書接近通論性，未能解答筆者上述之疑惑，故本文仍有進行之必要。
　　
　　
　　貳、氐羌的原住地與種姓
　　古代氐、羌被視為西戎族系，不論其種族血緣與中古氐、羌關係如何，要之後者在秦以降，分佈於沿祁連山以東至隴山，從嘉陵江上游西向跨越岷江上游，以至青藏高原一帶的高原山地地區。此地區位置就秦漢中國本部言，固屬西部地區，所以漢人視之為西戎，西夷，亦可想而知。
　　
　　上面所述位置只是粗略而分，其實氐、羌作為不同的兩族，他們的分布地區亦有所不同。
　　
　　先就氐族而言，《史記‧西南夷列傳》云：「自駹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註四）駹即冉駹，在今四川茂縣地，兩漢曾置汶山郡於此，但以汶江縣或汶江道隸於蜀郡為常。（註五）此地區以東北皆為氐類，君長以什數也就是部落以什數，只是以白馬氐最大而已。
　　
　　白馬氐因白馬水而得名，《水經注‧漾水》條云：
　　
　　
　　白水西北出于臨洮縣西南西傾山，水色白濁，……白水又東南逕陰平道故城南，……即廣漢之北部也，廣漢屬國都尉治，漢安帝永初三年分廣漢蠻夷置，有白馬水，出長松縣西南白馬溪。
　　《漢書‧地理志‧廣漢郡》條，北部都尉治陰平道，即今甘肅省文縣地，長松縣則約在陰平道西南，是則白馬氐居於此地之白馬水流域，因水名而稱其部落也。（註六）漢制有蠻夷之縣則稱為道，是則陰平道蓋因有白馬氐等居住而稱之。
　　
　　又秦及漢初，邊郡都尉并主蠻夷，其後別創屬國都尉制度，專主蠻夷。（註七）陰平道為廣漢北部都尉治，北部都尉在東漢改為廣漢屬國，據《續漢書‧郡國五》，謂此屬國領陰平道、甸氐道（今文縣西）、剛氐道（今平武縣東）三城，戶三萬七千一百一十，口二十萬五千六百五十二。甸氐道在陰平道之西，剛氐道在陰平道之南，三道位於白水（白龍江）及涪水（涪江）上游之間，而皆為氐族所居之縣，故置都尉主之。這三道位置在冉駹東北，應屬於君長以什數的部落。
　　
　　廣漢北部都尉治陰平道，此道所居部落應為白馬；但是白馬氐是沿著白水流域分布的最大氐部，故溯水北上應仍有不少白馬氐。西元前一二二年（元狩元年），漢武帝因張騫之言復通西南夷，至西元前一一一年（元鼎六年）因置牂柯、越嶲、沈黎、汶山、武都五郡，即《史記‧西南夷列傳》所謂以「駹為汶山郡，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是也。
　　
　　按《後漢書‧西南夷列傳‧冉駹夷》條，謂汶山郡「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汶山郡當在今成都與松潘之間，為江水（岷江）上游所經，由是知此地區為西夷、羌族和氐族的雜錯居住地區。此地區東北廣漢屬國，是氐族核心區之一。廣漢屬國之東北即是武都郡，在西漢隸屬益州，在東漢隸屬涼州；郡地界岷山之東、南山（秦嶺）之西，跨在白水和西漢水（嘉陵江）上游。《漢書‧地理志‧武都郡》云：
　　
　　
　　戶五萬一千三百七十六，口二十三萬五千五百六十。縣九：武都、上祿、故道、河池、平樂道、沮、嘉陵道、循成道、下辨道。
　　《續漢書‧郡國五‧武都郡》則稱武都縣為武都道，《三國志‧楊阜傳》稱沮縣為沮道，是則九個縣道之中，只有上祿與河池未有道之名。依諸史所記此郡地的民族活動看，大體皆為少數民族居住地，很可能即以氐族為主，尤其是白馬氐，但是也不排除有其他氐或羌，例如應劭注《漢書‧武都郡》即稱有「白馬氐、羌」。羌族確有白馬羌種落，疑亦因居住於武都郡白水流域而得名者，東漢此郡增有羌道一縣，或與此有關。
　　
　　在兩漢西南夷系統中，指明是氐地的尚有蜀郡湔氐道，在今四川松潘縣北岷江流域，湔山、湔水之名與之有關。（註八）
　　
　　總之，從岷山南麓之蜀郡湔氐道起，東向經廣漢屬國，再東北向經武都郡，是秦嶺以南的氐族核心區，他們的部落殆因地而命名，故有多少縣道即可能有多少氐族部落（參圖一），是以君長以什數，而以白馬最大。他們隸屬漢朝為縣道，很可能需要負擔賦役的，（註九）所以西漢時這些郡縣的戶口數目也不少。
　　
　　至於武都郡之北，為渭水上游隴右地區，這裏也有氐人，但是兩漢史書并無專篇載之。首次在專篇中提及汧隴氐的是魚豢，已是魏晉以後之事，裴松之於《三國志》卷三十注引魚豢《魏略‧西戎傳》云：
　　
　　
　　氐人有王，所從來久矣。自漢開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竄山谷間，或在福祿，或在汧隴左右。其種非一，……其自相號曰「盍稚」。
　　魚豢於此傳中自稱頗有「傳聞」、「汜覽」的成份，故引起筆者有三個懷疑：(一)漢開武都後是否有排其種人的政策？(二)汧隴之氐是否來自武都？ (三)氐族居住地理條件與其民族稱號之關係究竟如何？
　　
　　關於第一個問題，由於汶山、武都等開郡，是此地君長震恐於漢武帝平定南越及西夷的兵威，自動「請臣置吏」而開置的，故《史》、《漢》的〈西南夷〉及〈司馬相如傳〉皆無「排其種人」的紀錄。西漢於昭帝元鳳元年（西元前八○年）曾因武都氐人反，而詔馬適建等將率徒刑之士往擊之，此後亦無聞。（註一○）不過，《後漢書‧西南夷‧白馬氐》則明載武帝開武都郡，「土地險阻，……數為邊寇，郡縣討之，則依固自守」。武都郡為邊郡，廣漢郡更置北部都尉，王莽甚至更改其名為「摧虜」，可見此地區在西漢的確常有戰爭，氐人分竄山谷，據險阻，依固自守的可能性極大。在這種情況下，促使「排其種人」，民族移動的確也有其事。例如《後漢書》同傳載西元前一○八年（元封三年），武都郡河池氐起事失敗，漢武帝將之「分徙酒泉郡」。酒泉郡據《漢書‧地理志》治祿福，《續漢書‧郡國志》作福祿，今甘肅嘉峪關市，魚豢所謂「或在福祿」者是也，亦即向西北遷至河西走廊。馬長壽據《藝文類聚》卷八二引《秦記》謂「苻洪之先居武都」，又《晉書 ‧呂光載記》推論後涼呂氏原籍是仇池氐，（註一一）仇池屬武都郡，可證氐族在漢或曾有北遷至汧隴之事實。
　　
　　但是，這並不表示汧隴氐全部來自河池。隴指隴山隴坻，汧山在隴坻東南，汧水出其南麓，漢隴縣、汧縣即分在隴坻之西、東，魚豢所謂「汧隴左右」是也。北《魏書‧氐》云：
　　
　　
　　氐者，西夷之別種，號曰白馬。……秦漢以來，世居岐隴以南，漢川以西，自立豪帥。漢武帝……以其地為武都郡。自汧渭抵巴蜀，種類實繁。
　　《北周書》、《北史》大抵同此，可見汧隴以至巴蜀，皆為氐人的居地。按《漢書‧地理志‧隴西郡》條，謂此郡秦置，其中有一縣曰氐道縣。此縣注云：「養水（漾）所出，至武都為漢。」是則與武都白馬氐同一水流，可見汧隴以南，自秦漢即為氐地。諸史載河池氐楊氏原出略陽清水，秦漢以來世居隴右為豪族，可證隴右原本就有氐族居住；其中苻氏、呂氏曾向北遷徙，而楊氏則由清水向南遷徙至河池也。《晉書‧地理上‧秦州略陽郡》條，謂此郡下轄臨渭（今天水縣東北），平襄（今通渭縣西北），略陽（今張家川西）和清水（今清水縣西北）四縣，楊氏原居清水，苻氐由武都遷至臨渭，呂氏自稱出於略陽，可見五胡之中，氐人所建政權之統治者竟然大多出於此郡。請參〈圖一〉。
　　
　　《魏略》後文又謂氐族「蓋乃昔所謂西戎在于街、冀、豲道者也」。兩漢隴西有氐道縣，而街、冀、豲等縣則屬天水郡，（註一二）是則北自隴坻（約35°N），南至冉駹（約 32°N），東自汧山（約106.5°E），西至豲道（約105°E）之間，皆為秦漢氐族原居地，而週邊間或與夷、羌錯居。魏晉將隴西、南安、天水、略陽、武都、陰平六郡置為秦州，即以氐族分布區為主。106°E北自清水縣起，經臨渭縣，以至河池縣，即由隴坻至河池，大約即是氐人居住的軸心線，在此線上氐族政治人物輩出。請參〈圖一〉。
　　
　　魚豢《魏略》說氐族「其種非一，……或號青氐，或號白氐，或號蚺氐，此蓋蟲之類而處中國，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其自相號曰盍稚」。
　　
　　按氐、羌為漢藏語系民族，與蒙古草原阿爾泰語系的北狄不同。氐族自號「盍稚」，不知何義。魚豢稱他們為「蟲之類」，恐有貶意；而當時中國人以其服色分稱之，是辨別其種落的分號。不過，自《史記》以來即謂氐類「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是則氐人有不同種落不必贅辯，只是以服色稱之，則僅見於《魏略》，秦漢時人稱呼氐人種落，大都是以地名作稱呼的，如白馬氐，故（道）氐、甸氐、湔氐、略陽氐、河池氐、武都氐等。
　　
　　氐之為義，近人一般同意許慎《說文》之說法，即「秦謂陵阪曰阺」，也就是指生活在隴坻（隴山、隴坻），及與之相近而地理構造類似的地區，今隴山以南，岷山以東，接秦嶺山地的甘、川、陝交界，地形即是如此。（註一三）所以氐是秦漢人的稱呼，意指居住於陵坻的山地民族。《三國志‧徐晃傳》載漢未曹操「別遣晃討攻櫝、仇夷諸山氐，皆降之」。所謂山氐，殆正指山民而言。
　　
　　羌族顯然與氐有所不同，《說文》釋羌是「西戎牧羊人」。《太平御覽》卷七九四引應劭《風俗通》，謂「羌本西戎卑賤者，主牧羊，故羌字從羊、人，因以為號」。這代表了漢人對羌族命名的看法，近人對此多無異議。（註一四）由漢人對氐、羌稱呼意義之不同，顯示了漢人認識此二族有生活文化的不同，容下節討論。要之，所謂「羌患」是兩漢內政及國防上的重要問題，《後漢書》即有〈西羌傳〉以專述之，故東漢人對之認識也較深，是以許慎和應劭之說實具有權威性，不同於氐族的命名，因近人間接推論而知之。
　　
　　羌族是東漢安全的嚴重問題，而以河湟羌為最，所以古今研究漢晉羌族的焦點皆集中於河湟羌，甚至以此為羌族的核心區。關於這種看法，筆者認為尚有商榷的餘地。根據《後漢書‧西羌傳》述羌之初始云：
　　
　　
　　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其國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徒之三危，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濱於賜支，至乎河首，鶡a千里，……南接蜀、漢徼外蠻夷，西北接鄯善、車師諸國。
　　按羌族之本及被流是否如此姑不論，章注謂「三危山在今（指唐初）沙州敦煌縣東南」。按《漢書‧地理八下‧敦煌郡》條謂有「氐置水出南羌中，東北入澤」。氐置水當即今党河，從祁連山南麓青海省界發源，西北流經敦煌縣，至玉門關東北流入湖澤中。祁連山漢人稱為南山，《漢書‧西域傳‧大月氏國》云：「大月氏……本居敦煌、祁連間，至冒頓單于攻破月氏，……乃遠去，過大宛。……其餘小眾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氐」。又《史記 ‧大宛列傳》載張騫使西域不得要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為匈奴所得」。是則秦、漢之間，敦煌、祁連一帶有羌族居住，被視作南山羌或南羌。敦煌西南行即出陽關，沿今阿爾金山西行南道諸國，所至首國就是婼羌，婼羌西行之次國就是鄯善。現今青海省西北有當金山口北出甘肅敦煌，其東屬祁連山脈，其西屬阿爾金山山脈，稱為祁連山－阿爾金山山地，也就是在此山地區域之青、甘、新交界地帶，秦漢以來一直為羌族地區。（註一五）祁連山是西北－東南走向之山脈，為河西走廊與青海高原之界山，《後漢書‧ 西羌傳》說：
　　
　　
　　冒頓兵強，破東胡，走月氏，威震百蠻，臣服諸羌。……及武帝……北卻匈奴，西逐諸羌，及度河、湟，築令居塞，初開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門，隔絕羌、胡，使南北不得交關。
　　是則武帝以前，沿著阿爾金山、祁連山山脈至今蘭州一帶，皆為羌分布區，應無可疑。這一區帶的諸羌曾經臣屬於匈奴，故武帝乃實行通西域、開四郡，以「隔絕羌、胡」的政策，情況甚明。
　　
　　上述區帶以南即是青海高原，由河首（黃河發源地）向東至賜支河曲，再東至今甘肅大夏河之西的河關，綿地千里之地，范曄指出亦是羌族分布地，所謂「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註一六）由此可以判斷，祁連山以南幾乎整個青海高原，應皆為羌族居住地。他們西北抵天山南道與鄯善相接，東南至康定（川西）高原，與西南夷相接，正東與氐地相接。〈西羌傳〉記載廣漢、蜀郡徼外種羌如白馬種、大牂夷種等在東漢來附者，前後有五十餘萬人以上，種落不明者尚不算在內。降至隋朝，《隋書‧西域‧党項列傳》仍稱党項羌「東接臨洮、西平，西拒葉護，南北數千里，處山谷間，每姓別為部落」；同卷〈附國列傳〉亦稱党項南方，蜀郡西北，「連山綿數千里，……往往有羌，并在深山窮谷」。這一廣大地區，〈西羌傳〉多有其活動記載，只是河湟羌與漢郡相接，長期戰爭，故漢人認識較深和記載較多而已。
　　
　　與東漢週旋相始終的河湟羌，主要以爰劍種族系集團為主體，他們是繼秦朝經略西戎後，接大荔和義渠而興起者，〈西羌傳〉云：
　　
　　
　　秦穆公（約三十七年，西元前六二三年）得戎人由余，遂霸西戎，開地千里。……至周貞王八年，（前四六一年）秦厲公滅大荔，取其地。趙亦滅代戎，即北戎也。韓、魏復共稍并伊、洛、陰戎，滅之。其遺脫者皆逃走，西踰汧隴。自是中國無戎寇，唯餘義渠種焉。…… 至王赧四十三年（前三二六年），宣太后誘殺義渠王於甘泉宮，因起兵滅之，始置隴西、北地、上郡焉。……羌無弋爰劍者，秦厲公時為秦所拘執，以為奴隸，不知爰劍何戎之別也。後得亡歸，而秦人追急，藏於巖穴中得免。……既出，又與劓女遇於野，遂成夫婦，……遂俱亡入三河間。諸羌見爰劍被焚不死，……遂見敬信，廬落種人依之者日益眾。羌人謂奴為無弋，以爰劍嘗為奴隸，故因名之，其後世世為豪。
　　同傳稱「涇北有義渠之戎，洛川有大荔戎」，諸戎逃向汧隴，是與秦厲公等征服政策有關，爰劍只是其中之一。戎與羌究竟關係如何，暫不論之，要之爰劍原來并非河湟羌種，他是輾轉逃入三河間，集結此地羌人種落而自成酋豪者。是則爰劍逃來之前，三河間早已有羌人種落。
　　
　　〈西羌傳〉述爰劍亡入「三河間」，此即已踰汧隴；復述其在「河湟間」得羌人敬信，則是三河間與河湟間應該指同一地區。章注云：「《續漢書》曰：『遂俱亡入河湟間。』今此言三河，即黃河、賜支河、湟河也。」黃河當指今甘肅臨夏縣－當時河關附近－以東的黃河河段；賜支河則其西段，即經河關而西流入青海省，輾轉迴曲以至於河首的河段，秦漢稱迴曲河段為賜支河曲，河源為賜支河首者是也。湟河即湟水，發源於青海湖東部，流入金城郡而匯於黃河。秦長城的西端，起自臨洮（今甘肅岷縣），沿洮水至狄道（甘肅臨洮）；又自洮、黃交界北段至今甘肅靖遠附近亦築一段，使西漢隴西、天水、安定三郡在其東受到屏障，正是為了防範《史記‧大宛列傳》所稱「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鬲漢道焉」的胡與羌也。三河間也正是《後漢書‧西羌傳》與東漢名將〈皇甫張段列傳〉中所載漢、羌戰事頻繁的地方。
　　
　　秦漢不斷西進，爰劍族類則不斷西遷及南遷，於是其種落漸漸遍布於青康藏高原，原來不為漢人所知的發羌、宕昌羌、鄧至羌、白蘭羌，乃至征服氐羌地的鮮卑吐谷渾等，遂於魏晉以後陸續為華人所知。〈西羌傳〉對爰劍種落集團在秦漢的發展敘述頗詳，今略節其大要以見梗概：
　　
　　
　　秦獻公初立，（西元前三八四年）欲復穆公跡，兵臨渭首，滅狄豲戎。（爰劍曾孫）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將其種人附落而南，出賜支河曲數千里，與眾羌絕遠，不復交通。其後子孫分別各自為種，任隨所之。或為氂牛種，越巂羌是也；或為白馬種，廣漢羌是也；或為參狼種，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獨留湟中，并多娶妻婦。忍生九子為九種，舞生十七子為十七種，羌之興盛，從此起矣。
　　這是在始皇統一以前之發展，他們已發展至蜀漢西夷之地，與夷、氐相錯了，廣漢之地原有白馬氐，亦有白馬羌，由此可見不應混為一族。（註一七）同傳之末，范曄更總結兩漢以來爰劍後裔的發展，說其子孫支分凡百五十種，或在賜支河首，或在蜀、漢徼北，大概已由黃河、湟水之地，廣泛分布於青康藏高原了，他們的居住地比氐族大了若干倍。是則若說爰劍種落的核心區在河湟可，至於說「諸羌」以河湟為核心區則尚待商榷者，以此也。請參〈圖二〉。
　　
　　
　　參、氐、羌的部落文化
　　秦漢以來，氐族居住於自汧隴抵巴蜀的隴南山地，地理位置接近漢之三輔政經文化核心區，而羌族分布於其西的隴西、甘南以至青康高原廣大地區，故二者接觸及吸收漢文化的便利性與過程甚不相同。
　　
　　冉駹在西元前一世紀早期被漢武帝開為汶山郡，「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由此愈向東北則愈進入氐族的核心區，即司馬遷所說「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之地。君長什數應即是部落什數，前面提及「其種非一」、「種類實繁」、「排其種人」諸文，顯示魏晉以後，華人對其部落以血緣為基礎的形態略有認識，以其服色而稱其為青氐、白氐等，僅是方便辨別而已。他們可能以氏族血緣為紐帶而形成部落，這種情況殆與羌族被稱為種羌、種落的情況相似；只是氐族居地很早即被漢人開置為郡縣，故被漢人依其居地地名而稱呼之，所謂湔氐、甸氐、故氐、清水氐、白馬氐等是也。至於羌族則血緣紐帶更清楚，而且開置較晚，甚至許多地方迄兩漢猶未開置，故常被稱為某種，如前述越巂羌稱為氂牛種，廣漢羌稱為白馬種，武都羌稱為參狼種，單單爰劍族系即分化有一百五十種者是也。
　　
　　有關氐人的部落文化，最早涉及的是《史記》，司馬遷曾經奉使西征巴蜀以南，但似乎未曾與氐族有過接觸，故只略謂冉駹東北有君長什數，白馬最大，而又於〈貨殖列傳〉中概略敘述「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這句話的內涵可能有二：一是此四郡漢人與關中漢人的風俗相同；二是天水、隴西的氐人可能因已漢化，故如同當地漢人般，風俗同於關中。後來《漢書‧地理八‧秦地》條，則較清楚說：「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武都地雜氐羌，……而武都近天水，俗頗似焉。」
　　
　　據考自先秦至南北朝，此地氐人皆是板屋而居的。（註一八）然而《漢書》所稱之「民」，極可能包括漢人的編戶齊民，是則隴南山地的氐、漢，皆是因山所出，木板築居，居住形式大抵相同。假若天水、隴西俗同關中，而武都與天水又俗頗相似，則當地氐、漢文化殆已有融合接觸的跡象。
　　
　　隴南山地海拔二千至四千公尺，山高谷深，峰銳坡陡，《魏略》所謂「排其種人，分竄山谷間」；《後漢書‧西南夷‧白馬氐》稱其「土地險阻，有麻田，出名馬、牛、羊、漆、蜜。氐人勇戇抵冒，貪貨死利」。可以略窺氐人谷地田畜的形態和民族性格。這是他們對漢朝可以「依固自守」，魏晉以降可以長期建立仇池國的原因與條件。雖然他們因地形而能自保，但是其地已為漢朝郡縣，又與羌族雜錯而居，故文化上不免分受漢、羌雙重影響。《魏略‧西戎傳》云：
　　
　　
　　其俗，語不與中國同，及羌、雜胡同。各自有姓，姓如中國之姓矣。其衣服尚青絳，俗能織布，善田種，畜養豬牛馬驢騾。其婦人嫁時著人衽露，其緣飾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國袍。皆編髮。多知中國語，由與中國錯居故也；其自還種落間，則自氐語。其嫁娶有似羌。
　　這是中古記載氐族種落文化最詳細的一段文字。據此以知氐人種族與羌不同，他們雖無文字發明的紀錄，卻有自己的語言，（註一九）髮式和服色，以及山谷耕織畜牧的形式。板屋、耕織及畜養豬騾等，顯示他們的文化頗高，不像被髮的羌族般遊牧。其婦女的服裝分受漢、羌影響，尤以嫁娶與羌相似，但是與漢人相處則多知中國語，還種落始講氐語。
　　
　　前引《後漢書‧西南夷‧冉駹夷》條，說蜀北汶山郡「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接著云「夷人冬則避寒，入蜀為傭；夏則違暑，反其聚邑」。此地夷、羌、氐雜錯，值得注意者有二：第一，夷人在冬寒時節因高山山地耕畜不易，故入蜀為傭，氐人可能也是如此的，《史記‧貨殖列傳》記載卓氏及程鄭，在汶山一帶，賈滇蜀椎髻之民鼓鑄，富擬人君，即可能包括了夷氐之人在內。所以《魏略》才有「其自還種落，則自氐語」之說。這種生活方式，殆是自漢以來，氐人接觸漢文化及漢化的契機。經長期接觸影響，始有《魏略》所述的漢化情況出現；降至南朝時代，則更如《南史》所言，「言語與中國同，……地植九穀，婚姻備六禮，知書疏，種桑麻，出紬絹布漆蠟椒等」了。（註二○）
　　
　　其次，氐人在山谷間板屋耕畜，應是定著性的，可能也是「聚邑」而居。殆撰於東晉間的《三秦記》，記述仇池氐於仇池「山上立宮室，囷倉，皆為板屋」，（註二一）《南齊書‧ 氐傳》稱於山「上平地立宮室、果園、倉庫，無貴賤皆為板屋土墻」，正是定著農耕、聚邑而居的表現。後來北魏征服其地，建州郡，置官吏，「風化大行，遠近款附，如內地焉」，（註二二）顯示此時氐族在上述基礎上已漢化如同內地。
　　
　　大約氐族從漢朝以來，由於開置郡縣，地近內郡，與漢族接觸，故其文化已不能保存純粹，漸漸由分受漢、羌雙重影響，轉變成大受漢文化影響，經數百年發展，竟至全盤漢化，終於消失於隋唐時代。
　　
　　上古及中古雖然常將氐、羌連稱，但是兩族的部落文化顯然有很大差異，《後漢書‧西羌傳》云：
　　
　　
　　所居無常，依隨水草，地少五穀，以產牧為業。其俗氏族無定，或以父名母姓為種號，十二世以後相與婚姻，父沒則妻後母，兄亡則納故國無鰥寡，種類繁熾。……堪耐寒苦，……性堅剛勇猛……。
　　此段記載主要指河關之西南羌地的概況。此地區主要為高山山地及高原山地地區，一般海拔高度在二千五百公尺至四千五百公尺之間，山峰常年積雪，無霜期短，降雨量小，因而地少五穀，而以遊牧為業，養成羌人堪耐寒苦的性格。
　　
　　這地區自然條件雖然如此，但也并非就表示羌人全無農業，在地勢較低的山谷和盆地，往往也有農耕作業。羌族最早的農業紀錄殆以無弋爰劍為首，他在西元前五世紀中葉曾為秦人所執，以為奴隸，可能是農奴，故逃至三河間，被「諸羌」推以為豪。前引〈西羌傳〉謂「河湟間少五穀，多禽獸，以射獵為事，爰劍教之田畜，遂見敬信，廬落種人依之者日益眾，羌人謂奴為無弋，以爰劍嘗為奴隸，故因名之。甚後世世為豪」。爰劍被人稱為無弋，也就應是農奴的意思，河湟諸羌原為山地狩獵民族，因爰劍教以田畜，乃開始從事田作與畜牧，遂逕以「無弋」稱呼此從事新興產業的新部落。可證此時以降，黃河、湟水兩谷地以「無弋」為核心的羌人，已發展至有農業與畜牧業了。
　　
　　筆者無意說爰劍以後諸羌已普遍農業化了，根據南北朝宕昌、鄧至與党項諸羌的記載，這些在武都、陰平以西，至賜支河首之間，現今青康高原區域的種羌，大體上仍過著遊牧生活，而無農業之紀錄。由於羌族分布遠較氐族為廣，高原與山地等自然環境和條件亦頗有差異，故川西、藏東、河首之間一帶種羌，殆一直保持其畜牧的生活。只有以無弋為核心的種落集團，始進入了田畜的文化，並且隨著其種落的繁衍分布，由河湟谷地向西發展至青海高原北部的青海湖及柴達木盆地，（註二三）再過去的婼羌就「隨畜遂水草，不田作」了。
　　
　　氐族「嫁娶有似羌」，種羌是以較原始的氏族血緣為紐帶，行烝報婚的，只有吐谷渾所屬貧窮地區見有搶婚方式。（註二四）種羌「氏族無定，或以父名母姓為種號」，此則與氐「各自有姓，姓如中國之姓」的制度不同。無弋集團以優勢生產方式結合羌人，較其他諸羌富裕當可想而知，因而其子孫乃有財力實行多妻制，致使種落繁衍成一百五十種之多。正因爰劍集團有生產與婚姻的優勢，所以其子孫種落經常有抗漢的能力，例如〈西羌傳〉記載在東漢章、和時代（西元一世紀八、九十年代）爰劍裔落迷唐，與漢爭峙於於黃河大、小榆谷（約今青海貴德縣附近）之間，最後麥作被收，牛馬羊被虜，撤至賜支河首，依發羌而居。此地暫無羌寇，據隃麋相曹鳳上言云：
　　
　　
　　自建武以來，其犯法者常從燒當種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內，諸種易以非，難以攻伐。南得鍾存以廣其眾，北阻大河因以為固，又有西海（青海湖）魚鹽之利，緣山濱水，以廣田畜，故能強大，常雄諸種，恃其權勇，招誘羌、胡。
　　按爰劍十三世孫之一為燒當，因強大而以為種號，迷唐即其裔種（爰劍十九世孫）之一。〈西羌傳〉末謂鍾存種也是爰劍一百五十種之一，勝兵十餘萬。是則迷唐種落居大、小榆谷以至西海之地，以其田畜優勢生產力雄視諸種，并結集以抗漢。迷唐既撤至河首，曹鳳乃上言請於其地廣設屯田，後至「列屯夾河，合三十四部」。竊疑此三十四部屯田，殆皆因循迷唐原來田畜之基礎，而非新開墾者。
　　
　　若以青海湖為中心，其東姑稱為湖東區，即河湟山地與谷地，諸羌以種麥（大、小麥不詳）為主，畜養馬牛羊驢騾；其西為湖西區，在晉時為吐谷渾所征服，以種大麥、粟、豆、蕪菁為主，見有牛馬駝等畜；其南為湖南區，即川西、藏東高原，後為宕昌、鄧至諸羌地，畜有犛牛、牛、羊、豬等，（註二五）顯示區域地理條件影響了諸羌的生產方式，使之產生區域性差異。此地自古多禽獸，可能射獵始是其共同傳統的生活方式。
　　
　　氐人「善田種」，漢魏時隴南山地的氐人有穀、麥的耕作收成，而與氐族接壤交錯的隴右種羌，似乎也已經種穀了。（註二六）當時穀不是泛指包括麥的五穀簡稱，《後漢書‧西南夷‧冉駹夷》即稱汶山郡「土地剛鹵，不生穀、粟、麻、菽，唯以麥為資」，而〈邛都夷〉則稱「其土地平原有稻田」。表示秦嶺，隴南一線氐人所居山地，當時應是稻、麥耕作的交錯線區，或許部分種羌與氐族移居雜錯，也或許守塞屯田（詳後），而開始了稻穀的耕作。
　　
　　爰劍以優勢生產方式結集諸羌的廬落種人。諸羌以氏族血緣為紐帶而稱為種羌，則種人自是種落之人，不必贅解；只是廬落一詞〈西羌傳〉常見，其真正內涵則不明，尚待進一解。
　　
　　按〈西羌傳〉開始即謂羌人云：
　　
　　
　　不立君臣，無相長一，強則分種為酋豪，弱則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為雄。殺人償死，無它禁令。其兵長在山谷，短於平地，不能持久，而果於觸突，以戰死為吉利，病終為不祥。
　　傳末又云：
　　
　　
　　自爰劍後，子孫支分凡百五十種；其九種在賜支河首以西，及蜀、漢徼北，前史不載口數；唯參狼在武都，勝兵數千。其五十二種衰少，不能自立，分散為附落，或絕滅無後，或引而遠去。其八十九種，唯鍾最強，勝兵十餘萬；其餘大者萬餘人，小者數千人，更相鈔盜，盛衰無常，無慮順帝時勝兵合可二十萬。
　　以後－史料爰劍種落集團情況，可以印證前－史料所論諸羌的普遍情況。大體諸羌以氏族血緣為紐帶，且種姓不斷分化，始終未發展至區域性聯盟，乃至統一國家的階段。
　　
　　爰劍種落集團是湖東區河湟羌的主流，小月氏退保南山羌，逐漸通婚羌化「亦以父名母姓為種，其大種有七，勝兵合九千餘人，分在湟中及令居，又數百戶在張掖」，顯示羌化後其種落社會亦與河湟羌相同。（註二七）至於初時僅擁有青海湖東南甘松之地的吐谷渾，二傳其子吐延，為昂城羌酋姜聰所刺，遺囑部落「速去保白蘭，地既險遠，又土俗懦弱，易控制」，表示湖西區諸羌也是因種落分化而力弱。（註二八）南北朝時代宕昌、鄧至等湖南區種羌，史稱風俗相同，宕昌羌由中華至西域數千里，「姓別自為部落，酋帥皆有地分，不相統攝，宕昌即其一也」；（註二九）党項羌地亦數千里，「處山谷間，每姓別為部落，大者五千餘騎，小者千餘騎」；其南接的附國更往往有羌，「并在深山窮谷，無大君長， ……或役屬吐谷渾，或附附國」。（註三○）可見自先秦至隋，約凡一千年間，諸羌的社會種落、政治組織，實無多大演進。
　　
　　匈奴在秦漢間即已建立大帝國，東胡（烏桓、鮮卑）也遲至二世紀漢魏間，由部落、部落聯盟，漸漸發展至國家的階段。氐族在秦漢間即君長以什數，由冠以地名來看，可見兩漢時已向區域性部落階段發展，漢魏間已有武都氐王、興國氐王、百頃氐王、興和氐王等名號出現（詳後）。羌人始終以氏族血緣結合，種落分化，殆為五胡中之最落後者。難怪姚萇執苻堅，求傳國璽時，苻堅叱之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豈以傳國璽授汝羌也！圖緯符命，何所依據？五胡次序，無汝羌名！」（註三一）種族文化的鄙視，溢於言表。
　　
　　種羌「不立君臣，無相長一」，表示無國家政府組織；「強則分種為酋豪，弱則為人附落」，表示種族社會不斷分化，自我削弱。根據諸史記載，種羌間不但無統一政府及官僚體制，抑且酋豪之下也未見層級組織，似乎由酋豪直轄其種落或附落，而酋豪之更強大者殆即〈西羌傳〉所稱的大豪或大帥了。這種稱謂與氐族類似。北《魏書‧氐傳》說氐族自「秦漢以來，……自立豪帥，……各有侯王，受中國封拜」。這裏所謂的「侯王」，實即指其「酋豪」、「豪帥」而言，并非真謂氐人有天子王侯之位號（詳後），故《後漢書‧西南夷‧白馬氐》謂東漢初「氐人大豪齊鍾留為種類所敬信，威服諸豪」，正可概見大帥大豪與一般酋豪的關係。
　　
　　氐族領袖有「酋大」一稱，如酋大單徵投奔劉淵，其女即劉淵皇后單氏。（註三二）酋豪稱大也是羌族習慣，如《宋書‧大且渠蒙遜列傳》謂蒙遜先世曾任匈奴且渠之官，「羌之酋豪曰大，……而以大冠之，世居盧水為酋豪」。亦即此張掖盧水雜胡也如湟中月氏胡般，頗已羌化，因而兼用胡、羌稱呼。東漢羌族力量一度擴至西河、上黨一帶，晉時上黨有擁壁自立的胡「部大」張督此即是以羯為主的雜胡。（註三三）《通鑑考異》論單徵條，謂「當時戎狄酋長皆謂之大」，胡注張督條謂「胡人一部之長呼為部大」，竊意兩漢之間匈奴及東胡殆無部大之稱，故疑酋大、部大皆是氐羌化的稱謂，魏晉當時西北諸雜胡受其影響而沿用之。（註三四）酋大或是偏重其血緣種落之稱，而部大則偏重於部落耶？
　　
　　羌族大豪或酋豪與其廬落之間無層級組織，這是相當原始的氏族社會形態。所謂廬落，《南齊書‧河南王列傳》記吐谷渾治下的「人民，猶以氈廬百子帳為行屋」，或可窺見一斑。事實上諸羌分佈廣闊，居住情況與其生產種植情況般，因區域地理條件有所不同，這裏僅是指河湟及青北高原之諸羌而言。亦即酋豪直接領導這些廬落也。酋豪統領可以掌握的廬落種人，各據深山窮谷，所以法令簡單，社會原始，如《隋書‧西域‧党項列傳》云：「每姓別為部落，大者五千餘騎，小者千餘騎，……俗尚武力，無法令，各為生業，有戰爭則相屯聚，無徭役，不相往來。」其部落文化、社會生活，可以想見。
　　
　　筆者以為，種羌此形態實對其發展大為不利，殆皆與其地理條件有關。他們居住於高原、山地之間，地形割裂獨立，交通聯系不易，所以種人多了就必須分種離析；分析後又不易聯系，故不相往來。爰劍裔種分為一百五十種，種類之間幾呈獨立狀態，可以由此觀察。若從政治角度看，各種落事實上是「各佔山頭自稱王」的狀態，很難創建統一國家的。弱者如附落，實不足以自存，必然造成「或絕無後，或引而遠去」，如爰劍衰少的五十二種。吐谷渾也因此以一個不甚強大的鮮卑部落，以「土俗懦弱，易控制」而征服了湖西區諸種羌。即使較強大的種落，事實上也很容易被各個擊破，漢、羌長期戰爭史即是其顯例。漢諸將常輾轉戰鬥於深山窮谷之間，使諸羌先後一一平服，范曄用「谷靜山空」以描述之，（註三五）殆甚貼切。
　　
　　再者，在這種地理條件下討生活事實上也不容易，諸羌遂養成了互相抄暴、崇尚武力的風俗，而長於山地戰鬥，種落間更容易結怨報仇。種族內部相處如此，平常又無徭役，無軍事組織，故一旦臨以外力，則全種相聚屯結作戰，事實上是烏合之眾。危機大者如漢軍來攻，則誠如〈西羌傳論曰〉所言，種落間「遂解仇嫌，結盟詛，招引山豪，轉相嘯聚」。由於平常不相往來，甚至結仇，故此種臨時聯盟也是一種烏合組織，很容易分化擊破的，〈西羌傳〉戰例正多。
　　
　　地理條件影響諸羌政治組織、種落分化及社會生活如此之大，是值得注意的。氐族亦居住於高山山地，但是他們分布區域小，又分布於許多河流台地谷地，乃至成徽盆地之間，農業發展較優，生活上族群未見有摩擦，社會上種姓較少分化，這是二者不同之處。
　　
　　
　　肆、秦漢與氐族的政治關係
　　中國與氐羌的關係歷秦漢、魏晉、五胡三個階段，逐漸加強加深，以至由邊裔關係發展為中原內部關係。這裏主要論其第一階段的關係。就秦漢階段而言，中國政府與氐族關係大體是和平的，與羌族關係則是緊張的和戰爭的。
　　
　　氐族分布地區不大，種姓較寡而人口較少，在國家安全上不致構成中國的威脅；而且秦漢長城西段即已將隴南山地劃入內郡地，至漢武帝時又從巴蜀北上，將武都、廣漢建為郡縣，遂使氐地完全變為中國本部郡縣，氐族在性質上成為中國的少數民族。氐族與中國的關係既然如此，所以上述其人民有編戶納賦的跡象，有進入平地為漢人作傭工，乃至有因接觸而漢化的發展。
　　
　　不過，就種落社會的傳統結構而言，氐族維持時間相當長久，兩漢政府乃針對此結構，而與之發展政治關係。大體漢武帝自西元前二世紀三十年代開通西南夷以來，即承認以什數氐類君長（酋豪）的政治地位。根據《史記‧西南夷列傳》所載，武帝時所承認的氐類君長，政治地位似乎并不高，故謂「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而已。
　　
　　按東漢殆仍西漢政策，對西南夷羌酋豪封以邑君邑長為常，如《後漢書‧ 西羌傳》載云：
　　
　　
　　建武十三年（西元三一年），廣漢塞外白馬羌豪樓登等率種人五千戶內屬，光武封樓登為「歸義君長」。至和帝永元六年（西元九四年），蜀郡徼外大牂夷種羌豪造頭等率種人五十餘萬口內屬，拜造頭為「邑君長」，賜印綬。
　　又如同書〈西南夷‧莋都夷〉亦云：
　　
　　
　　和帝永元十二年，旄牛徼外白狼樓薄、蠻夷王唐繒等，遂率種人十七萬口，歸義內屬。詔賜金印紫綬，小豪錢帛各有差。安帝永初……二年，青衣道夷「邑長」令田，與徼外三種夷三十一萬口……內屬。安帝增令田爵號「奉通邑君」。
　　可證視西南夷羌種落之大小與重要性，其酋豪分別被封為君長、邑君、邑長諸名位，小豪則僅賜以錢帛而已。是則《史記》所稱「君長以什數」之「君長」，殆非僅為官爵的泛稱，且是一種〈官志〉漏記的專稱，用以拜封西南夷氐羌者。漢封匈奴、東胡、雜胡，大體上皆不用此名號。（註三六）用此可以反推兩漢對夷、氐、羌西戎系，與北狄、東胡和雜胡系的政治態度是頗不同的。
　　
　　據上面夷酋令田由邑長遷號奉通邑君之例，知邑君在邑長之上。漢制「四夷國王、率眾王、歸義侯、邑君、邑長皆有丞，比郡、縣」，（註三七）殆邑君、邑長應比縣。若依羌豪造頭等率五十餘萬口之多而內屬，竟只封邑君長，賜印綬，則君長殆在邑君之上，所賜印綬不明，蠻夷王唐繪等內附而賜金印紫綬，造頭恐亦如此。漢制列侯金印紫綬，諸侯王金印綠綬。（註三八），按漢制慣例，諸侯王例以封劉氏子弟，故四夷國王、率眾王決不可能比照。東漢對四夷國王，除了匈奴仍沿單于名號外，即使東胡之大聯盟長如檀石槐、軻比能輩，亦不過封為率眾，歸義諸王號而已，（註三九）是則西戎系之君長，理應不能超過比金印紫綬的列侯。氐類什數「君長」只是西南夷以百數「君長」之一部份，而「獨夜郎、滇受王印」，可證氐族酋豪在天朝體系，僅位比歸義侯之類，政治地位未至王者之級。
　　
　　然而，這種漢、氐政治關係似乎在東漢初期有了變化。蓋王莽喪亂之時，氐羌多附於據隴的隗囂和據蜀的公孫述。光武中興，「武都氐人背公孫述來降者，（馬）援皆上復其侯王君長，賜印綬」。（註四○）表示氐類酋豪可能在西漢末，或至遲在東漢初，有些人似已有侯或王的封爵，政治地位提高了。但是根據前引齊鍾留之例，則又似不盡然，因為隗囂族人隗茂反，殺武都太守，「氐人大豪」齊鍾留當時「威服諸豪」，與郡丞破斬茂，而在亂事前後，不論氐豪或大豪皆未見侯王之號。《魏略‧西戎傳》云：
　　
　　
　　氐人有王，所從來久矣。自漢開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竄山谷間，或在福祿，或在汧隴左右，其種非一，……各有王侯，多受中國封拜。近去建安中，興國氐王阿貴、白項（百頃？）氐王千萬，各有部落萬餘。……今雖都統於郡國，然自有王侯在其虛落間。又故武都地陰平街左右，亦有萬餘落。
　　此條史料表示漢武帝開通西南以前，氐人已有王；以後漢朝因其種落各封其酋豪為王侯，漢末已見有興國（今甘肅秦安縣東北）氐王阿貴與百頃（即仇池）氐王楊千萬。二氐王各有部落萬餘。至於武都地有武街在下辨，而無陰平街，疑為陰平郡之誤。前論西漢陰平道是氐地，原為廣漢北部都尉治，東漢改置為廣漢屬國治。廣漢屬國因徼外參狼羌內附而改置（詳後并註五三），可能自後用以統領諸氐羌，蜀漢改為陰平郡治，西晉仍之。魚豢所謂「今」者，當指魏朝而言，是即氐人經魏、蜀戰爭遷徙，至今（魏）仍在武都郡至陰平郡一帶的原來氐人核心區，有種落萬餘也。
　　
　　魚豢說氐人在漢武帝以前有王，證諸《史》、《漢》之〈西南夷〉和〈司馬相如〉諸傳，實不確定。氐人居隴南山地，因峻朮深谷之地形割裂而不能統一，情況與羌相同。氐族大豪擁有萬餘落，揆諸前論內屬夷羌動輒十餘萬以至五十萬落，顯然不能算是大族群，故其大豪被漢封為「君長」之位，理應可信；除非氐豪因背叛隗氏和公孫氏，且助漢光復隴蜀之功的特殊政治因素，始有封拜王侯的可能。北《魏書‧氐傳》述兩漢時事大抵同《魏略》，但述其早期政治名位則較謹慎，僅稱「三代之際，蓋自有君長。……秦漢以來， ……自立豪帥」；然自漢武以後，也稱「各有侯王，受中國封拜」了。
　　
　　按魚豢所稱建安中的百頃氐王千萬，據《宋書‧氐胡列傳》云：
　　
　　
　　略陽清水氐楊氏，秦漢以來，世居隴右，為豪族。漢獻帝建安中，有楊騰者，為部落大帥。騰子駒，…始徙仇池。…駒後有名千萬者，魏拜為百頃氐王。千萬子孫名飛龍，漸強盛，晉武假征西將軍，還居略陽。
　　是則楊氏自秦漢世居略陽郡清水縣，為氐人某種落的豪族，降至建安時始成為大豪。稍後楊駒方徙居至武都郡之仇池，駒後楊千萬始為魏封拜為百頃氐王。情況甚明，南北朝諸史大抵本之。另據《三國志‧武帝紀》建安十八年（西元二一三年）十一月條：「馬超在漢陽，復因羌、胡為害，氐王千萬叛應超，屯興國。」此年稍前，曹操自立為公，建置府朝，時在交替之間，說楊千萬為漢封可，說為魏封似乎也可。蓋是月楊千萬以百頃氐王身份，率部落由武都仇池百頃山根據地，北移至漢陽郡之興國，響應馬超反曹也。
　　
　　建安（西元一九六－二二○年）間，據《三國志》尚見有武都河池之氐王竇茂，其正式名號殆為「興和氐王」。（註四一）其後進入三國，「武都氐王」苻健統有「氐民四百餘戶」，蜀漢後主建興十四年（二三六年）請降，最後發展成苻健隻身來降，部民卻由其弟帶領降魏。（註四二）五胡亂華之後，由於吐谷渾王氐羌地，故《南齊書‧河南列傳》更稱之為「氐王」了，則此氐王與漢魏間者又不同。
　　
　　由此可推《後漢書‧馬援列傳》、《魏略‧西戎傳》所述，似乎兩漢以來氐類即有侯、王之封拜，殆未能確定。要之，漢魏之間，因戰爭需要，戰略因素，氐類始見有王號，而且連小部落之小豪如苻健，也有王號之例，是則萬落大豪就不必贅了。
　　
　　上述已知諸氐王，阿貴在漢陽郡之興國，楊千萬在武都郡之武都縣（仇池在武都縣），竇茂在同郡之河池縣，而苻健則在同郡不詳何縣道，《魏略》所謂「今雖都統於郡國，然自有王侯在其虛落間」，可證漢魏晉之間，氐類王侯為所在郡國統領，已完全納入屬國體系。此種政治關係，殆自西漢已如此，只是單就氐類而言，西漢時但有君長而無王侯而已。（註四三）
　　
　　氐族居地自兩漢已置為郡國，故其部落即使有國之名，如《後漢書‧西南夷》所稱的「白馬國」，也不過是漢朝的屬國罷了，大體廣漢屬國即是統領此等部落形式的國落機關。氐人在西漢頗有抗爭，東漢則較少，揆其性質，可以視作漢朝統治下的少數民族問題，充其量也只是統一政府下的種族矛盾與衝突而已；至於羌族，則顯然并不盡然。
　　
　　
　　伍、秦漢與羌族的政治關係
　　前論西元前四世紀八十年代秦獻公西進以後，爰劍之孫卬畏其威而西遷賜支河曲，其種落以後分衍成越巂羌的氂牛種、廣漢羌的白馬種、武都羌的參狼種等，這是蜀、漢徼外之羌種，約至東漢以後始與中國發生密切的關係。留在河湟的爰劍曾孫忍和舞，忍生九子為九種，舞生十七子為十七種，合二十六種之多。其後分衍更多，〈西羌傳〉所錄二、三十種之中，基本上以此種系集團為主。（註四四）
　　
　　秦始皇在西元前二二一年統一中國，漢高祖於前二○二年繼興，其時羌族與中國實為外國關係，而與秦漢及匈奴之盛衰息息相關。〈西羌傳〉云：
　　
　　
　　秦始皇時，務并六國，以諸侯為事，兵不西行，故種人得以繁息。秦既兼天下，使蒙恬將兵略地，西逐諸戎，北卻眾狄，築長城以界之，眾羌不復南度。至於漢興，匈奴冒頓兵強，破東胡，走月氏，威震百蠻，臣服諸羌。
　　顯示種羌因始皇東進蠶食諸侯之政策實行，是其得以更繁息的原因。及至中國統一後，雖頗西進，但至河、洮一線，取得天然國防以築長城而止，不再進逼。此下即是匈奴崛起，臣服諸羌的時代。西元前二○○年平城之役以後，漢、匈和親，此後如文帝國書重申和約所示「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其南、北分治和親共存的局面，維持至前一三三年馬邑事變而止。（註四五）
　　
　　在此百年期間，因諸羌臣屬於匈奴，故東亞只有秦漢與匈奴的國際關係，而無秦漢與諸羌的國際關係。至漢景帝（前一五六－前一四一年）時，匈奴頗侵漢。留居河湟的研種－忍子研的種落，請求入守隴西塞，漢徙之於狄道、安故、臨洮、氐道、羌道等縣，也就是沿洮水長城以至於隴西郡和武都郡之間。這是種羌內附東徙守塞的最早紀錄。諸羌既臣於匈奴，而文帝曾與匈奴有「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的協定，是則研種的入守必然導致漢、匈關係的緊張。（註四六）自負其能而常與匈奴合戰的隴西名將李廣，在隴西太守任內，曾因羌反，而誘殺降者八百餘人，（註四七）開創了兩漢將帥守宰誘殺降羌的惡例，成為此後羌患的重要原因之一。種羌畏懼匈奴，又不能信任漢朝，遂伏下此後依違於兩大，或獨自為求生存奮鬥的情勢。
　　
　　馬邑事變為漢、匈關係的轉捩點，自後漢朝採取主動的開塞攻擊戰略，於西元前一二一年取得匈奴休屠王、渾邪王領地，置五屬國。兩年後霍去病封狼居胥、禪姑衍，匈奴自是北徙，種羌漸漸脫離其勢力。於是，漢朝在前一一五年通西域，置酒泉、武威二郡，又在前一一一年分二郡置張掖、敦煌二郡，此即河西四郡，實施「隔絕羌、胡，使南北不得交關」的政策。
　　
　　本文寬河西四郡原為休屠、渾邪二王地，故漢朝攻擊匈奴，也就如〈西羌傳〉所言，同時進行了「西逐諸羌」，影響了種羌的生存空間，引起羌、匈聯合反攻，及漢朝對羌建立監護體制的結果。〈西羌傳〉云：
　　
　　
　　時，先零羌與封養、牢姐種解仇結盟，與匈奴通，合兵十餘萬，共攻令居、安故，遂圍枹罕。漢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為將兵十萬人擊平之，始置護羌校尉，持節統領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鹽池左右。漢遂因山為塞，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實之。
　　根據《漢書‧武帝紀》，「西羌」十萬眾與匈奴聯合，時在元鼎五年（前一一二年），翌年平定，此年漢置武都郡，分置張掖、敦煌二郡。漢朝自此年將氐、羌分開統治，故二族在兩漢始終未發生過任何政軍的關係。但是，武帝對羌隨著武力的攻擊之後，設置護羌校尉以資監控，并尋而築塞，分河西為四郡，又稍移民實之，其實是施行武裝殖民的政策。種羌雖暫時退居西海（青海湖）一帶，然而河湟生存空間之爭奪戰，卻正是方興未艾的時候。羌、漢各種政軍經關係，也由此時正式展開。兩漢羌、漢的軍事關係，〈西羌傳〉載述甚詳，於此不贅，僅略論其政治關係。
　　
　　西元前八一年（漢昭帝始元六年），匈奴謀與漢和，蘇武等被釋歸，漢、匈關係緩和，昭帝乃於河湟地區置金城郡。河湟置郡，表示漢朝決心貫徹武裝殖民，將此地劃入中國領土，這是漢、羌為生存空間衝突嚴重化的關鍵。〈西羌傳〉載宣帝時先零種羌要求「度湟水，逐人所不田處以為畜牧」。後將軍趙充國反對，然種羌強渡湟水，「郡縣不能禁」。此事表示：第一，先零羌撤退至西海一帶半個世紀後，重新要求返回故地；第二，他們只求在故地畜牧，原來的耕地已遭漢人佔領，他們殆無意取回；第三，儘管漢人未准許，他們已強行回歸，金城郡縣政府不能制止。此問題在先零羌而言是返回故土，在漢朝而言是主權領土的問題。漢朝以往容納內附部落并不鮮見，當時湟中尚有「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註四八）充國所以主張不接受者，實基於國防上的考慮。
　　《漢書‧趙充國傳》云：
　　
　　
　　羌人……渡湟水，郡縣不能禁。元康三年（前六三年），先零遂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上聞之，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壹也。……征和五年（前八八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傳告諸羌曰：『……羌人為漢事苦，張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擊居之。』以此觀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為之備。」
　　按先零種強還湟中約在西元前六三年以前，此時匈奴正經營西域，趙充國疑懼者正在此。且先零既歸，復與二百餘酋豪結盟，則漢朝不能不懼。金城郡是分張掖、酒泉二郡地而置，原屬匈奴右王，而臣諸羌之領地，趙充國所得情報正是匈奴約先零豪共同光復故地的消息，故懷疑密約、強渡、結盟是匈、羌一系列措施的實行。是則收容先零於湟中與否已不是重要問題，先零行動後面的匈奴問題才是關鍵。
　　
　　相對的，先零種既然在漢朝未准許前強還湟中，他們必然也畏懼漢軍的攻擊，所以與二百餘豪解仇結盟，以為自保。不幸充國奏對後的同年（宣帝神爵元年，前六一年）後月餘，「羌侯」狼何果然向匈奴借兵攻鄯善、敦煌，以絕漢道。狼何是羌化小月氏的領袖，但其行動卻影響了「西羌」，使先零種由返還故地求生存之舉，被判斷成漢、匈戰爭的先兆。〈趙充國傳〉續云：
　　
　　
　　充國以為「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已至羌中，先零、罕、幵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為備，敕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者，皆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亡所信鄉，遂劫略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
　　按狼何的位置，應與西域南道、阿爾金山北麓之婼羌接近，或許部落多為「南羌」，故被封為「羌侯」。然而南羌向匈奴借兵攻漢之事，當「西羌」先零集團與漢關係處於緊張狀態之時，卻被漢朝判斷為西羌與匈奴的軍事聯盟問題。漢朝一面下令邊兵戒嚴，一面派義渠安國視察諸羌，在高度疑忌緊張之間，安國如李廣般採取了誘殺諸豪的手段，并縱兵攻擊，遂導致諸羌對漢信心的解體而叛變。先零之強返故土，在漢只是收容與如何收容的國內少數民族問題，至此成為一個關連漢、羌、匈的國際關係問題，并且變成了羌、漢之民族戰爭，也就不是政治方式所可解決的了。
　　
　　趙充國曾有出兵高山山地討伐武都氐的經驗，故奉詔出征西羌。此次戰爭，他卻一再與朝廷爭論戰略，力主持重守勢。〈本傳〉記載他的戰略考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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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就大戰略言，他「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故不敢輕易考慮與羌主力決戰。希望在匈軍抵達之前，採分化的策略，以分化先零種的同盟罕種與幵種等；并懸賞刺殺反羌的酋豪，達到削弱甚至終止戰爭的目標。
　　(二)就戰場戰略而言，他判斷羌人「皆驍騎難制」，不敢冒然會戰。又基於高山山地的地理條件，羌人「多藏匿山中依險阻」；與天候條件之「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和冬寒影響軍士健康諸因素，決定採取以守為攻的戰略。
　　其實匈奴并無與羌聯軍的事實，充國部隊而且徵集了婼羌和月氏等屬國胡騎參戰，漢騎也有上萬之多，故羌騎并無絕對優勢可言，只是充國持重多慮罷了。
　　
　　這次戰爭的最後解決，除了小規模出擊會戰外，主要是分化及刺殺手段的成功。〈本傳〉云：
　　
　　
　　羌若零、離留、且種、兒庫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及諸豪弟澤、陽離、良兒、靡忘皆帥煎鞏、黃羝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封若零、弟澤二人為「帥眾王」，離留、且種二人為「侯」，兒庫為「君」，陽雕為「言兵侯」，良兒為「君」，靡忘為「獻牛君」。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
　　充國的善後措施在漢、羌關係史上也極重要。他一面推薦新任護羌校尉的人選，一面請求實行在河湟軍屯。軍屯由此以降，在兩漢斷斷續續地實行。根據充國所上〈屯田便宜十二疏〉，知悉軍屯的戰略意義非常重要：就漢而言，有強化西邊守備及補給，節省軍費，嚇阻西羌，并且有保護漢民田作諸功效。就羌而言，可以收兩種預期效果，即第一，「因排斥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墬（地），貧其眾，以成羌虜相畔之漸」，就是製造其經濟社會問題，從而促使其政治產生問題；第二，「令反畔之屬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墯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也就是驅逐羌人至生存條件惡劣的地方，削弱其種落力量。
　　
　　趙充國的軍屯政策，對漢朝的國防戰略是有利的，對種羌卻是大害。它加深了羌人為求生存空間而奮鬥的動機，惡化了羌、漢之間的關係，當東漢國力東移後，遂成為百餘年「羌患」的最基本原因。
　　
　　這裡值得注意的是，由於羌人與匈奴有過臣屬的歷史關係，秦漢以來攻擊羌人也就視同攻擊匈奴。漢武通西域，隔斷羌、匈聯繫，但是西元前一一二年先零集團首次反叛時，也曾與匈奴聯軍攻漢，因此戰後漢武乃決定設置護羌校尉，實行對諸羌監護，尤其對境內諸羌為然。漢朝對羌、匈關係的疑忌不可能輕易忽視的，故種羌一有動作，漢朝立即聯想到匈奴，〈趙充國傳〉所載正反映了此情況。不過降至西元前一世紀中葉，因匈奴分裂衰弱，尤其前五一年（宣帝甘露三年），即趙充國戰後十年，呼韓邪單于入朝後，羌人失此國際奧援、漢、羌關係乃發生轉變。青康高原廣大的種羌，多未捲入漢、羌鬥爭，對漢朝而言是徼外蠻夷；而涼州刺史例兼護羌校尉所轄下諸郡國的種羌－內附羌及降羌，則已視同境內少數民族或屬國。例如西元前四二年（元帝永光二年），以隴西羌姐旁種為首的集團起事，漢朝即將之視為「竟內背畔」，右將軍馮奉世力主「不以時誅，亡以威制遠蠻」，也就是對境內種羌施行武力撻伐，以收威制嚇阻境外種羌之效。（註四九）
　　
　　種羌已失國際奧援，所以漢朝乃厲行威制政策。前引趙充國奏對，表示漢朝洞悉「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壹」的部落文化型態，而并利用之，這也是敢厲行威制的內在因素。於是種羌不服則遠徙，服者則委屈內附或戰敗投降，接受校尉及所在郡縣的監護。漢人不斷向西開拓，武裝殖民，至西元四年（平帝元始四年），王莽為示威德，「諷旨諸羌使共獻西海之地，初開以為郡，築五縣，邊海亭燧相望焉」，（註五○）至此連青海湖盆地也成為漢殖民之地。王莽置西海郡，是以「徙天下犯禁者處之」的方式為之，（註五一）無異使西海郡變成漢朝最大的囚犯集中營，增加了此地區的複雜性，東漢諸羌不斷受漢之吏民侵擾，社會不斷起事動盪，殆與此有關。
　　
　　自從失去匈奴奧援以後，漢朝對內附種羌的政治待遇及社會地位似乎也不如前了，請試論之。
　　
　　西漢為了削弱匈奴，故接受或爭取種羌降屬。對於降屬種羌，或就地封拜，如前述西域南道羌化小月氏種的「羌侯」狼何，及附近出土的「漢歸義羌長」之羌長，（註五二）似為其例；或遷入金城、隴西等邊郡，并對其有功勞者加以封拜，如前引若零率眾刺殺楊玉等而封為「帥眾王」，參與之二人封為「侯」、一人封為「君」，另外率種人投降的羌豪弟澤亦封為「帥眾王」，他豪一人封「言兵侯」、一人封「君」、一人封「獻牛君」，殆皆依功勞大小、種落眾寡等差封之，大者為王、侯，小者為君、長。值得注意的是，西漢對氐種諸豪似無封拜王侯的紀錄，以君長、君、長為常，然而對南羌及西羌則有封王封侯者，顯示西漢對二者政治待遇殆有所差別，主因可能與漢匈關係有關，蓋氐種未嘗得到匈奴的奧援故也。
　　
　　漢制王、侯的封地曰國，故宣帝集中這些降屬種羌王侯君長，加以監護管理，遂特置金城屬國。西漢先後曾置有八個屬國都尉，金城屬國之外，其他殆皆用以處匈奴部落為主，對氐族則未嘗特置。金城屬國不知何時撤銷，東漢無，東漢十屬國大多用以處匈奴及東胡，而廣漢蜀國和犍為屬國則用以處降羌。按屬國都尉制度出現前，漢以邊郡都尉監視少數民族，如隴西南部都尉監降羌、廣漢北部都尉監參狼羌是也。武帝時四夷降者益多，故創置屬國都尉，將降附部落「各依本國之俗而屬於漢」。屬國都尉所轄既以此等部落為主，兼理民政，故兵力常在郡之上，實質上是一種軍監制度，而美其名曰「護」。西漢前期屬國都尉直隸於中央的典屬國，由此可見漢朝重視羌種大於氐人。（註五三）種羌王侯的政治地位，殆亦高於氐豪的君長。筆者推估，屬國都尉處理民族事務直達中央的典屬國，而其軍監系統則可能就近受涼州刺史兼護羌校尉之節度。及至西元前二八年（成帝河平元年）省典屬國後，種羌殆始與氐人之受郡守縣宰的統治情況相同。
　　
　　王莽敗亡時，眾羌還據西海郡，并攻金城、隴西。隗囂慰納之，并徵發其眾以與光武相拒。諸羌在涼州有羌屯及徵兵之紀錄，此應即前引匈奴使所謂「羌人為漢事苦」之事，表示西漢內附羌人除了依本俗田畜生活外，尚有被徵用以屯田及戰鬥的義務，這種情況在東漢也是常見的。及至西元三三年（光帝建武九年）隗囂死後，班彪建議重置護羌校尉，〈西羌傳〉載其上言云：
　　
　　
　　「今涼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髮左騿A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故致反q。……舊制……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行，問所疾若。又數遣使驛通動靜，使塞外羌夷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儆備。今宜復p舊，以明威防。」光武從之。
　　由此可見護羌校尉的護理和軍事任務是相當明顯的，并附有透過塞外羌夷收集國外情報的任務。此點與氐族情況不同，故東漢武都郡雖劃入涼州，顯然氐人仍不屬於校尉的監護範圍。
　　
　　涼部動亂主要因素之一，在羌是生存空間的返還，在漢是國防安全的確立。另一重要因素即是班彪所稱的將吏守宰，以至黠人的侵漁。根據《漢書‧地理志》秦地條記述，關隴河西的人文風氣是有差異的：
　　
　　河西地區被移來的人民多是各地習俗頗殊的問題戶，所謂「或以關東下貧，或以報怨過當，或以誖逆亡道，家屬徙焉」，王莽以西海郡為犯人集中地，只有益增當地人文社會的複雜性。
　　
　　隴右及三輔北部的山西地區，則因「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秦漢以來名將輩出，所謂「山西出將」是也。（註五四）他們對羌事動輒以武力解決，前述李廣、義渠安國等人即是其例，東漢主持對羌征戰者亦多此區人物。
　　
　　三輔地區則是大官、鉅富及豪桀并兼之家的歷來徙置區，「是故五方雜厝，風俗不純。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為利，豪桀則游俠通姦，瀕南山、近夏陽多阻險輕薄，易為盜賊，常為天下劇」。
　　
　　如此的社會風氣及人文結構，對諸羌與漢人雜處顯然是不利的。東漢羌亂常從西海、金城、隴西諸郡起，戰敗降羌頗被逼東徙至天水、安定及三輔等地；連同自願內附東徙諸羌，兩漢有明確記載者起碼有六次。三輔北部諸郡如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原皆舊有羌種，殆為東漢以前已隸屬匈奴，而隨之內附的部落。降至二世紀前期，東徙的新、舊諸羌乃有「東羌」之稱。大體以隴山為界，其西之種落為西羌，其東徙置區之新、舊種落為東羌，而東羌且有一部分徙入河東（註五五，并參表一及圖二、圖三）。關隴人文風氣既然如此，故上述班彪之言，及〈西羌傳〉所謂「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為吏人豪右所役，積以愁怨」的情況，當然可想而知。
　　
　　諸羌竟受小吏黠民如此侵奪役使，如果守宰能舉職行法，理當可以禁止；不過東漢時諸羌屢屢起事，在朝廷以至邊吏眼中，已是一種「羌患」，最後竟至如段熲等力主實行剿絕政策，他們如何尚能平等合理對待諸羌？
　　
　　再者，諸羌因地理、天候之條件，彼起此落對抗漢朝，也因此條件而不能統一，而且因隔閡至種落間自相仇殺，故容易被漢朝收買分化，前引趙充國、義渠安國之例即可見知，東漢此類例子在〈西羌傳〉中更常見。這種組織力與民族性，殆難引起漢朝對他們的尊重；甚至降至北朝，楊素尚鄙視羌人甚於鮮卑，《隋書‧蕭琮傳》可以為證。
　　
　　東漢對羌豪也有王侯君長的封拜，前面第四節引〈西羌傳〉，說光武封廣漢塞外白馬種豪樓登為「歸義君長」，和帝封蜀郡徼外大牂夷種豪造頭為「邑君長」，這是對內屬塞外種羌的封拜。因戰事不利而降的，如一一五年（安帝元初二年）封率七千家來降的號多以「侯印綬」，一二二年（安帝延光元年）封率三千餘戶來降的麻奴以「金印紫綬」，可能皆是羌侯之類名號。至於被分化而為漢執行刺殺任務之例，則僅見一次，即二世紀初先零別種滇零以北地郡為中心起事，自稱「天子」，向西沿漢陽、隴西經略至武都，向東經上郡、西河、河東進逼至河內，聲勢龐大，戰事延綿十餘年，漢軍費用二百四十餘億。漢朝為了早日終戰，故懸賞刺殺。當闐種榆鬼因刺殺其將軍杜季貢而封「破羌侯」，效功種號封刺殺繼任天子零昌而封「羌王」，全無種雕何刺殺其謀主狼莫而封「羌侯」，使諸羌瓦解，戰事結束。
　　
　　東漢內屬種羌遠較西漢為多，但是初期僅封以君長之位號，與氐豪相似。中期則主要是滇零政權的起事，故安帝始封來降及刺殺之羌人為王侯。故謂東漢對羌之政治重視，似乎已不如西漢，這也與歷史發展的大環境頗有關係。蓋西漢時匈奴呼韓邪單于稱臣內屬，漢天子待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而且率蠻夷君長王侯親自郊迎。及至東漢初呼韓邪二世（首任南單于）稱臣內屬，光武帝僅遣使至五原受降安置，并置護匈奴中郎將實行監護，愈後單于王長禮遇愈替，中郎將竟至逼迫、扣押及擅斬其單于。（註五六）東漢護匈奴中郎將對一個號稱統壹百蠻的匈奴單于尚且如此，則護羌校尉及邊郡守宰對不統一的諸種羌豪－即使也有王侯君長之號，更不必待言。
　　
　　分析羌患原因及漢朝失措的種種問題當然有意義，（註五七）但若不從這些處根本入手探討，將會失諸瑣碎。羌族大體尚處於較原始的氏族社會，民族自我意識不明顯，部落文化亦有缺點，遠不能與漢相比，較匈奴，鮮卑及羯族也為失色。他們雖然較早入居及散布於中國內郡，但是社會政治地位甚低，兩漢時始終未刻意吸收漢文化，起事時除了上述滇零政權稍稍摹倣漢規模及利用一二漢人力量之外，其餘百餘年間諸起事者，皆以臨時解仇詛盟方式作動員結集，是個別的，孤立的，斷續的，所以即使東漢國力東移，涼、并虛耗殘破，羌族也未能乘虛領先五胡，建立正式的王朝。東漢儒應劭之《風俗通》，說「羌本西戎卑賤者」，似乎頗能反映了漢人對羌人的看法。後來氐人苻堅罵姚萇，說「五胡次序，無汝羌名」，也是可以理解的。
　　
　　
　　陸、捲入魏晉政局
　　東漢羌患百餘年，其大規模起事者約有五次。前四次皆以種羌為主，偶有雜胡參加，其中第二次（西元一○七－一一八年）的滇零政權，首次有極少數的漢人參加。基本上，此四次大起事，是與羌人反抗徵役貪暴及爭取生存空間二因素有關的，可算是東漢邊郡的種族矛盾與衝突的問題。種羌臨時結盟，沒有統一政府的經驗與組織能力，殆亦無征服統治的意思，實為其致敗之主因。以先零羌為主的滇零政權，雖有君長校尉、長史司馬等官制組織，事實上恐怕只是粗略的政府組織。東漢羌人沒有漢化教育，如匈奴劉氏及鮮卑慕容氏般紀錄，也無石勒般在軍中聽讀經史的行事，故很難想像其政權有此三族政權之規模，因此也難以號召廣大漢人的參與。（註五八）
　　
　　至於第五次（一八四－二一四年），已在漢末魏初之間，雖有種羌起事，但也有
　　湟中義從胡及頗多漢人的參與，最後變由漢人主導，且涉入三國之爭，羌人
　　始捲入中國政局，并且首次旁及氐人，故需略作分析。
　　
　　《後漢書‧西羌傳》最後記種羌起事云：
　　
　　
　　（靈帝）中平元年（一八四），北地降羌先零種因黃巾大亂，乃與漢（湟）中羌、
　　義從胡北宮伯玉等反，寇隴右。……（獻帝）興平元年（一九四），馮翊降
　　羌反，寇諸縣，郭氾、樊稠擊破之，斬首數千級。
　　按馮翊降羌反時，獻帝已遷至長安（一九○年），關東諸侯割據相戰，而一九二年王允、呂布誅董卓，卓將李傕、郭氾舉兵反攻，故馮翊羌反實無預於中國政局。至於其十年前的北地先零羌、湟中羌及湟中義從胡等反，始與政局頗有關係。《後漢書‧董卓列傳》云：
　　
　　
　　中平元年……冬，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關群盜反叛，遂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李文侯為將軍，殺護羌校尉泠徵。伯玉等乃劫致金城人邊章、韓遂，使專任軍政，共殺金城太守陳懿，攻燒州郡。明年春，將數萬騎入寇三輔，侵逼陵園，托誅宦官為名。
　　是則北地先零羌與枹罕、河關群盜是此次起事的主體，湟中義從胡其次，然則前引文所稱湟中羌與此群盜有何關係？據〈卓傳〉注引《獻帝春秋》云：
　　
　　
　　涼州義從宋建、王國等反，詐金城郡，求見涼州大人故新安令邊允（即邊章）、
　　從事韓約（即韓遂），……國等便劫質約等數十人。金城亂，懿出，國等扶
　　以到護羌營，殺之。
　　據此，可知「湟中羌」即〈西羌傳〉常見的「湟中義從羌」，也就是「涼州義從」。他們與湟中義從胡一般，殆皆隸屬於「護羌營」。是則宋建、王國等人疑非漢人，只是因反叛而被漢稱為群盜。他們可能是枹罕、河關而隸屬於護羌營的羌人，所以能聯合湟中義從胡殺害護羌校尉泠徵。
　　
　　隴西郡是西羌先零種的重要分徙地，宋建、王國可能即其種或羌化漢人，故北地先零降羌－東羌，與之聯合起事。先零種是反漢主要種羌之一，他們這次起事結合了湟中義從胡，劫持了漢官吏以為助，殺死駐節於金城郡的護羌校尉和太守，自稱將軍，逕以「誅宦官為名」，作政治號召，所以能陸續吸引漢官吏如涼州刺史司馬馬騰等人參加；隊伍得以壯大到三十六部十多萬人。這是東漢羌患百餘年以來，首次有政治號召，涉入中國政局者。
　　
　　此次羌、胡、漢聯合起事集團攻下金城郡後，由宋建坐鎮之。次攻漢陽郡，由王國以「合眾將軍」坐鎮之。但是數年之間，內部分裂兵變，領導權輾轉落入韓遂、馬騰之手。二世紀九十年代，二人由投降於董卓、李傕，最後投降於曹操，被收編為漢官。（註五九）羌、胡的主導權逐漸失去，轉變為韓、馬等漢將統領羌、胡，參與漢魏間軍閥的混戰，性質至是大異。
　　
　　馬騰後與韓遂不協，更相戰爭，乃下隴據關中，曹操徵他入朝為衛尉，部曲由其子馬超統領。當時曹操注意力在關東的袁術、袁紹及呂布等，故對韓、馬二部採分化政策，維持關中勢力均衡之局面。西元二一一年（建安十六年），曹操既敗於赤壁，關東形勢暫無可為，遂欲會關中諸將西擊漢中的張魯，引起馬超、韓遂等疑忌，乃解仇聯合十部凡十萬眾，屯據潼關以拒曹。馬超有羌人血統，這種解仇結盟、盟解仇結原是羌人的部落文化，所以十部之眾也無異是烏合之眾，不堪曹軍之攻擊。《後漢書‧董卓列傳》略記此役云：
　　
　　
　　十六年，……操擊破之，遂、超敗走，騰坐夷三族。超攻殺涼州刺史韋康，復據隴右。
　　十九年，天水楊阜破超，超奔漢中，降劉備。韓遂走金城羌中，為其帳下所殺。
　　初，隴西人宗（宋？）建在枹罕自稱「河首平漢王」，署置百官三十許年。
　　曹操因遣夏侯淵擊建，斬之，涼州悉平。
　　按：邊章、北宮伯玉、李文侯等先為韓遂所殺，韓遂、馬騰又投降董卓、曹操等，是則羌、胡、漢以「誅宦官」為號召的性質已變，宋建可能即因此而回至隴西郡自稱「河首平漢王」。河首是羌地，「平漢」為政治號召，即羌族起事之種族純潔性可能由宋建維持下來，但亦已由「誅宦官」，改變為「平漢」了。反漢是諸種羌百餘年來起事的立場，其一貫性是不必懷疑的，只是韓、馬等漢人或羌、漢混血兒變質而已。至二一四年（建安十九年），第五次羌人而聯合胡、漢的大規模起事，至此可說被平定了，曹操擁有雍、涼之地，兩年後自稱魏王。
　　
　　此次起事的平定，并不表示沒有後續的影響力。此影響力主要表現在魏、蜀相爭的戰略上，氐、羌成為配角，也就是連氐人也捲入了中國分裂內戰的局面了。
　　
　　按馬氏為扶風茂陵（今陝西興平縣東北）人，至馬子碩曾為天水蘭干尉，失官留隴西，娶羌女而生馬騰，故為漢、羌混血兒。馬騰歸漢為征西將軍，「常屯汧隴之間」，即右扶風西部氐族核心地之一，這是馬騰、馬超父子與氐人有關係之始。馬騰後還屯槐里（今興平縣東南十里），封槐里侯。扶風有東羌部落，而馬騰所部亦有羌、胡，史稱騰「待士進賢，矜救民命，三輔甚安愛之」。（註六○）及至馬騰徵入為衛尉，超代領其部曲，亦得氐羌之心，馬超遂成為左右氐羌的戰略性人物，二一一年韓、馬諸部被曹操擊敗，《三國志 ‧馬超傳》云：
　　
　　
　　超走保諸戎，曹公追至安定，會北方有事，引軍東還。楊阜說曹公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若大軍還，不嚴為其備，隴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超果率諸戎以擊隴上郡縣，隴上郡縣皆應之。殺涼州刺史韋康，……康故吏民楊阜……等，合謀擊超，…… （超）乃奔漢中依張魯。魯不足以計事，內懷於邑，聞先主圍劉璋於成都，密書請降。先主遣人迎超，超將兵徑到城下。城中震怖，璋即稽首。
　　按馬超退至隴上之漢陽郡，「保諸戎」，諸戎究竟何所指？據《三國志‧武帝紀》建安十八年（二一三）十一月條，說「超在漢陽，復因羌、胡為害，氐王千萬叛應超，屯興國」。是則超部除了當地羌、胡外，再加上前節所論之仇池百頃氐王楊千萬部落也。楊氏為略陽氐，屬漢陽郡，建安中其大帥楊騰之子楊駒始徙仇池，楊千萬乃駒之後，魏封百頃氐王，不知何故叛應馬超，率部北至興國（甘肅秦安縣東北）。興國在略陽西北，長離川（今葫蘆河）左岸，故應是返回故地附近以支援馬超。前引《魏略‧西戎傳》，從馬超者尚有興國氐王阿貴，阿貴與千萬各有部落萬餘。亦即千萬率部北上興國，與阿貴會合，共同支持馬超。
　　
　　又者，據《三國志‧夏侯淵傳》，當馬超殺韋康時，淵督諸軍屯長安，往救，「汧氐反」，淵軍被牽制，即是扶風之汧氐也響應馬超。同傳亦載「長離諸羌」也多在韓、馬軍中。是則馬超所「保諸戎」，有興國氐、仇池氐、汧氐及長離羌，號召力相當強，氐族首次捲入中國的內戰。
　　
　　二一四年（建安十九年）馬超戰敗奔漢中，長離羌各還本種落，汧氐被平，阿貴被屠滅，楊千萬逃奔馬超，餘部降於夏侯淵。（註六一）是歲馬超捨棄張魯，「從武都逃入氐中，轉奔往蜀」，（註六二）使劉璋震怖而降劉備，可見超與羌、氐關係之深，與其威勇之盛，曹操令他因疑而反是極其失策的。
　　
　　劉先主對馬超極為器重，二二一年（蜀漢章武元年，魏文帝黃初二年），將超由左將軍遷為驃騎將軍，領涼州牧，封侯，策文聲言「以君信著北土，威武并昭，是以委任授君」，付以經略關隴，號召氐羌之責。（註六三）雖然馬超於翌年卒，但是蜀漢經略氐羌、進取關隴的戰略構想，則實因馬超開始施行，始終成為其既定的國家戰略。（註六四）
　　
　　相對於蜀漢對氐羌的號召力及國家戰略，曹魏的因應策略則顯然是較為被動的和退守的，約有三種措施：
　　
　　大體上，曹魏對氐、羌、胡較放心不下，故不敢隨便徵用其人為兵或聯合其部落武力，對付蜀漢。曹魏對隴右、武都地區的氐羌，慘厲者用攻滅屠絕的手段，如建安十九年屠興國氐王阿貴部，二十年屠武都河池的興和氐王竇茂部。（註六五）屠殺政策適足以失掉氐、羌之心，使武都、陰平二郡終為蜀有，而隴右羌、胡則常響應諸葛亮及姜維的北伐。
　　
　　其次焉者是後勤徵調，即強徵氐羌服勞役與納糧畜，以支援魏軍對蜀漢作戰或防禦（註六六）本文寬再次者乃是遷徙氐羌（參表一及圖一），以遠離蜀漢的影響。諸羌在東漢已分布關中為東羌，不必贅論，但是此策關繫氐族由核心區東遷，影響關隴民族分布及戶口結構，以至伏下苻氐建立前秦的因子，故略析敘之。按氐人首次被徙是興國氐被攻滅，仇池氐楊千萬奔馬超入蜀之後《魏略‧西戎傳》續云：
　　
　　
　　其（千萬）部落不能去，皆降。國家分徙其前後兩端者，置扶風美陽，今之安夷、撫夷二部護軍所典是也；其本守善，分留天水、南安界，今之廣魏郡所守是也。……今雖都統於郡國，然自有王侯在其虛落間。
　　千萬原有萬餘落，降者殆不在少數，可能也不僅只有仇池氐而已，響應馬超諸氐恐亦在其內，曹操將守善的部份分留在魏之天水、南安二郡地，即是東漢之漢陽及隴西二郡邊界，原也是氐地的地區，決非僅在魏之廣魏郡。（註六七）要之廣魏郡大體依東漢安定郡重劃，與天水、南安交界，皆原為氐地。亦即武都仇池氐－原為略陽氐－安份守己的部落仍分留於此地區，其政治立場有問題的則被逼東遷至扶風郡之美陽（今陝西扶風縣與武功縣之間）。降至魏晉之間，分別隸屬安夷（治美陽）及撫夷（治淳化縣西北）二護軍。按地區護軍秦漢所無，是魏世司馬懿撫慰關中時所置，晉及五胡北朝因之，用以統異族。諸部護軍以此安、撫二護軍為首創，如將軍般開府置吏。（註六八）護軍是繼屬國都尉制在魏晉新創的制度，後者是四夷各依本俗以屬於中國之制，政治意義較重；前者則是逕直進行軍監，將所轄部落依戶口－中國管理法，實行更徹底的軍事管理。大抵司馬懿與諸葛亮相峙於關隴，恐怕此批以武都氐為主，而政治立場前後兩端的氐族受響應，故分置二護軍以作特殊管理。護軍制的創始與仇池降氐有關，後來楊氏後人還居百頃，在四世紀末逕「分諸四山氐羌為二十部護軍，各為鎮戌，不置郡縣」，或與其曾承受此制有關。（註六九）這是氐族繼西漢時遷至酒泉郡之祿福後，第二次遷出核心區，也是首次東遷三輔的紀錄，與其參與中國內戰有關。
　　
　　降至二五四年（蜀後主延熙十七年，魏高貴鄉公正元元年），姜維出隴西，拔狄道、河關、臨洮三縣民於綿竹、繁縣，此地正是羌人核心區之一。翌年至枹罕，大敗魏師於洮西而後撤退。當時司馬昭估計姜維攻羌，是「正欲了塞外諸羌，為後年之資耳」。姜維確是欲解決隴西郡諸羌，以便以後出攻天水郡的。（註七○）然而司馬昭料敵精確，於二五五年維撤退後，實施戰後措施，「令所在郡典農及安、撫二護軍各部大吏慰卹其（戰死者）門戶」，翌月又「以隴右四郡及金城連年受敵，或亡叛投賊，其親戚留在本土者不安，皆特赦之」，（註七一）穩住了隴右氐羌的心理。顯示他曾徵調二護軍的氐人參與對蜀作戰，使不能反顧。要之，馬超在二一三－二一四年間之敗，使響應他的諸氐被逼由核心區東遷，分布於南安、天水、廣魏，以至扶風、馮翊三輔之地，此後仍成為蜀魏交相爭取利用的對象。
　　
　　另外，氐人第二次更大規模的被徙，是在蜀、魏爭奪漢中之時。按二一五年（建安二十年）曹操取漢中而還，兩年後劉備進兵漢中，另遣張飛、馬超屯武都下辯，《三國志‧楊阜傳》云：
　　
　　
　　張飛、馬超等從沮道趣下辯，而氐雷定等七部萬餘落反應之。太祖遣都護曹洪禦超等，超等退還。……及劉備取漢中以逼下辯，太祖以武都孤遠，欲移之，……前後徙民、氐，使居京兆、扶風、天水界者萬餘戶，徙郡小槐里。
　　是則曹操基於戰略考慮始徙武都氐，且置僑郡於三輔。稍後於二一九年（建安二十四年）曹、劉再爭漢中，曹軍敗退關中，《通鑑》建安二十四年（二一九）五月條云：
　　
　　
　　操恐劉備北取武都氐以逼關中，問雍州刺史張既。既曰：「可勸使北出就穀以避賊，前至者厚其寵賞，則先者知利，後必慕之」。操從之。使既之武都，徙氐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
　　曹操兩次皆基於戰略的考慮遷徙武都氐，數量在六、七萬戶落以上，可見規模之大。
　　
　　降至二四○年（魏齊王芳正始元年，蜀後主延熙三年），郭淮追擊姜維至彊中（今地不詳），「遂討羌迷當等，按撫柔氐三千餘落，拔徙以實關中，（註七二）殆為氐人第四次東遷，以下西晉未見氐族遷徙的紀錄。自是氐族與種羌，遂錯居於關隴諸郡之間，為五胡亂華之張本。
　　
　　武都、陰平為魏蜀交接區，也是氐人核心區。此地區氐人因政治立場不同，也有分裂的情事發生。如馬超敗後，武都仇池氐楊千萬奔超入蜀，其部落則多降於曹魏，這或許多少與戰敗分散有關。至於二一八年（建安二十三年）劉備進兵漢中一度兵敗，陰平氐強端即斬蜀將吳蘭之首傳給曹操，（註七三）首鼠兩端。降至二三五年（魏明帝青龍三年，蜀後主建興十三年），諸葛亮既死，強端乃與武都氐王苻雙，帥其部屬六千餘人降於魏。（註七四）其實苻雙并非武都氐王，而是武都氐王苻健之弟。雙與其兄政治立場不同，當苻健請降於蜀時，雙不從，獨將四百戶與強端所部就魏；翌年其兄降蜀，後主「徙武都氐王苻健及氐民四百餘戶於廣都」。（註七五）苻雙與強端所部既然北降，被徙於魏之何地則不詳。要之從史書可見的紀錄看，三國時代氐人已陸續北遷東徙，至晉時如《魏略‧西戎傳》所述，武都、陰平有萬餘落；而《宋書‧ 氐胡》則云，晉惠帝時，楊氏復還百頃，亦只部落四千家而已，可知氐族已大量遷至關隴。
　　
　　至於羌族，在魏世除了響應蜀軍北伐之外，也仍有反叛的紀錄。小者如二三八年（魏明帝景初二年，蜀後主延熙元年），燒當羌王芒中、注詣等叛，尋被涼州刺史討平。（註七六）較大者如二四七年（魏齊王芳正始八年，蜀延熙十年），隴西、南安、金城、西平諸羌相結起事，且「南招蜀兵，涼州名胡治無戴復叛應之」，後因姜維撒退，郭淮討平之，降者萬餘落。（註七七）是則此次起事，尚且是與蜀、胡呼應的。氐、羌界於魏、蜀相爭之間，其戰略地位可知。
　　
　　降至西晉，由於上述歷史的發展，氐、羌已廣泛分布於關隴各郡，漸有合流之趨勢，情勢乃漸異。此時期，東羌在關隴殆仍是各聚種落以居，而隸屬於東羌校尉及所在郡縣的；至於氐人除了隸屬於二護軍外，其分布於郡縣者，則有成為晉朝編戶齊民的紀錄，如二七七年（武帝咸寧三年）汝陰王駿以討鮮卑樹機能之功，改封扶風王，「以氐戶在國界者增封」，即是其例。（註七八）
　　
　　西晉邊郡常常有戰事，關隴亦然。在二八○年（太康元年）吳平前，以樹機能為首，聯合關隴諸雜胡二十餘萬人以上，為時達十年，聲勢最大。（註七九）此次似無氐、羌大規模的捲入。及至二九四年至二九九年（惠帝元康四－九年）的起事，則有大規模氐、羌參加，故略析論之。
　　
　　二九四年五月匈奴郝散反，攻上黨，同年八月即來降，卻被馮翊都尉殺害。郝散殆為并州匈奴，故攻上黨，然後轉戰至關中，投降於馮翊。（註八○）殺降是不義之舉，難邀人心，而當時趙王倫坐鎮關中，史稱其「刑賞失中，氐羌反叛」。（註八一）按此次反事，發生於郝散死後兩年，由其弟郝度元發動，導致氐、羌亦反，《通鑑》惠帝元康六年（二九六）夏條，有綜合載述：
　　
　　
　　度元與馮翊‧北地馬蘭羌、盧水胡俱反，殺北地太守張損，敗馮翊太守歐陽建。征西大將軍趙王倫信用嬖人琅邪孫秀，與雍州刺史濟南解系爭軍事，更相表奏，歐陽建亦表倫罪惡。朝廷以倫撓亂關右，徵倫為車騎將軍。……系與其弟御史中丞結，皆表請誅秀以謝氐羌，（秀得免。）……秋八月，解系為郝度元所敗，秦雍氐、羌悉反，立氐帥齊萬年為帝。
　　趙王倫是八王之亂的重要禍首，其謀常出自孫秀，蓋孫秀教導司馬倫而致刑賞失中也。匈奴郝散被殺，其部可能仍在馮翊，由於倫之刑賞失中而起事，馬蘭羌及盧水胡皆是其附近種落，（註八二）故能聯合行動，進攻北地與馮翊。大約氐、羌早已不滿孫秀，情緒不穩，馬蘭羌之反就是一種機兆，是以解系等力請誅秀以謝罪；其事不果，氐、羌遂繼匈奴郝氐而起事，且立豪帥齊萬年稱帝，以示反晉。
　　
　　亂事由匈奴，而羌、而氐，由地方官吏措置失當，變成全面反晉朝，可以說是質變，也是入晉以後，氐、羌第一次造反，及有史以來首次氐、羌聯合起事。此次起事歷經五年，晉朝一再易帥，名將周處戰死，最後由孟觀擒獲齊萬年而結束。按安定、北地之間即撫夷護軍，齊萬年最後戰敗於扶風美陽之中亭，美陽為安夷護軍所在，此二護軍原以武都氐為主，其部落組織尚未解解。殆齊萬年為護軍所護某部落之豪帥，可能是前文提及的武都大豪齊鍾留之後裔，所部即其原部落，而兼號召其他氐、羌也。史稱其「眾數十萬」（註八三），周處進攻齊萬年梁山本部時，氐軍兵力七萬。（註八四）梁山在扶風好畤縣（今陝西乾縣東南），在撫夷、安夷之間，益證齊萬年以此二護軍之氐部為主力。據江統〈徙戎論〉所言，曹操當年遷徙武都氐於此，是基於「弱寇強國，扞禦蜀虜」的戰略考慮的，不意經八十年後，反受其患。
　　
　　齊萬年事件雖平，不過卻帶來了三個影響，即第一，略陽清水氐楊氏還仇池，為仇池建國的張本；第二，略陽部份氐人隨李氏流亡入蜀，建立成漢；第三，江統上〈徒戎論〉，代表部份晉人對民族與國防的意見。茲亦略論之。
　　
　　關於楊氏，前面頗已論之，即他們家族自秦漢以來世豪隴右，至建安中楊騰乃為部落大帥，子駒始徙仇池，其後楊千萬魏拜百頃氐王，建安十八年叛應馬超，敗奔入蜀，而餘眾悉降夏侯淵，其後漸漸分散天水、南安界，部份政治立場不穩定者則遠徙入扶風美陽，以至分置入安夷、撫夷二護軍者。《宋書‧氐胡》謂楊千萬子孫楊飛龍時漸強盛，晉武帝假為征西將軍，還居略陽，及至養子楊戊搜，「晉惠帝元康六年（二九六），避齊萬年之亂率部落四千家還保百頃，自號輔國將軍，右賢王，關中人士奔流者多依之」，為其世據仇池的開始。（註八五）按楊千萬有萬餘落，降魏者不知若干，至養曾孫戊搜還保百頃時只有四千餘家，不但部落種人減少了，且由「落」而稱「家」，表示投降魏晉後此部份人曾經是中國的編戶齊民。齊萬年是年六月起事，楊戊搜同年十二月由略陽還保百頃，顯示他們此時不隸屬於二護軍，而不響應起事。齊萬年未得全氐族的支持可知。
　　
　　第二關於李氏，原是巴賨，曹操於二一五年（建安二十年）取漢中，徙其人五百餘家於略陽。略陽為氐地，巴人遷此既久，可能氐化，故號為巴氐。因齊萬年反，關中擾亂，頻歲大飢，略陽、天水等六郡人民乃相率流入漢川，其中包括部份氐人如苻成、隗伯等族。他們數萬「家」十餘萬「口」於二九八年（元康八年）流入漢中，也應是魏晉的編戶齊民。（註八六）其後復由漢中流入巴蜀起事，於三○四年（惠帝永興元年）建立成漢政權；同年稍後，匈奴劉淵亦起兵稱漢，揭開了「五胡亂華」之序幕。
　　
　　至於〈徙戎論〉，江統上於二九九年－五胡亂華揭幕前五年，於齊萬年事平之際。其文甚著，故《晉書》卷五六本傳及《通鑑》元康九年正月全載之。江統的出發點，是基於國防安全與民族意識的。這種論點，東漢以來即有人曾提出。
　　
　　一四一年（漢順帝永和六年），漢將馬賢與羌戰鬥敗亡，東、西羌首次大合，進攻三輔，名將皇甫規、張奐先後招撫，連年不能解決，降至桓帝，問計於護羌校尉段熲，段熲以為羌亂已逼使邊郡內遷，現今「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種羌并擅其地，是為伔j伏疾，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註八八）實行的結果
　　雖然頗收上文提及的「谷靜山空」之效，但是種羌仍然散居關隴以至河東，未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