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自述：“假期结束回周口店的时候，带回去了两个包袱：离婚 　　和心脏病。” 　　　　顾准在此后写给陈敏之的信中，心酸地自嘲为“丧家之犬”，又自 　　责为害人的“白虎精”。顾准一向不相信“迷信”，这次却反常地告诉 　　六弟，在周口店，　一个带镜子的刮胡子刀盒，竟突然被马蹄踩碎了！ 　　他难过地说，这是他和汪璧“镜破”的谶语…… 　　　　离婚的重大打击，使顾准不堪重负。他回到周口店后，便拿出患病 　　的证明，坚决要求休息。“四清”工作组获知了顾准的情况，同意他在 　　实在不能坚持劳动时，请假休息。在其后的两三个月里，顾准一直无法 　　从精神近乎崩溃的沟底爬上来。他前后请假体息了四、五次，最长的十 　　来天，短的也有二、三天，这都是他心力交瘁，实在无法支持的时候。 　　　　“鳏，病，右”——顾准对自己眼下极其糟糕的状况概括了三个字。 　　　　顾准考虑，自己的心脏病在劳改时期，不知那一天就会使黯淡的生 　　活骤然停止，颇有些不甘心，便又强撑病体，利用病假在炕上握笔，欲 　　留两篇自己感到满意的遗稿存在人间。他选择了1956年所写的《试论社 　　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与《粮价初探》两篇文稿，准 　　备加工深化，写得更加深刻和全面，更加淋漓尽致。他为此以抱病之躯， 　　艰难地拟定了两份详细的改写提纲。强迫自己进行的研究与写作，使顾 　　准重又振作起来。然而，这两篇文稿的实际改写工作，顾准却没有具体 　　进行。这是由于他的心脏病，后来被确诊为非器质性病变，近期没有大 　　的危险，他的病休也难以延长，这两份改写提纲，便被暂时搁置起来了。 　　而随着“文革”浩劫的步步发展，顾准越来越觉得，中国的问题，仅靠 　　经济改革绝不能彻底解决。对中国来说，需要从更宏大的背景来考察问 　　题，进行制度改革、文化重建。因此，当顾准在“文革”中期——1972 　　年重新握笔时，他的思想已经大大升华，他已经站在“无产阶级夺取政 　　权以后中国应该怎么办？”，这个高度，全方位地提出和研究问题，从 　　而遨游在浩淼的人类文明史的大海中，这两篇经济方面的文稿，便再也 　　没有去碰过。 　　　　顾准虽然已经被迫和汪璧分开，但是，他的心里却无时不在思念着 　　妻子和儿女。他通过陈敏之，继续与汪璧保持着书信联系，表达他对家 　　人的问候和关心。陈敏之曾经多次作为“邮局”，代顾准与汪璧及时传 　　递信息，转达彼此无法割断的那份关心。这个通话渠道，一直保留到顾 　　准被押回北京看管。 　　　　1966年3月，顾准被调到周口店的大韩继大队农村工地，从事建筑 　　业劳动。被送来劳改的经济所干部还有江明（高岗的外甥；曾与李鹏等 　　人一起留苏）、李云……在大韩继，顾准已经从精神低落的沟底渐渐爬 　　上来。“虽然基本上还没有脱离消沉情绪，究竟要振作得多。那时，世 　　界观当然毫未触动，可是人活着，而且是健康的，总得工作。”顾准便 　　埋头于农村的基建劳动之中，也藉以忘却内心时时泛起的痛楚。他在大 　　韩继打夯、推小车、安装窗玻璃、准备沙石……由于他是个干什么事都 　　十分投入的人，每天吃过晚饭后，他总要去工地，专门检查明天用的沙 　　石等物备齐了没有。有时，他还根据以往的基建经验，去给农民提出一 　　些合理化建议。有人恶狠狠地咒骂他：一个右派分子，怎么还老指手划 　　脚！他却毫不在乎，我行我素，一门心思想把农民们的住房造得好一点。 　　　　《评〈海瑞罢官〉》发表时，顾准刚下放周口店，正处于不堪应付 　　的时候，他对这篇行文晦涩，含义深藏的文章，很少关心，“没有费劲 　　去思考争论的政治意义”。1966年《五．一六通知》发表，至“文革” 　　如火如荼的下半年，顾准在大韩继农村，大量阅读了报纸上刊载的各地 　　运动的消息，又听到了经济所开展“文革”运动的种种传闻，逐渐了解 　　到“文革”的情况。他曾经自述：“我对于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还是毫不理解，只是觉得彭真倒了，刘少奇也要倒，这是又一次‘罢官’。 　　我的世界观毫未触动。”顾准如其自述：“顽固坚持自己的世界观和经 　　济思想。”他绝对不相信对刘少奇、张闻天、孙冶方等人突然栽赃而揭 　　发出来的种种“罪行”。他以极端怀疑和反感的态度，观看着“文革” 　　狂飙从天而降。他对全国经济形势刚刚好转，就又大搞政治运动，充满 　　抵触情绪。 　　　　1966年8月，毛泽东一口气公布了两个重要文件：一、毛泽东依照 　　大饥荒时被迫中止的“公社”实验模式，在《五·七指示》中，重新描 　　画了他憧憬的理想社会：人人以一业为主，兼学别样，学文、学工、学 　　农、学军，都要批评资产阶级，把全国变成一个“共产主义的大学校”。 　　这样，马克思所说的“迫使人们奴隶般分工的情形”不存在了，商品交 　　换也就不需要了。二、公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十六条》。 　　　　顾准听完《十六条》后，知道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 　　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打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 　　（分子）、右（派）”，深感更大的政治风暴即将降临到自己的身上， 　　时刻做好了被揪回经济所去批斗的准备。不料，大韩继的红卫兵却率先 　　动了手（这是由于经济所的某些人向他们介绍了顾准的“罪行”）。 　　　　大韩继五大三粗的青年农民组成的红卫兵，根据《十六条》的号召， 　　“不能那么文质彬彬”，仿效北京城里的红卫兵，对顾准进行了一次极 　　其残酷的武斗。他们先把顾准、江明、李云三个“右派”、“右倾分子” 　　一起剃了阴阳头。9月1日，红卫兵又把顾准单独抓来，拳腿交加地毒打 　　一顿，打得顾准满头满身都是伤。然而，他们却还觉得不过瘾，又抓起 　　一块砖头，狠狠地朝顾准的脑门中央砸去，顾准的脑门顿时血流如注。 　　谁知，头部开裂的顾准竟然笑了笑，却一声也不吭！红卫兵见顾准如此 　　强硬，挥起几拳，又把他打翻在地，在地上使劲地拖过来，又拖过去， 　　一边拖，一边踢，想尽种种办法进行折磨……顾准被拖打得遍体鳞伤， 　　鲜血渗透了黄土地，黄土又混合着他不断流淌出来的鲜血，在他脸上和 　　身上形成一团团杂色的血污……当红卫兵终于折磨够了，顾准已经奄奄 　　一息。顾准挣扎着，好不容易才站起身来。他用手把头上流淌下来的鲜 　　血抹了一脸，而后，仰脸朝天，“嘿嘿”地一阵冷笑，踉踉跄跄地向前 　　走去…… 　　　　苍天有眼，目睹了中华民族如此惨烈的一幕！而这一幕，竟然会发 　　生在全国解放后第十七年！这也正是顾准要问一句“娜拉走后怎样？” 　　——“革命胜利以后怎样？”的直接动因之一。 　　　　倘若要问当年殴打顾准的青年，为什么如此残忍？他们必然会说， 　　顾准是头上戴着几顶帽子的坏人。可是，帽子的底下是什么事实？他们 　　却从来没有看见，也从来没有想要知道。至于手段如此，以极左路线推 　　行脱离实际的政治理想时，残忍与革命两者始终为伴，则早已为大家所 　　接受。 　　　　在顾准挨打之前，大韩继附近的一个大队，已经将一个地主活活打 　　死。经济所的组织唯恐在他们所里也酿成人命，9月1日当天，便把顾准、 　　李云、江明全部拉回北京。当他们到达经济所时，看管干部勒令顾准“ 　　不准回家！”顾准本来就无家可归，便拖着伤痛流血的身体，以经济所 　　的一间斗室为窝，以便继续接受革命群众的审查与批斗。从此以后，顾 　　准就与经济所以外的社会断绝了几乎所有联系，与陈敏之的通信也被迫 　　中断了——这，意味着顾准就此失去了与汪璧的最后联系。 　　　　那时，正是各地红卫兵“大串联”的高潮。北京的大街小巷，到处 　　都是红卫兵的歌声和口号声：“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 　　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 　　亲不如毛主席亲，……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谁要是反对它，谁就是 　　我们的敌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鬼见 　　愁！”在运动最残暴的8月、9月间，作家老舍不堪折磨而投湖，傅雷夫 　　妇双双自杀，青年钢琴家顾圣婴自杀，一代名伶言慧珠自杀……这些都 　　是“玉碎”的典型。 　　　　9月10日左右，顾准身上的伤势尚未痊愈，经济所便召开斗争会批 　　斗顾准。造反派在斗争会上，对顾准“反对毛主席和反对党的重大罪行”， 　　进行了无情揭露，严厉批判。顾准由于以往的一系列问题，以及新近又 　　查抄出的一套写有批评性批语的《毛选》，被认定犯了“文革”中最严 　　重的“恶攻罪”（特指恶毒攻击毛主席的罪行），被称为十恶不赦的反 　　革命分子。造反派的“革命口号”喊得震天价响：“文化大革命万岁！” 　　“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以江青同志为首的‘中央文革’！”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顾准知道，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来到了。 　　他不准备“以鸡蛋碰石头”，他要保全自己，以使自己能存活于这个人 　　类最黑暗也最特殊的历史时期，继续作一个历史观察家。顾准在斗争会 　　上“老老实实”地一一承认了造反派揭发或诬陷的所有罪行，承认自己 　　是个十恶不赦的反动分子，并表示将努力改造，力争“回到毛主席的革 　　命路线上来”。此后，一个批斗会便连着另一个批斗会，顾准必须不断 　　地低头认罪和检查。 　　　　顾准似乎是在“瓦全”。然而，顾准却是一块蒙垢之玉。他的内心， 　　不可遏制地时时激发起对专制主义、恐怖主义的痛恨，特别是，这种专 　　制主义和恐怖主义竟然使用着革命的名义！数年后，当顾准能够拿起笔 　　时，他一针见血地、深刻地指出：“（“十月革命”时的命题——括弧 　　内八个字系引用者增加）革命的专政，粉碎一切反革命的抵抗，革命的 　　恐怖就是人道主义等等。……到这次‘文化大革命’，依然还是有力的 　　鼓动口号。”“今天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 　　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 　　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 　　　　顾准在挨斗的间歇，上街去阅读铺天盖地一般的大字报。那一阶段， 　　顾准在各个历史时期曾经共事或认识过的共产党人，包括本书出现过姓 　　名的人，90％以上都已在“打倒”与“炮轰”之列，其罪名不仅是现实 　　中的“走资派”，更有不少人，一瞬间变成历史上的“叛徒”、“特务”、 　　“内奸”、“假党员”、“异己分子”……“文革”打倒人的手法，比 　　“延安整风”、斯大林“大清洗”，更有过之而无不及。顾准曾自述他 　　对“文革”的感想：“所见的无非是‘罢官’，年底前后，逐渐了解运 　　动的重点是以刘少奇为首的司令部……二十年来，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 　　在我脑中愈来愈形成一个明确、系统的观念，运动的性质，也逐渐地有 　　所了解了。另一方面，由于我对社会主义社会中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毫 　　无思想准备，我的世界观和我当时的处境，又决定我在群众运动中持有 　　严重的保守情绪，对于运动初期出现的许多现象是很不理解的，抵触的。” 　　“我对运动取消极态度，对自己的罪行采抗拒态度”。“我不能想象孙 　　冶方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能想象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不 　　能想象，长期以来党内存在着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个地下 　　独立王国，不能想象经济所内存在着一个张孙反革命集团，是刘少奇这 　　个地下独立王国在经济所的代理人，不能想象这个反革命集团干了大量 　　见不得人的里通外国的罪恶勾当。” 　　　　那时，造反派勒令顾准和孙冶方等“黑帮”去打扫经济所办公楼的 　　过道和公共厕所。据李云、徐方等人接受采访时回忆：顾准和孙冶方两 　　人每天都去得特别早，利用别人还没有来的机会，冒着风险，一边干活， 　　一边交换思想，特别是讨论对“文革”的看法。虽然“文革”大混乱中 　　的公共厕所臭气熏天，这里却是两位学者颇愿意驻足久呆的地方——他 　　们在这里讨论犯禁的问题才能够遮人耳目。有时，顾准劳动累了，便走 　　出厕所，公然拿起一把拖把，在造反派面前摇来摇去，气得造反派直骂 　　他“顽固不化”。 　　　　然而，顾准和孙冶方的“厕所讨论”并未能持久。这一阶段的共同 　　劳改生活以后，顾准与孙冶方再也没有倾心交谈的机会了，他们只能在 　　各种批斗会上相见，以眼神传递彼此的问候。据赵人伟接受采访时回忆： 　　1982年，孙冶方曾以无比怀念之情，回忆着说，“文革”初期，他曾与 　　顾准一起住牛棚，一起劳改。他至今仍牢牢地记得顾准当时对他说过的 　　两句话：“反正我是受了这么多罪，再也不要连累你了。”“我的手上 　　没有血。”顾准至此也要说清楚，他的一双手是干净的。试想：倘若大 　　家的手都是干净的，“文革”能顺利地搞起来吗？ 　　　　1968年4月，孙冶方因思想犯罪，正式被捕，在秦城监狱坐牢长达 　　七年零五天。孙冶方被关押后，顾准深切思念身陷囹圄的老友，经常与 　　别人谈起孙冶方。有一次，张纯音忧虑地对顾准说：“孙冶方被关了这 　　么多年，真担心他在精神上会垮了。听说有的人被长期单独监禁，最后 　　变疯了。”顾准坚定地说：“不会的，我了解他。他是个有思想的人， 　　有思想的人是不会发疯的！”顾准接着又深情地说道：“孙冶方如果被 　　放出来，他第一个要见的，一定是我啊！”顾准于1974年隆冬临终之前， 　　更是十分想念老友孙冶方。他异常动情地对吴敬琏说：“现在别人说他 　　是‘苏修特务’，我深知孙冶方的为人，他决不会当汉奸。所以只要不 　　被折磨死，他总有一天会出来。只可惜我见不到他了。你见到他，一定 　　要代我致意！”孙冶方于1975年春出狱时，打听下落的第一批朋友，便 　　有顾准。当他获知顾准刚刚在数月之前溘然而逝，不禁潸然泪下，为自 　　己竟未早几个月获得自由，而痛失与顾准重逢并畅谈的机会，深感遗憾， 　　唏嘘不已。孙冶方在狱中，曾利用写交代的纸，撰写了一篇坚持并发展 　　原有观点的三万字著作，交给监狱当局，此后反复背诵‘腹稿’达八十 　　五次，希望一旦出狱，可以与顾准等老友进一步交流。而顾准，几乎在 　　同一时期，也在北京蜗居中，奋笔撰写了惊世骇俗的两部著作《希腊城 　　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可惜，顾准身患癌症，天不假 　　年。顾准与孙冶方，这两位保持了数十年非凡友谊的杰出学者，无缘在 　　历经浩劫之后，把彼此的观察和见解再作一次交流。这真是中国思想界 　　无可弥补的大损失！ 　　　　据陈敏之接受采访时介绍：“1975年5月19日，孙冶方刚刚出狱， 　　便写信给我，希望了解顾准生前的研究成果。他在信中写道：‘我极想 　　知道你五哥在和我分别后七年中的理论研究的情况，他对理论问题和形 　　势问题的一些想法。听说他的一些学习笔记保存在你处。你来时，希望 　　将其中重要者带来给我看看。回想一九六七年前后，我和你五哥相处在 　　一起劳动时，对革命，我们都是乐观主义者，但我因为有病，对个人的 　　身体是悲观主义者，我总觉得我是活不了几年了，颇以不能把自己的一 　　点研究心得写出来而深为憾事。你五哥则颇以自己年轻力壮而非常乐观。 　　不料他竟先我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估计，他的写作计划恐怕没有实现， 　　但笔记一定不少。我很希望知道他这几年的思想发展情况。’孙冶方看 　　过顾准的部分遗稿后，对老友的思想发展，颇为认同，也对老友生前历 　　尽磨难，却取得了不少重要的研究成果，颇感欣慰。” 　　　　顾准在“文革”的大黑暗中，以各种方式对“文革”进行着抗争与 　　反击。● 　　（原载1999年3月20日《文汇读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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