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楼梦里，与其说贾母是贾府地位极高的权威，不如用一个泥塑木胎的偶像来形容更为贴切。在和贾母同辈的人物都相继去世后，贾母才被作为一个辉煌时代的象征而供奉了起来。在这个封建大宗族里，贾母也只能在纲常名教的体制束缚内，行使着她有限的“权威”。正如关关所说，宝黛的悲剧命运，也不是贾母所能主宰的，贾母能作主的，大概也只有那个“离了她饭也吃不下”的鸳鸯了，而鸳鸯在贾母死后就上吊了，这大概不仅仅因为要殉主吧？其实早在四十六回里平儿就道出了原委，“你还跟了老太太一辈子不成，总要出来的，还不早晚落在他手里。”，借着鸳鸯的上吊，又点出了“蓉大奶奶”秦可卿的死，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由此可见，虽然最终是由贾母拍板决定金玉良缘，但宝黛爱情悲剧的造成，除了可以归结到那个“名教”制度，剩下的原因就是黛玉孤高痴情的品性了，或者说是缘于黛玉的价值观。黛玉在父母双亡后寄居贾府，身世和所处的地位，造就了她忧郁敏感、孤芳自赏的性格。她和宝玉的定情，三十回里有这一段，“黛玉道：‘我死了呢？’宝玉道：‘你死了，我做和尚。’黛玉一闻此言，登时把脸放下来”，至此，两人可以说是彼此相知了，而后在三十二回里这样描述道，“宝玉又说：‘林妹妹不说这些混账话；要说这话，我也和他生分了！’黛玉听了这话，不觉又惊又喜，又悲又叹。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错，素日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由此可见，黛玉对爱情的追求充满了理想主义，和宝玉也是惺惺相惜的。试想一下，若宝玉是个如贾琏等的“混浊之物”，黛玉还会对其情有独钟吗？在红楼一书中，有很多宝玉和林妹妹可能佳偶玉成的说法，直到八十回后，袭人还以为黛玉会成为宝二奶奶，并以尤二被凤姐逼死一事来探林黛玉的口风，而此时林妹妹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之说，也充分说明黛玉对情的态度，不过她在明白了袭人的意思后还这么“威胁”，确实是不如宝钗的“妇德”了。而也正是由于黛玉的这样为礼教所难容的性格，注定了她“莫怨东风当自嗟”，“一杯（木旁换手旁，音bo）净土掩风流”的结局。虽然木石前盟最终以“心事终虚化”结束，然而同宝钗“长夜青灯了残生”的结局相比，林妹妹“质本洁来还洁去，不教污淖陷渠沟。”，又何尝不是一种幸运？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即便当上了“宝二奶奶”，宝钗又何曾赢得黛玉什么呢？ 　　 　　少时读红楼，尤怜黛玉，至黛玉死而不再读余篇，颇恨高鹗之笔，没有让宝玉步黛后尘同去。虽然高鹗是循着“作和尚”的前谶续的，可总隐隐觉得这是一大败笔，是对宝黛神圣爱情的亵渎。待年纪稍长，经历了些世情后，则颇有些感慨起宝钗的运命来了，曾想若黛玉真爱宝玉，那黛玉又为何不能委屈而事，以求完美之结局呢？难道真的要逾越了内心那世俗的羁绊，才会有真正的幸福？曹雪芹写出了如此宿命的悲剧，若要评这世上至情绝痴之人，怕是非他莫属了，“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真是谁解其中味啊！于是再细细想一想，不正是由于黛玉这种质本高洁的秉性，充满理想的追求才凸现宝黛之情的高洁和可贵吗？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宝钗和黛玉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和理念追求的选择，宝钗是世俗的，而黛玉则是精神的，她们的悲剧也正源自于此。宝钗的追求已然近在咫尺而未实现（宝玉中举后出家了），她的悲哀在于她追求的指向归结到了宝玉身上。黛玉则在棒打鸳鸯后郁郁而死，她的悲哀在于无法摆脱自己内心的枷锁，无法践踏自己的孤高而与世同浊。 　　 　　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将他看到的世界分成了两半，一半称为积极，另一半称为消极，这两半是平行的，永远不会相交，但又是对立的，互相影响作用着对方。如果用此来比喻钗黛的话，是不是可以说宝钗是积极的那一面或者说积极的那面多一点，而黛玉则代表着消极的那一面呢。 　　 　　西赛罗说，研究哲学是为了“学习死亡”，为了“坦然地面对死亡的恐惧”，而斯宾诺萨则认为，真正的哲学家只会把智慧用于生的沉思，而不是死的忧虑。那么哲学到底是研究什么呢？其实这很简单，记得加缪说过，“自杀是唯一严肃的哲学命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哲学要回答的问题之一就是“人活着有没有价值？”。这么看来，学习死亡的哲学其实就是要让你懂得如何活，而回答了如何活得好的问题，也就解决了怎么死的问题。所以说，无论是生还是死，连续还是中断，积极还是消极，永远只是都只是状态存在后的一种继续。 　　 　　由此再来看宝钗、黛玉，以及红楼梦里的每个女子，每个人物，乃至现实生活中你身边的每一个人。每个人的出身、成长和经历各自不同，于是秉性、脾气、品德也会五花八门。一部红楼人物无数，好就好在皆为活生生的肉身凡体，能让人们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凤姐的狠辣与干练、颦儿痴情与善妒不正是人性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吗？世界永远是分裂的，二元对立的，就象精神与物质永远是两条不相交的平行线一样。 　　 　　于是，我又想到了顾准和钱钟书。 　　 　　顾准是一个理想的不懈追求者，如果可以用黛玉来形容他的话，那么钱钟书就是宝钗路线了。顾准的对生活的追求和态度对现实来说，永远是消极的，是对现实的消解和融化；而钱钟书对现实来说则是积极的。 　　 　　顾准的一生充满了艰难坎坷，尤其从52年开始。有人说，假如顾准能得到从容的学院生活，将会取得更大的学术成就，留给后人也许是更多的学术遗产，而不是人格遗产。然而，“独立的人格、早年的追求、革命的体验、从政的经历、渊博的学识和炼狱的苦难共同造就了顾准的思想产生、形成的背景和条件”。谁都不希望看到人为地制造苦难，可是“思想使人苦难，苦难使人思想”毕竟是我们这50年来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看顾准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 　　 　　“斯巴达本身的历史表明，藉寡头政治、严酷纪律来长期维持的平等主义、尚武精神和集体主义，其结果必然是形式主义和伪善，是堂皇的外观和腐败的内 容，是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僭主政治与民主》） 　　 　　“直率的说，我认为资本主义还有生命力的原因，在于他们不限制，相反还在 发展批判。……那些坚持前凯恩斯经济学说的政党，下令禁止一切异端的思想 ，那么资本主义造就完蛋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 　　 　　“革命的目的，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国——一个没有异化的、没有矛盾的社会，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标，有的，只是进步。”（《民 主与“终极目的”》） 　　 　　在1973年就写下这样文字的人，如果不是因为他对真理的执著、对生活的诚挚，还会是什么呢？读顾准日记更不啻是一种痛苦，在平实和简单的叙述后面记录的分明是耻辱，中国知识分子的耻辱。“我基本学会了唾面自干，笑魇迎人的一套。”、“我是否变得卑鄙了？我偷吃东西。我偷东西吃……”、“附近路倒尸二起。黄渤……十五人死了五个”、“跟公社相比，劳动队还是天堂。”（《商州日记》），这样的经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都有，可又有几个人敢于秉笔直书，在日记里给历史留下一点纪录？ 　　 　　以前读过杨绛老先生的《干校六记》，钱钟书在序中说，漏了一篇“记愧”，因为“或者（就象我本人）惭愧自已是懦怯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而在杨绛的干校生活里，我们也不难嗅出一点“资产阶级”的闲情雅趣来，这是难道不是因为某种“无忧”的生活态度的缘故吗？ 　　 　　当然，这里并无责难钱老之意，因为各人的价值诉求不同，何况那是在才华横溢如郭沫若都曾以肉麻为荣，更有一个伟大的科学家论证出了“亩产万斤粮”的时代，对钱老无为的处世之道、学问之道我们除了服膺和理解外还能苛求什么呢？ 　　 　　顾准也不是圣人，他的思想也带着“深深地历史局限和时代烙印”，但顾准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的思想历程给后人以启示，王元化曾在《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序中提到：“……正是由于顾准这本书的启示，我对自己一向从未怀疑的某些观点发生了动摇，以至要考虑把一些章节删去或改写，顾准就具有这样强大的思想力量。”。当然，以现在的眼光看顾准的思想，无疑是幼稚和粗糙的，但在那个黑暗的年代，他所作的一切不能不让人由衷的敬佩。“正是由于顾准的思想变成了铅字，他给整个一代知识分子挽回了荣誉。”，可惜，这一切来的太晚了，直到94年，顾准的著作才得以公开出版。 　　 　　如果说，林黛玉是一个爱情的求道者，那么，顾准就是一个真理的求道者。他为了坚持自己独立的思想而置任何世俗幸福的追求于不顾（他的妻子被迫与他离婚，子女与他断绝关系到他死也不愿去探望他），他可以说是一个点燃新时代思想之火的普罗米修斯。 　　 　　对过去历史的反思，决不是顾准们，钱钟书们，抑或学者们的事，而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每一分子永远需要记住的事。美国人反思南北战争，直到现在还在反思，正是由于这种反思，才使美国在本世纪上半叶给世界带来灾难的经济大萧条中，避免了内战的发生。德国人曾扪心自问：奥斯维辛以后怎么办？那我们是否也应该问：文革以后怎么办？ 　　 　　二十世纪是一个重新拾回人文精神和人性价值的时代，在如流水般过去的岁月里，我们得以重建了自己的价值标杆和尺度。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等或许都将随着这个新世纪的到来而彻底地变成历史名词，我们衷心的祝愿在不远的未来，林黛玉们的爱情悲剧不会再重演，薛宝钗们也不用再费尽心机、小心翼翼地追求自己的幸福，而我们的思想界永远不会出现像顾准这样的英雄，因为“时穷节乃见”不正是一种看似可贵实则可悲的精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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