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陈寅恪曾写诗描述自己的一生笔墨生涯的结局：“遗嘱只余传惨恨，著书 　　今与洗烦冤。明清痛史新兼旧，好事何人共讨论？”他在此诗的序言中更道出了自己 　　心底的凄凉：“十年以来继续草《钱柳因缘诗释证》，至癸卯冬初告完毕，偶忆项莲 　　生鸿祚云：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伤哉此语！实为寅恪言之也。”这位 　　几乎是当时唯一敢于坚持以学术立场抗衡外来压力的学者，尽管他心里积聚了那样多 　　的话想要说出，但是在举世的随波逐流和喧嚣狂热面前，他又能够与谁去“讨论”呢？ 　　于是，他说出的话不仅越来越少，而且越来越隐曲。对于他晚年的这些言深旨远的学 　　术著述，今天的人们真要感叹“只恨无人作郑笺”了。陈寅恪的生存方式和话语方 　　式，都是几千年来每逢鼎革易代之际“文化移民”们所矢心恪守的、是屈原在《离骚》 　　中自誓的那种“虽不周于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这使得陈寅恪作为一座文化纪念 　　碑，其非凡的悲壮和高贵却只能为今天不太多的人们所真正了解。 　　 　　　 在现代思想史的意义上，能够有资格与陈寅恪相辉映的大概唯有顾准了。读一读他 　　在黑幕沉沉的1973年写下的这些剖析古今的话，有谁能够不为之肃然呢。顾准的女儿 　　说：“1957年以后，他是一步一步从地狱中熬过来的呀！”在这种境遇中，顾准这 　　“有许多话要说的人”所面对和思考的，始终是他经历过来的牢狱：为了普世的人们， 　　他甘愿将自己最后的生命之光全部倾注出来，以烛察和辨识这悲剧的来龙去脉，这让 　　人想起了西方圣徒的故事：耶酥的门徒彼得侥幸逃出了罗马。在匆匆逃生的路上，彼 　　得突然看到了耶酥复活后的身影，原来他是因为知道彼得抛弃了满城正在受苦受难的 　　百姓而只身离去,才急急要赶回罗马，以便 能让那里的统治者再一次把自己钉上十字 　　架。彼得被耶酥这种难以想象的心怀所深深震撼，于是毅然调头回城；最后，他不仅 　　因为胆敢重入苦海而被抓住，而且被倒着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今天纪念顾准，不正 　　是因为他在选择自己精神世界的归宿时，从来未有一天打算“逃出罗马”么？ 　　 　　 　　不过，在仰慕陈寅恪和顾准的同时，我们也许又不得不默认了他们思维和话语中 　　预设的前提：作为一个不愿放弃自己人格和洞察力的觉悟者，你必须终生面对和思索 　　着“罗马”，来显示出自己的价值；于是人们也就或许会渐渐淡忘他们原本更应该踏 　　上的另一种前程。而之所以没有别的出路，其实也多半怪不得我们，因为在那样长的 　　时间里，人生和语言的一切细小环节都早已被铁一样的外力铸就了；要么屈从，要么 　　只能像陈寅恪和顾准那样以全部的生命为代价而与之抗衡，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的隙 　　罅。 　　 　　 　　　 幸而有了今天，又幸而有了王小波，他们向世人道出还有另外种种可能的选择。 　　 　　（摘自王毅《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序） 　　 　　 　　　 其实陈寅恪和顾准是两座高峰，他们所做的工作各不相同。陈寅恪在固守知识分 　　子独立自由的为学为人的气节上至死不渝，到现在好象还没有谁可以超越他，连鲁迅 　　有时也难免有悖学术之独立自由。而顾准在极权统治下苦心钻研西方政治经济制度， 　　力求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发展的正确道路，他也为此付出了最后的心血，同样值得人们 　　敬佩。由于二者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不同，所以恐怕很难分出孰优孰劣。硬要分出高下 　　也是没有意义的。就好象拿乔丹和桑普拉斯做比较，要得出谁更伟大是不现实的一样。 　　但我觉得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其为学为人的根本就是要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虽然顾准也做到了，但是陈能够把它提出来，作为自己一生的目标，并且一生为之奋 　　斗不息，死而后已，这种精神着实令人叹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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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1/8/24 6:0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