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聂元梓出书，自己近来懒于动弹，没有注意去买。刚刚在网上看到书中摘录，《答季羡林教授》这个段文字的取名，不知出自原作还是摘编者后加。想一下，一个如日中天时倏然坠落，另一个夕阳愈红而矍铄，以那段最艰辛的历史对话，本身就很耐我寻味。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记》在我书橱中摆上几年了，毫无疑问，对于我，那并非是一本被反复阅读过的文集。既然未得反复阅读，阅读也就必有疏漏或疏意，比如聂元梓谈及的事情就在其中。 　　 　　 　　聂元梓有历史罪孽，并因此受到惩处。用今天的眼光，尽管看起来受到的惩处不法，她依然为自己的过错和恶行付出了代价。刑过之人应当如何呢？好像这个事情今天正在悄悄发生变化。而以前则默默地，确切地讲应当是苟且地残生。为自己曾有的经历辩解、申诉或澄清，为中国文化所不喜，这样的作为只能为平反独享。于是，大抵上后人能见到的都是被平反者的独言，而且呢，但凡能如此独言，也都是关于平反。但事情好像并非仅仅如此。 　　 　　“为中国文化所不喜”一说并不恰当。刑过之人难言状一由自己怯怯唏唏而不胆言，二呢，官家实行话语预审而不得言。当下，倘若出版者不在商言商地牟利，仅就按导向地政治正确，我们或许只能见得月羡林、季羡林或年羡林小先生、大先生和老先生的单边行动计划。我听说姚文元在写回忆录、近来也见到片状的蒯大富访谈等等。尤其是那个韩爱晶，文革时候一直以为是个“她”，后来又听说是个“他”，刚刚在网上一查，还有文字说韩爱晶是个“她”，可见之混淆。倘若现在有人打算拍摄故事片或连续剧什么的，演员还挺不好定性的呢。 　　 　　仅读了聂元梓这一小段文字，就足以唏嘘不堪。她说“在我主持校文革期间，由于当时的形势使然，和我自己的思想左倾错误，政治水平不高，以及对许多事情的盲目和无力，……”，此中“政治水平不高”一言已经太古老，今天的社会早已经汰弃，可聂元梓还谨慎地使用着。想过来，即使有心争议一下何为“政治水平”“高”与“不高”，与今天社会的词义都甚不合。所以，“温故而知新”这样的训条很可疑，只有时代凝缓不变才有意义，而时代变迁已远远离开旧境，词藻的苔痕无迹可寻，没有很古董的修养又何以“温故”，当然也就无从“知新”了。 　　 　　比照聂元梓，她所抱怨的季羡林先生更是沉疴。一个大儒大雅的老先生，竟然还是让聂元梓这个历史冤家挑出来“破鞋”这个俗鄙恶词，实在让我意外。确实我忘记是否从那本《牛棚杂记》中注意到这个用词，但聂元梓指出那是对她的评注，我会不疑地相信确有其词。聂元梓之所以能在文革呼啸，当然有她自身的人格因由，我也相信生活方面的窘境也可能影响一个人的社会行为。但无论如何，学理极深的季羡林先生动用这个词语，好像并非遵循学理之法，或只少感性地造次。 　　 　　相信季羡林先生用此评价聂元梓源于心头之大恨，亦恨之极以恶词宣泄。季羡林先生的专业极在于人文，而人文构有伦理。季羡林先生若没有对女子的性歧视和性在意，何能认定“破鞋”二字为人伦下作之极呢？何能从这个用词中得到宣泄的快感？季羡林先生显然忘记，文革初始之时，也就是打倒“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时候，具体讲大约是一九六六年的春末夏初日子，“破鞋”或者“不良”社会现象和“不良”生活作风同为群众性整肃和打击对象。 　　 　　相比起来，季羡林先生要比“破鞋”们幸运。季先生能得到平反，亦能在平反后大明大亮，可谁会为“破鞋”平反呢？聂元梓的婚姻早在文革之初之前就遭人讥讽，固有其心理和性格使然，也同样使然其心理和性格。聂元梓在环境中并不合群，推想起来和外人对其婚姻和生活的微词未必无关。同为北大之人，季羡林对此难能不知，可就是以为极有杀伤力地朝软肋下手，可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执迷。 　　 　　我移来聂元梓的原话作收笔，她是这样说的“季先生说他因为反对我而进了牛棚，这是可能的，也是不幸且令人同情的。但群众整他，我当时确实不知道。连他参加“井冈山兵团”我当时也不知道，他怎么反对我，我至今还不知道。他说北大的群众组织两派之间没有原则区别，他与我的原则区别又在哪里？他也参与了北大学生的两派斗争，还是“井冈山”在东语系的负责人，他为什么不对当年的“业绩”深刻反省呢？难道二十年之后，还仅仅把“文革”理解成我这样的“坏人当道”，他那样的“好人受罪”，把自己洗刷的一干二净，全然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客观的说，大家都参与了悲剧的上演，又都承受了恶果。痛定思痛，皆不堪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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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5/10/13 21:5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