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启孮先生是蜚声海内外的女真学、满学、蒙古学泰斗，是备受国内外学人景仰的一代宗师。他的不幸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尊敬的师长，也使中国学术界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学问大家。时光飞逝，不觉先生离去已有半年光景。回忆起近年与先生书信往还，多次受到先生的教诲指导，情景历历在目，不胜悲痛怀念之思。 　　我与先生原本并不相识。公元二00二年秋，我开始编写《安邑仝氏研究》一书。因仝氏系女真夹谷氏的后裔，而关于这个家族的起源众说纷纭，我希望能找一位专家请教。一天，从中央电视台第十套节目中看到记者对金老的访谈，知道金老是研究女真学、满学著名专家，是辽宁省民族研究所前所长，非常渴望得到先生指导。于是打电话到沈阳辗转询问，最后通过张佳生所长获知金老在北京的地址，便不揣冒昧寄信谈了自己的想法。不久即收到先生的复信，信中回答了我的问题，并鼓励我说：“河东自十六国以来，即为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首当其冲之路。在山西研究北方少数民族史应是要点。”先生还寄来他八十大寿《纪念册》，“以为定交纪念”。 　　通过《纪念册》，我对先生有了更深刻全面的了解。先生出身满洲镶红旗，是乾隆帝的裔孙。自幼家学渊源，潜心于女真、满洲语言及历史文化的研究，后来在女真文、满学、蒙古学诸方面卓然成为大家。他与乃父金光平先生所著《女真语言文字研究》，是世界上第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女真文字的专著，是我国晚近在人文科学方面少数几种高水平的学术著作之一。他精研十年编撰的《女真文辞典》，是世界女真学的奠基之作。这两部著作使消亡四百余年的女真文字得以复活，奠定了我国女真语言文字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领先地位。他的关于满族和蒙古族研究的许多著作，在民族学、语言学、民俗学方面都有杰出的贡献。我为能结识金老这样博学的大师而庆幸。 　　此后，我与先生通过六、七封信。而对于我每次写信提出的问题，先生都热情而耐心地及时予以回答，不仅使我获得了许多新的知识，更使我亲自领略了先生的高尚品德和大家风范。 　　过去我在研究河东方言时，发现许多词语与北京话词语相同，以为是山西移民对北京话的影响，词源起于河东；后来，又发现这些词语满语中也同样存在。对于三者究竟是谁家先影响了谁家、谁家是源头，感到不好理解。2002年11月我写信向先生求教。先生复信说：“所谈河东方言中满语借词的问题，我的看法是互相影响。以北京为例，借词语词不止满语，恐契丹、女真以及匈奴、鲜卑皆有，唯今日已难分清。因为自文言发展成白话，稍懂满、蒙语即知，乃汉语受北方民族语言之影响所致。在北魏孝文帝禁止胡服、胡语之前，北方已是鲜卑语之天下。”先生的指点使我顿开茅塞，懂得了拓展观察历史语言的视野，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下进行比较研究的方法。先生接着谈到学术界的争论：“五四白话文运动提倡者胡适等诸大家，多系南方人，曾提出白话之出现乃讲经之影响。其实就北方人亲身感受，白话实受北方民族语言混用之影响最大。白话《变文》兴于唐，白话小说盛于明，实因鲜卑、蒙古统治之所致。”先生鼓励我说：“山西尤为匈奴、鲜卑、沙陀等少数民族活跃之地，蒙满反是后来者。此问题若研究好，是学术界一大贡献。阁下既在山西，或即本省人，可注意此事，收集这方面资料，然后判断拙论是否正确，也不轻下结论。”表现了一位大学者启发后学，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精神以及对学术问题平实、谦和、客观的态度。 　　2003年4月，我写信向先生汇报了自己调查发现解州白氏为西域人、元平章政事察罕之后裔；闻喜李姓有蒙古大将木华黎之后裔；河曲奥姓为女真大将奥屯丑和尚之后裔，先生看后十分高兴，来信鼓励我说：“奥屯、夹谷皆金代著姓，木华黎、察罕又皆元代名人，且察罕蒙古语义即为‘白’。陆续收集，可成巨轶” “ 积少成多，将来可成专著”。对我请教的有关文献根据清御撰《国语解》认为女真夹谷氏即后来之满洲望族瓜尔佳氏是否可靠？先生则特别嘱咐：“但请注意清高宗御撰《辽金元三史国语解》，此书中解释多误，仍以参考辽金元三史中及后面《国语解》及碑刻为宜。”体现了先生在学术问题上实事求是、一丝不苟、不为亲者讳的气度和风范。 　　先生学养深厚，家学渊源，多才多艺，诗词书法俱佳，其女真文书法更为海内外所推崇。2002年底，根据我的请求，先生用汉、女真两种文字为我编撰的《安邑仝氏研究》题写了书名。字迹隽秀婉丽，书卷气很浓，是难得的书法精品。2003年春节前，先生为我寄来了贺年卡，上面用女真文写了“福”字向我祝贺；2004年春节，先生又寄来了自己特制的红色贺卡，上面用女真文及汉字并列写着“新年祯祥”，简朴中透着典雅、祥和、温馨、大气，体现出先生对后学的深切关怀及浓浓的情谊。由于我对女真文一无所知，曾写信向先生求教，先生又不厌其烦为我介绍了女真文的特点，并逐一介绍了几个字条女真文的语法结构及汉字对应音译、义译的方法，使我又增长了这方面的知识。 　　我与先生最后一次通信是在2004年初。当时，我将自己写的《“那儿卓”是蒙语地名》一文打印寄呈先生指正，同时寄去我在《运城日报》发表的《“杀媳妇”考》。先生此时已卧病在床，但仍然认真审读了拙文，在文稿旁边写下了详细的审读意见：“大作甚佳。唯有：1，贝子是爵称，满蒙一致，所说甚是（贝子不能又称王）；2，顺治是世祖年号，元年为1644年；崇德是太宗年号，元年为1636，请查一下是哪年颁布的爵号；3，王家与贝子的关系请再推敲一下，似不能混用。余均正确无误。《“杀媳妇”考》甚有意思，谢谢。我因在病中，失礼不再写信了。”先生已是耄耋老人，自己又正遭受病痛折磨，在这样情况下，对于一个从未谋面的后学，指导奖掖还是那样不遗余力，治学问还是那样的认真严谨，态度还是那样的谦和恭谨、礼仪周到。这种大家风范、贵族气质，使我终身难忘。 　　受先生人格与学识的感召，2003年初，我曾打算晋京拜访先生，当面请教。不想一场“非典”搅得人心惶惶，不克出行，一晃就是一年。到了2004年初，尤其是得知先生有病后，我想无论如何也要去拜访金老，看望这位自己心仪已久、频得教诲而从未谋面的老前辈。然而，又因办理退休手续及儿子工作安排等问题，诸事杂沓，故拖至四月初才得以成行。 　　四月四日上午九时，我从前门乘特四路公交车前往马莲洼去看望金老，不想金老已住进了309医院，我特意跑到医院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加之我因事隔日便离开了北京，便失去了最后与金老见面的机会。而四月十日下午当我与金适同志通话时，闻知金老于当日凌晨四时已不幸过世。放下电话，我的心像灌了铅一样沉重，我感慨生命的短暂、人生的无常，不胜悲痛。我与先生相识太晚，已是一大遗憾；而在先生临终前竟无缘得见一面，则是更大的遗憾！这种抑郁的情绪一直持续了许久，直至现在先生过世半年，每每想起犹不克释然。以致我想为先生写篇悼念的文字，心情压抑，居然几次辍笔，迟迟不能完成。 　　金老告别了他所热爱的亲人、学生、朋友，告别了他所钟爱的女真学、满学、蒙古学事业，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他那博大精深的学问，高尚的品德，严谨的学风，诲人不倦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们只有秉承先生的遗教，扎扎实实作好研究工作，将先生开创的事业推向前进，以告慰金老的在天之灵！ 　　金老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作者系运城日报原总编辑、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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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5/8/28 17:0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