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１年初春至１９７２年夏，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大队人马是在河南明港的一座军营里渡过的。现在回过头来揣摩那样做的目的，我想一则是为了统一办学习班，清查“五·一六”分子；二则也实在是为了便于管理。 　　 　　　　其时，我所在的文学所和经济所合在一个食堂吃饭，因为年轻力不薄，更因为在整人和被整的格斗场上都派不上用场，我就在炊事班充任了“火头军”。社会科学院，素称知识精英荟萃之地，用当时的话说，叫“藏龙卧虎，牛鬼蛇神”，“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经济所拥有全国经济学界的名流，更有从第一线撤下来的巨公闻人，我得以瞻仰他们的面影，也就是在我作为一名炊事员给他们打菜卖饭的窗口上。一日三餐照面三次，匆匆一瞥，一一将名字和面貌联系了起来。但从道听途说的意义上熟悉他们，却得益于我在经济所的同乡，曾留学苏联莫斯科大学，于八九十年代出任经济所副秘书长的陈瑞铭先生。瑞铭乡兄是因为“文革”前受到前经济所所长孙冶方的赏识，追随他的“修正主义经济思想路线”，作为“黑苗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揪出来批斗过，可以说一脑门子的“反动思想”。陈兄为人豪爽，好酒善谈，人长得又黑又壮，骤然一见，绝不会认为眼前的这条壮汉是位喝过洋牛奶，吃过洋面包的洋博士。他在文学所和经济所合在一起的食堂里充任采购员，供应近五百名学员以及管教他们的军人的蔬菜瓜果、鸡鸭鱼肉。其时，明港地区的甲鱼、黑鱼，十分地价廉物美，这位博士用他的经济学头脑，更借助他强健的四肢，每天用自行车驮，架子车拉，从十里地以外的明港镇上将它们弄到军营。在闲下来的间隙里，我与陈兄海阔天空地神聊，私下交流各自埋藏很深的“反动思想”，言语间自然也会涉及到各自所里那些名流闻人的趣闻轶事。在此之前，我常常见到一位先生（那时还不知道他是顾准），他的身材鹤立鸡群，长得像堂·吉诃德骑士一样伶仃瘦长，在大家唯恐不够革命，人人一身破衣烂衫充作“运动服”为时尚保护色时，他却是身着我国二三十年代在上海士绅间颇为流行的背带西装裤。西装背心，再加上那一副玳瑁眼镜，一副爱理不理人的神态，来窗口打饭，总是姗姗来迟，高视阔步，眉宇间显然有些戚容，虽不是因戒备而拒人于千里之外，但仍给人以视对方为无物之感。在与瑞铭兄的闲聊中，我问他“此公乃何许人也？”从瑞铭兄给我绘声绘色的描绘叙说中，我得知顾准先生原来是位罕有其匹的才智之士，他通过刻苦自学，十九岁那年就出版过一本会计学方面的著作，二十多岁即身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管财务的官员。他的狂傲狷介，不尽然是少年得志所致，而是素性如此。５０年代调京，他顶撞上司，不给面子，似是家常便饭，在其时颇为吃香的苏联专家面前，他绝无低三下四之媚态。他那一次次的据理力争，与其说是有意识地要挫一挫那些自以为是，指手画脚者的傲气，不如说，他生来就有一种在真理面前人人生来平等的意志，和付诸实践的勇气和秉性。 　　 　　　　在当时，上级有过不无蛮横的谕示，“与苏联专家发生矛盾和口角时，不管三七二十一，中方无理要打一扁担，有理也要打一扁担”。顾准将这些谕示，充耳不闻，置之脑后，其结果和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 　　 　　　　瑞铭兄告诉我，顾准虽不是全国闻名的大右派，但他却是摘帽之后，重新又被戴上右派帽子的少数中的最少数。其强项，顽固坚持“右派立场”也就可见一斑了。 　　 　　　　耳食之言不尽然可靠，面影终究无法深入命运。我和顾准先生相识交往，却是从“干校”回京以后的１９７２年至１９７３年间的一年多时间。说是相识，也是十分惭愧，无非是在一起下下围棋，聊聊天，借借书而已。我根本说不上是他的忘年交，他留给我的印象，也仅仅是几幅并不令人愉快的面影的记忆。 　　 　　　　我弄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大约是他原有的寓所被不相干的造反派之类的人们占据了。顾准先生从干校回京后的一段时间里，住到了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大院来了。他和同所同事李云先生和他的小女儿一屋而居。这间房子位于当时的七号楼拐角处，旁边就是一间公厕。 　　 　　　　他和李云父女共同拥有约２５平方米的空间，书架权作隔栅，搬不搬开书架，都是一家子人。我和他渐渐相熟起来，或者说我心里多少对他有些好感，也许是与对比自己更为弱小者的同情有关。这中间的媒介就是李云先生的小女儿平雅。 　　 　　　　与许多传奇故事中的情形相似，老父孤女，平雅那会儿刚上小学，李老先生已是六十开外的老人了。顾、李是同龄人。不同的是，李云早年就去了延安，顾准则是上海的地下党。我在干校期间学会了挑选西瓜的绝招，“望、闻、问、切”，一挑一个准，我与平雅的友谊，连同与李云老先生的友谊，就是从我给平雅挑选西瓜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顾准不苟言笑，唯一的例外，就是经常与平雅开开玩笑（现在想来，这些玩笑其实包含着与磨难孤女的意志品格相关，理解人生存的艰难，应该从童年就开始）。可以这么说吧，顾准唯有与平雅面对时，他那平时紧锁的眉头，才偶一舒展。 　　 　　　　我去拜访李云，多半是下围棋。李云是位棋迷，棋艺不差，棋德也高，不论对方水平如何，来者不拒。与友人手谈，以遣永昼。顾准的棋艺就差得多了，他多半偶而为之。李云下他的棋，他埋头看书译书，我记得不错的话，他那时好像在翻译当时看起来并无希望出版的凯恩斯的著作。顾准也偶而与我对弈一二局，不过他的棋艺棋德，我实在不敢恭维。尤其在复盘时，他往往指指点点，说三道四，对我的漏着、昏着特别敏锐，我虽然赢了棋，却终是给他不留情面地指斥训诲一番。他明明白白下输棋，却像一位十足的赢家。在他凌厉的指斥声中，我不说什么，心里窝火，不久也就释然了。瑞铭兄曾告诉过我，他被作为牛鬼蛇神揪出来斗争，监督劳动改造的那会儿，从来不买监管人员的账，任什么凶神恶煞般的监管人员，在他面前也只得退避三分，凶焰会有所收敛。因为到头来，在局外的观局者看来，似乎被监管的对象不是他，而是监管者自己。不认输，不服输，甚至倒输为赢，颠倒被欺凌和被侮辱的处境，是先天的本性呢，还是后天的命运和遭遇使然？可以说这是顾准最突出的性格特征，也是性格和命运留给我的最大悬疑了。 　　 　　　　与顾准对弈，他不是好的棋友。一般的交往中，顾准先生也与众不同。我跟他借过一回《圣经》，他答应只许借阅两个星期。应该说，圣经是世界上印量最大的书籍了，但当时的中国大陆却非常罕见，他宝贝自己的书也无可非议，结果还没有到应该归还的日期，他就一再催还，我一气之下，不到十天就完璧归赵了事。 　　 　　　　较之下棋借书所引起的不愉快，乃至令人哭笑不得的尴尬，向他请教某些疑难，就愉快得多，他堪称是一位和盘托出，决不藏着掖着的良师和诤友。现在我能够记得只有两条了，而且都是与一位与他一样同是“右”字号的著名人物的言论有关。（这另一位著名的右派人士，是知名度远远高于顾准的徐懋庸先生。徐先生过世比顾准略早，为了免去不必要的麻烦，我本来想隐去这位前辈，拟另作文以志纪念。 　　 　　　　在此文写作途中，我见到我的老上司，曾任文学所图书馆主任，徐老先生的夫人王韦女士，她说徐、顾生前就是知交，确切说该是患难兄弟吧，如此，我闪烁其辞就属多余。）徐、顾两人成名甚早，性格中狷介和狂傲，可谓旗鼓相当，在伯仲之间。也许正因为此，我用激将的办法替代向他讨教。我转述了徐氏在私下讲的一些言论，问顾准的看法。我说徐懋庸说，电影歌舞史诗《东方红》不像是歌舞片，用的是“人海战术”。谁知顾准眉开眼笑地表示赞同，这颇出我的意料。不过，他爱抬杠的脾气（也许不是），却在另一番言论中表现了出来。 　　 　　　　徐懋庸认为三国时期蜀汉失败的原因之一，在于诸葛亮独力难支，手下匮乏得力干部，事必躬亲，鞠躬尽瘁的后果是，蜀汉王国也就随着他死亡而溃灭了。我想徐氏的这个言论，虽非独创，但平允公正。谁知，顾准听了却不以为然，几乎是嗤之以鼻了。他斩钉截铁地说：“只要有人群，就会有人才，关键还在领导者是否是名伯乐。人才是从来都不会缺乏的。汉武帝雄才大略，一不高兴就将大臣们一个个地拉出去砍头，但人才并未给他杀光。哀叹没有人才的说法，任何时候都是不通之极。”无论从当时年轻的我，还是现在又多了一番阅历和史识的我，令我心折的并非是顾准如何主张，而是他的坦诚和对自己主张的执著。１９９５年，《顾准文集》面世，在知识界震动不小，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光辉，名之为“顾准的人格精神”，我想大约是指特立独行，不曲学阿世而说的罢。 　　 　　　　读《顾准文集》，乃至稍后出版的《顾准日记》，朋友间议论最多的是他关于中国政治制度如何建立起制衡的机制，即他将美国资产阶级的两党制引进无产阶级的政党中来。在我看来，这个大胆的设想，不免仍然会被人讥为唐·吉诃德式的梦呓。但对顾准来说，他是认真的。中国知识精英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是一个悠久的传统。虽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时代内涵，会有所不同，具体到某个人，对上面的四句话，会有不同的侧重点。一部《顾准文集》，集中到一点，即在义无反顾地“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之上。不论这位颇具经世之才的学者的设想是否能够行得通，但为中国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思想资料，却是确切无疑的。在我看来，这还并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由《顾准文集》生发出来的“顾准精神”，其实是一个被中断和受损害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人格精神的复活，时代要求的“使命感”已融入了“天命感”了。 　　 　　　　可以从不同的角度阐发“顾准精神”，我个人所看重的，正是这“使命”和“天命”的活生生的统一。没有人请顾准担当政治制度的设计师，不论本人处于何种处境，打入另册也罢，被群众专政投入牛棚也罢，他的那颗饱经忧患的心，是不能命令自己不作如是之想的。不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而是可为和不可为，均不在事前考虑之列，“我行我素”，“虽千万人，我往矣”。甚至著述是否在身后的岁月流逝中湮没，也不在思考之列。庄子云：“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而其实，对命运的屈从和反抗是包括在命运二字之内的题中之义。 　　 　　　　只是，成就一种性格，何况是悲剧性格，代价不可谓不大，它以不同形式殃及亲人，几乎殆不可免。顾准在临去世前，因打成右派而与他脱离父子关系的子女回到了他的身边。据悉，与他相濡以沫的夫人，“文革”期间双双在家中被隔离审查，顾准将一个未被造反派抄走的银行存折，悄悄地从地板的板缝塞了过去，他蛮以为以此能聊胜于无地给夫人一点安慰，以示一点儿生存下去的勇气。但谁知，在顾准塞存折之前的某一天，他夫人已自杀身亡了。还有，也是在社科院公厕相邻的那一间他与李云父女合住的房子里，他指着报纸上一则某省“革委会”成立的消息，对我说，×××是我的亲戚。我问，你们没有联系吗？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又回复到不屑一顾的神态说，他是他，我是我。我不便再问了，直到顾准去世——我当时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才约略弄清，他的子女离他而去之后，一切都是这位姻亲关照呵护的。这特殊年代的非常态的戚谊，不可谓不深。但顾准傲骨如此，我又夫复何言。 　　 　　　　我的这篇纪念文字，也属夫复何言之列。因为顾准的命运，最为确切无疑的，是他身前的屈辱和寂寞，他的遗著在身后给他带来自己也决计意想不到的声誉，终于将原本支离破碎的一生聚合成了一个完整的结局。我寥寥几笔纵然能够勾勒出这位前辈若干不为世人知悉的面影，但充其量只是二三轶事趣闻而已，距离一本人生大书上的眉批和夹注尚远，更何况性格和命运内外的盲点和暗区在所多有，还是稍安毋躁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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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1/7/27 18:2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