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胜论袁曹 　　　　袁绍是曹操在北方最大的威胁。官渡之战前，曹操一心想伐袁绍，但又担心自己的力量不足，心理上非常矛盾。因此，就想听听他手下谋士们的主张。 　　　　早先，曹操曾对荀彧说：“袁绍不义，我想出兵讨伐，但实力又恐不敌，怎么是好？”荀彧以谋略家的眼光，从度胜、谋胜、武胜、德胜四个方面，论述了曹胜袁败的必然性。一席话，使曹操茅塞顿开，恍然大悟，下定了战胜袁绍的决心。 　　　　后来，曹操又以同样的问题征询郭嘉的意见。郭嘉作了更为深入的分析，他说：“刘邦与项羽之间，力量相差甚大，明公你是知道的。然而刘邦的智谋却胜过项羽，所以项羽终为刘邦所败。”他劝曹操借鉴刘邦用智，以弱胜强的历史教训，树立以智取胜的信心。 　　　　接着，郭嘉分析了袁曹双方实力的对比情况，认为“绍有十败，公有十胜，虽兵强，无能为也。” 　　　　也就是说，袁绍有10个方面不如曹操，所以袁绍的兵力虽强，终究要失败的。对袁绍而言，就是十败，对曹操来说，便是十胜。这十败十胜是： 　　　　其一为“道胜”。“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这就是说曹操安定社会的措施，顺应自然规律；袁绍则扰乱天下，民不聊生，这就首先在“道”上取得了胜利。这是从总体上着眼，对曹、袁优劣的评价和估量。郭嘉以人性为第一要义，列为十胜之首，可以看出当时一些士人对人的天性的重视。在中国，天道自然的思想源于道家。到了东汉，作为王充的哲学命题，已指出自然界的运动，它的发生发展，是自然而然的，没有外在的支配力。人的天性，是自然的天性，理应顺乎自然。人本身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由的自然存在物，各有其秉赋、能力、情欲等等，人的本质是自然的。自由的。所以，不应该用“繁礼”强加约束。性格束缚住了，天性的自然发展受到抑制，人的本质力量发挥不正常，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大都摆脱不了这种禁烟。东汉末年，群雄并起，儒家独尊局面受到冲击。在此情势下，顺应人的本性，反对繁文缛节，为一些士人所重，以期施展才能，曹操和郭嘉便属于此类知识分子。所谓“体任自然”，就是按自然规律办事，充分发挥人的内在秉赋，不要被人为的礼仪所束缚。 　　　　其二为“义胜”。“绍以逆动，公奉顺以率天下。”袁绍师出无名，曹操可以奉汉献帝之名以令天下，名正而言顺，这就在“义”上胜过了袁绍。东汉末年，皇权衰败，王纲不振，汉献帝不过是军阀手中的招牌和旗号而已。不过，话说回来，皇帝毕竟是封建政权的最高象征，是名义上的天下最高统治者。自春秋战国以来。意欲称霸天下的权臣枭雄，都懂得打着天子的旗号，对扩充势力的重要意义。建安元年（196），曹操奉迎汉献帝立都许昌。从此，曹操常以朝廷天子的名义发号施令，堂而皇之，名正言顺地征讨异己，取得政治主动权。后来，诸葛亮在隆中与刘备讨论天下形势时，也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不可与争锋。”可见，汉献帝这块招牌，在政治道义上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其三为“治胜”。“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竞，故不摄。公纠之以猛而上下知制。”东汉自桓、灵以来，治国的弊端是政令太松，为政过宽，纵容豪强大族兼并土地。袁绍本人出身高门士族，其高祖袁安官至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势倾天下。”他在自己的辖区内，非但没有纠正汉末弊政，反而对豪强大族更加放纵，任令他们凌压百姓。豪强们为所欲为，广营田地，下民贫弱，却要代出租赋，以至卖妻鬻子，也不足应命。如袁绍谋士审配的宗族强大，竟招纳亡命，窝藏罪犯。因此，其统治区内阶级矛盾激化。正如曹操后来说的那样：一欲望百姓亲附，甲兵强盛，岂可得耶！” 　　　　相反，曹操却纠之以猛，着重打击抑制家强势力，“重豪强兼并之法”。所以，袁绍以宽济宽，曹操以猛纠宽，高下之别，昭然可见，这就是郭嘉所说的治胜。 　　　　其四为“度胜”。“绍外宽内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亲戚子弟；公外易简而内机明，用人无疑，唯才所宜，不问远近。”历史上的袁绍确是个不善用人的军事集团首领，也是个不识贤愚、刚愎自用的代表。他表面上宽宏大量，实际上却心胸狭窄，气度太小，任人多疑，猜忌心强，而月．所重用的多为亲戚子弟。而曹操则通达贤明，有才必重用，这就在器度上胜过了袁绍。 　　　 　　 　　　　其五为“谋胜”。“绍多谋少决，失在后事；公策得辄行，应变无穷。”袁绍遇事多谋不能断，常常错失良机；而曹操处理大事非常果断，善于随机应变，这就在谋略和决策方面超过了袁绍。 　　　　其六为“德胜”。“绍因累世之资，高议揖让以收名誉，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公以至心待人，惟诚而行，不为虚美，以俭率下，与有功者无所吝，士之忠正远见而有实者皆愿为用。”袁绍依仗出身大族，沽名钓誉，跟从他的都有一些只务虚名而没有实际本领的人。而曹操以仁义和诚心待人，自己严谨俭朴，赏赐有功的人却慷慨大方，所以天下有才能而讲求实效的人都愿辅佐曹操，这就在德上胜过了袁绍。 　　　　其七为“仁胜”。“绍见人饥寒，恤念之形于颜色．其所不见，虑或不及也，所谓妇人之仁耳。公于目前小事，时有所忽，至于大事，与思接，恩之所加，皆过其望，虽所不见，虑之所周，无不济也。”曹操很重视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安定社会，惠在下民。而袁绍放纵豪强，贪暴无比，民不堪命，却好在些许小事上假仁假义。曹操的大施实惠于民，与袁绍的妇人之仁相比，大得民心。 　　　　其八为“明胜”。“绍大臣争权，谗言惑乱；公御下以道，浸润不行。”袁绍出身官宦世家，听惯了阿谀奉承的话，偏爱身边谄媚之徒，言听计从，而不喜欢直言进谏之人，不愿采纳他们的意见。袁绍本人又浮躁而无大度，必然导致手下智者窝里互斗，大臣争权夺利，智谋反成了自身的瓦解剂。袁绍又听信谗言，为谗言所蒙蔽，结果正直的智者反遭陷害，卑鄙小人却横行无忌。曹操用人有方，谗言不行，内部团结，这就在“明”上超过了袁绍。 　　　　其九为“文胜”。“绍是非不可知；公所是进之以礼，所不是正之以法。”袁绍不辩是非，而曹操善于以礼和法治国，是是而非非，此即又胜。 　　　　其十为“武胜”。“绍好为虚势，不知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军人恃之，敌人畏之。”袁绍不懂军机，却非常喜欢虚张声势；而曹操善于以少克众，用兵如神，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令敌人惊恐，这就在军事上胜过了袁绍。 　　　　郭嘉真是曹操智囊人物中之使使者，这一篇十胜的大道理可谓真知灼见。我们可以不管多少有点言不由衷地褒一个贬一个的成份，看他从高处俯察这两个政治人物的比较论述，是切中要害。这里面的政治领导术、军事才干术、经营管理术、做人处世术等等，都是作为一种标准提出来的。首先郭嘉置人性于首位，反映出当时智谋之士对人的天性的重视。以下九条，首先要打出顺从民意的旗帜，提出宽严相济的政策，强调用人者信人，切忌胡乱猜疑，而且要唯才是用，不搞裙带关系。在策略上，要打有准备之仗，决不轻举盲动。要善于把握时机，决策果敢，不失时机，创造时机、要待人以诚，不讲排场，不作表面文章。从整体着眼，通盘考虑人事，避免顾此失彼，脱离群众。能顶住各种巧已令色之徒，去揭穿那些挑拨离间者的丑恶嘴脸。自己则正大光明，对风言风语能明辨来源，分清虚实。处理问题是非清楚，赏罚严明。不论干什么，能具有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胆识与本领。这位封建时代智谋人物的这一理论概括，其中精义，非常有继承或借鉴的价值。 　　　　同时，郭嘉从袁、曹双方的政治、经济、政策、军事实力、人心向背，以及个人的气质和才能，做了全面而深刻的剖析，从而得出了曹操“十胜”的结论，这是具有科学预见性的判定。曹操的其地谋士，如荀彧或和贾诩，也曾对官渡之战前的袁、曹对峙形势作过分析和预测，也都预见到了曹操必会击败袁绍的结局，这些都被后来的实践证明。荀彧曾预言曹操有“四胜”，即度胜。谋胜。武胜、德胜；贾诩预见曹操“明胜绍、勇胜绍、用人胜绍、决机胜绍”，可以说是英雄所见略同，都作了同样正确的判断，都对坚定曹操的信心，起了重要作用。只是郭嘉的分析最为详尽、细致、深入和准确。不是无端臆测，偶然的巧合，而是在详尽地了解了双方基本情况的基础上，根据事物发展的规律，进行演绎、推理、概括、分析，所得出的科学结论。郭嘉能够精确地．科学地预见曹操“十胜”，证明他的确是一位高明的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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