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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陈寅恪
李乔 发现陈寅恪,是二十世纪末中国人的一个重要发现。 直到二十世纪末,中国人才真正发现了陈寅恪,发现了陈寅恪的价值。于是有了所谓“陈寅恪热”。 陈寅恪并不是到了二十世纪末才成为国学大师、史学大师和才调绝伦的诗人的。他早就是。但在几十年前,他属于另册中人,被视为阶级异类。在浩劫中,他又被置于“如死囚牢”(陈寅恪语)般的境地,悲愤地死去。 此前,并不是没有人知道陈寅恪的价值,更不是到了世纪末才有人知道陈寅恪的价值。梁启超在推荐陈寅恪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时这样说:“我也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比不上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毛泽东访苏,斯大林曾问起陈寅恪的行踪,状甚关心。原来是他的著作《中国革命问题》中引用了陈寅恪著作中的一些材料。陶铸曾对一些认为给陈寅恪的待遇过高的人发脾气:“你们要是有陈先生那样的水平,也一样待遇!”但是,在某些当道和狂热、愚昧的小将眼里,陈先生终被视为异类。 这其实完全合乎逻辑:陈先生与德、赛二先生是共命运的。在德先生与赛先生受到冷遇和践踏的时候,陈先生怎能不被冷落,被抛弃呢? 八十年代初我上大学时,听过陈寅恪的入室弟子王永兴先生的专题课。那时,人们还不大提及陈寅恪,校园中也极少听到陈寅恪的名字。但近年来,人们仿佛是猛然醒悟了!就像发现奇迹一样又重新发现了陈寅恪。 人们发现,陈寅恪不但是本世纪,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史学家之一。他是上承司马迁、司马光的优秀学术传统和真精神的史学大师。他治学,是要写出吾国吾民数千年的历史,以供子孙万代鉴诫。他留下的四部专著近百篇论文千余条读书札记,绝大部分是不朽的传世之作。他的学问,博大精深,浩无涯,他的学术思想和方法,对于我国学术文化的发展有重大的价值。 人们发现,陈寅恪并不像以往有人说得那样,只是个单纯的考据家、资料家,而是一位识见卓绝的思想家型的学问家。陈寅恪是我华夏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伟大弘扬者和传播者,他的《柳如是别传》等“颂红妆”之作,寄托着他深挚的爱国之心和博大、圣洁的文化情怀。金明馆、寒柳堂里,涌动着独立自由的民族精魂。学界曾有一种微辞,叫作“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现”,把陈寅恪划为单纯的学问家。其实,陈寅恪是学问家不假,但他却是思想家型的学问家。 人们发现,一向表面看来不宗马列的陈寅恪,其实在思想方法上与马列是相通的。他是我国很早就读过德文原版《资本论》的学者。他听过列宁演讲。他的“从史实中求史识”的史学方法,与恩格斯一再讲的历史研究要纳入当时的历史条件、历史背景的观点完全一致。他研究历史特别注重研究经济,这实际是唯物史观的方法。他特别注重历史事件的相互关联、互相制约和互为因果,这表现出他治学的辩证思维。有人说,辩证法是“义宁学说”的精髓,这是精到的评论。 人们发现,在现代中国儒林中,陈寅恪真正称得上是一位特立独行、风骨极硬的耿介之士。日寇临门,他面斥之;蒋介石重金请他写《李世民传》(蒋自比李世民),他坚拒之;学界低眉入时,他绝不曲学阿世。他说:“我写文章,违反我的本意的我绝不写。”晚年他盲目、膑脚,却以惊天泣鬼的毅力完成了煌煌巨著。他一生重气节,不但重民族气节,也重士人气节。他有屈原的品格,是孟子说的大丈夫。 人们曾误解陈寅恪是个纯粹象牙塔中人。但后来渐渐发现,他极富政治睿智,是一位对国家民族的兴衰极其关切的学人。对于腐朽的清朝,他深厌之,曾说,“我家三代(陈宝箴、陈三立、陈寅恪本人),对清朝都没有感情,没有好印象”。他曾任蔡锷的秘书,参加过讨袁之役。中印边境争端,他为了使我国在谈判中不失领土,向我国政府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证据。文革前夜,造神运动渐成气候,他写下了“一自黄州争说鬼,更宜赤县遍崇神”的诗句,表现出极敏锐的政治洞察力。 人们又痛心地发现,陈寅恪晚年的境遇,是我们民族悲剧的一个特别突出的片断。陈寅恪一向被称为“国宝”(他通晓15种文字,仅此也是一个学术奇迹),但在文革中,“国宝”成了“废物”。世纪末,人们又找回了这件“国宝”,并从中发现了更多更宝贵的价值。人们开始叹惋这件“国宝”的痛失,反思这件“国宝”是怎样被当作废物抛弃掉的。陈寅恪死前三个月,曾作一联:“涕泣对牛衣,卅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这就是“国宝”最后岁月的悲惨心境。一个旷代奇才,晚景竟至于此,这实在值得我们民族永远反思。 世纪末的人们对陈寅恪的发现还有很多,而且还会不断有新的发现。 陈寅恪的重要价值之被发现,乃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的一大收获,也是我们民族愈加成熟和理智的一个表征。发现陈寅恪,实质上是对科学和民主的发现,是对科学和民主的肯定,是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伟大民族精神的发现和肯定。 我们终于发现了陈寅恪。 我们珍视二十世纪末的这一重要发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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