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时报英国版】陈寅恪先生可以说是中国近代的文化昆仑、高山仰止的大师。我对先生的了解，还是缘于十几年前出版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这本书。从这本传记里不仅了解了先生的学问如此高深，同时也了解了和他往来相知的一些中国传统文人士子的点点滴滴。沉浸书中，越发萌生了对他们的敬意。在他们身上，才真正体现了我们民族血脉里所传承的对风骨对理想的矜持和追求。尽管他们生不逢时，但即使在夹缝里，他们也能生根发芽并拼尽全力地怒放。 　　 　　本人亦非史学科班，再加上笨拙的文笔，要写出陈寅恪先生的精魂是极其困难的。国内某著名学者曾有文《劝君莫谈陈寅恪》。但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先生，他的学术成就、他的思想、他的品格，更主要也是想借此机会，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再次表达我对先生的尊敬和爱戴。 　　 　　教授之中的教授 　　 　　陈寅恪（1890-1969）， 他的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长兄陈衡恪均是清末民初颇有影响的人物。幼时启蒙于传统私塾，少年始，留学日本，后辗转留学欧美等诸国，精通多国语言。 　　 　　他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历史学、宗教学、语言学、人类学、校勘学、文字学等等。其中尤以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唐代和清代文学以及佛教典籍的研究著称于世。 　　 　　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岭南大学等教授之职，他的学术著作被誉为“划时代的意义”。因其才识过人，被尊为一代史学宗师，在国内外学术界都享有很高的威望。更被号称500 年才出的一个教授、教授之中的教授。是“中西学问，皆甚渊博，又识力精到，议论透彻”（吴宓语）的典范。 　　 　　陈寅恪的学问究竟有多深？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里有一处这样的叙述：1958 年，郭沫若给北大历史系写信宣称：“就如我们今天在钢铁生产等方面十五年内要超过英国一样，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 　　 　　寥寥数语，便足以说明先生的过人之处。 　　 　　 　　 　　陈寅恪先生一家（资料图） 　　 　　两次错过牛津大学执教机会 　　 　　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创始人之一，陈寅恪有其精深的学养。除了其渊博学识外，更重要的在于：“陈寅恪代表了中国近代的、兼容中西的文化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 　　 　　《吴宓文集》说：“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 　　 　　陈寅恪上世纪三十年代被牛津大学聘为该校第四任汉学教授，成为当时振奋国人的一则喜讯。著名女史学家陈衡哲评之曰：“欧美任何汉学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极少数人外，鲜有能听得懂寅恪先生之讲者。不过寅公接受牛津特别讲座之荣誉聘请，至少可以使今日欧美认识汉学有多么个深度，亦大有益于世界学术界也。” 　　 　　牛津大学1938 年正式聘请陈寅恪。1939 年夏，他带着全家由昆明到达香港，当他们准备转乘轮船赴英时，德国开始入侵波兰，二战爆发了。战争打乱了全世界的计划，他只能返回昆明。转年夏天，他又来到香港，准备再赴英伦。遗憾的是，这次他又没有成行。据其女陈流求的记录：“父亲原准备全家一同赴英，后因母亲不能劳累，决定一人前往。在香港候船，值欧战起，地中海不能通航，父亲只能暂在香港大学任课，为客座教授。” 　　 　　二战的炮火终于在1945 年停熄，但命运好像对他特别不公，因生活困难，他左眼的视网膜剥离加重，导致失明。1945 年秋，“英国牛津大学约先生赴伦敦疗治目疾。望能治愈，仍留牛津讲学。先生于是由成都搭机去昆明，再经印度乘水上飞机去伦敦。抵英后，由于第二次大战刚结束不久，当时的生活亦不好，营养较差，虽经用电针贴合视网膜，由于网膜皱在一起，无法复原。” 　　 　　双目失明的陈寅恪，这时不得不放弃牛津的职位。他的辞呈是通过当时在伦敦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代表、武汉大学教授陈源转达的。这封写于1945 年的信至今仍保存在牛津大学的档案中。 　　 　　1946年1月21日，牛津大学正式公布陈寅恪因健康不佳辞职。就这样，第四任汉学教授，在陈身上辗转了八年。1946 年春天，双目失明的陈寅恪乘轮船归国…… 　　 　　我无法想象他当时的心境如何，但置身于那个战争频发、积贫积弱的年代，因着苦难和那种知其可为而却又不可行的无奈，更增添了几分饱学才识的文人士子的悲壮。 　　 　　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个人觉得，单论史学成就，在陈寅恪之上的或许有人在，但先生最重要的成就，是其人格与思想，纵横一生，无不遵循秉承着 “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 ”。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句振聋发聩的话，出自陈寅恪为1927 年自沉的王国维撰写的纪念碑文：“……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在这篇著名的碑文中，陈寅恪高度赞扬了王国维独立自由之学术人格。而在我们了解了陈寅恪的人生之后，会发现其实“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是他本人的真实写照，更是支撑他整个学术人生的精神动力。他的“三不讲”原则和希望允许学术研究不宗奉政治的观点，在当时那个年代尤显显得难能可贵。 　　 　　陈寅恪大半生颠沛，中年失明，晚年更添膑足，此外还患有心脏病等多种病症，身体的病痛，加上他后期国家各种不间断的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给这位大师的学术生活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性影响。尤其是不能写出已成竹在胸、中国学界寄予极大厚望的中国通史或中国文化史等巨著，这使他内心感到极大的痛楚，这是陈寅恪的遗憾，也是时代的遗憾。然而就是在生活条件艰苦，社会环境恶劣，自身残疾年老体衰的情况下，依然完成了由他口述、助手帮助整理的《论再生缘》和80 万字的《柳如是传》，这两部巨著成为他的绝唱，亦是后人迄今为止无法逾越的高山。 　　 　　1964 年，陈寅恪在《赠蒋秉南序》一文中写道： “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字字珠玑，其心可知，其情可鉴：那就是陈一生最为看重的，不是金钱地位，也不是知识学问，而是人品与气节。 　　 　　有一位学者这样称赞道：在我心目中，陈寅恪是一位通儒，通儒有别于专家学者。今日环顾中外，专家学者比比皆是，而通儒绝鲜。他又是一个伟大的文学主义者，这包括他所有的人文品质与人文素养，他在人文学中，已达通儒的境界。而其人品，表现出高贵的书生风骨，令人有心向往之而不能至的感概。 　　 　　后世相知或有缘 　　 　　我因《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而知他，更加有缘的是，2013 年夏天，参加国侨办和英国中文教育促进会以及江西九江学院组织的中文教师培训班。给我们讲解中国文化概说的郑连聪老师精彩的课程深受大家的欢迎和喜爱。授课中，郑老师多次提及了和庐山有着渊源的陈寅恪，并特别告诉我们陈寅恪夫妇的骨灰于2003 年几经辗转最后落葬于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 　　 　　某日，带着景仰的心情，一行数人来到庐山植物园，这里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植物物种迁地保存的重要基地，风景宜人幽静，远离世间的喧嚣。 　　 　　建墓的山被命名为“景寅山”，我们拾级而上，不久，便看到了陈寅恪夫妇的墓茔。墓茔左侧的长条石上刻着“陈寅恪唐筼夫妇永眠于此”，右侧的石上刻着当代著名画家黄永玉题写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一代学贯中西、融汇中外的史学大师、国学大师，被誉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的他长眠于此，不禁令人唏嘘。 　　 　　现在，陈寅恪墓已成为庐山著名的人文景观。今天，当我们肃立在墓前，静静端详着墓石上他的格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时，内心又会有怎样的感悟和启迪？ 　　 　　“能承续先哲将坠业”，“能开拓学术之区宇”，“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等等，是陈寅恪承续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也许，近百年前，正是因为有着深厚丰蕴的中华历史文化，才孕育了中国的文人士子，更是中国一代大师借以腾飞的根基，而西方文明的气息则犹如一场春风，盛托起那个已经渐行渐远的年代中国文化思潮的一次绽放和激扬。 　　 　　现在，无论在中西文化或者中英文化交流的今天，陈寅恪所彰显的文化意义更在于他对中西文化所持的立场：那就是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最后，再次感谢英中文化交流协会及欧洲时报搭建了这样一个平台。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机会，近日再读《陈寅恪最后二十年》，时境不同，心境不同，即使重读一本书，感受亦不相同。庆幸的是，在这个浮躁的当下，还能够安下心来，安静地独处一隅，至少还有大师的著作、大师的精神氤氲我心…… 　　 　　作者简介： 　　 　　郭玉敏，来自中国天津。曾在国内从事金融工作。现于英国曼城一所语言学院兼任汉语教师、自由撰稿人、特约记者；曼城华人社团联合会会员，英国中文教育促进会委员。

浏览：1500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15/8/7 21:3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