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研究，曾经是陈寅恪学术研究的一个重镇，胡适曾指出：“锡予（汤用彤）与陈寅恪两君为今日治此学（宗教史）最勤的，又最有成绩的。”（《胡适的日记》，第526页）但是，根据蒋天枢《陈寅恪先生论著编年目录》的统计，陈寅恪有关佛教的论著，绝大多数发表在1927-1935年间，1936-1944年还有零星的一些，但在其后的二十五年中（1945-1969），几乎再也没有专门的佛教论著。可以这样说，1940年以后的陈寅恪，基本已经上放弃了对佛教的专门的深入的研究。 　　　　 　　　　那么，陈寅恪后来为什么又放弃了他一直苦苦经营的佛教研究呢？我认为，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公家藏书资料的散失 　　　　 　　　　陈寅恪最先任职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本来有着较为丰富的藏书。自从1925年开办到1927年，业已购进满文、蒙古文、藏文、中文经典古籍，明刊及近刊善本丛书，及欧、美、日书籍杂志等，还有频伽精舍藏经、大正藏等七八百部。但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清华大学经过辗转迁徙，藏书已不复旧观，大师如陈寅恪者，也只好感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 　　　　 　　　　◇个人读书笔记的丧失 　　　　 　　　　就个人而言，陈寅恪的私人藏书和读书笔记的损失，是非常惨重的。其损失至少有以下三起：1937年，陈寅恪在逃离北京时，曾将应用书籍包好托人寄往长沙，但因交通不便，人到长沙时书仍然未到；书籍寄存在长沙亲戚家中，后来亲戚也逃难去了，长沙大火时，亲戚的房子和陈寅恪的书一起烧光（书的册数比他后来在广州的还多）；而寄存在北京亲戚家中的图书，也被人偷光。1938年，陈寅恪转道去昆明时，在滇越铁路运输中被偷去书籍两木箱，致使两箱中文书及古代东方文书籍和拓片、照片全部丧失（其中多有陈寅恪的批注）。蒋天枢说，此“实先生生平所存文物之浩劫也”。1940年，陈寅恪在《随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的《附论》中还伤感地写道，“寅恪自惟学识本至浅陋，年来复遭际艰危，仓皇转徙，往日读史笔记及鸠集之资料等悉已散失”，文中所指的就是这两起损失。而让人触目惊心的是第三起损失。1947年的北京，天气异常寒冷，身居清华大学的陈寅恪，因为学校经费短缺，无力提供煤气取暖，需住户自理，而生活窘困的陈寅恪夫妇，只好忍痛将多年收藏的巴利文大藏经及东方语文书籍变卖给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用卖书款以购煤取暖。这是真正的一介学人的悲哀！ 　　　　 　　　　◇内在自我心境的转变 　　　　 　　　　陈寅恪一生的际遇，用蒋天枢的话说是：“屯蹇之日多，而安舒之日少。远客异域，有断炊之虞。漂泊西南，备颠连之苦。外侮内忧，销魂铄骨。寄家香港，仆仆于滇越蜀道之中。奇疾异遇，困顿于天竺、英伦、纽约之际。虽晚年遭逢盛世，而失明之后，继以摈足，终则被迫害致死。天之困厄斯人抑何酷耶？”漂泊颠沛如此、困厄折磨如斯，他又怎么可能静心从事心爱的佛教研究呢？ 　　　　 　　　　◇学术研究重心的转移 　　　　 　　　　大约从三十年代中期开始，陈寅恪的学术研究重心就逐渐转移到魏晋南北朝、随唐史（以及后来的明清史），虽然也有涉及佛教者，但已不再占居中心地位。 　　　　 　　　　1939年，陈寅恪被聘为牛津大学汉学教授，但他本人最初对于到牛津大学任教“并不见得有多大兴趣”。他在给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信中说，自己的研究兴趣已经转移到“历史与文学方面”，而牛津大学当时注意的是“中国之宗教及哲学”，难以与修中诚配合。但与修中诚见面会谈会，陈寅恪欣然接受了牛津大学的聘请，并且共同拟订了较为详细的宏大的研究计划。但令人深为惋惜的是，由于政治和外交以及目盲等原因，陈寅恪最终只好辞掉了牛津大学的聘请，也终于离开了佛教研究的苑囿。 　　　　 　　　　（本文是作者所撰《陳寅恪与佛教研究》【待刊】的一部分。本文原载上海《社会科学报》，2002年6月20日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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