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黄永年先生编年事辑》（曹旅宁撰，中华书局），内文第一页的注竟是引自我对黄永年的采访录《做学问不赶时髦，写文章要补空白》。2006年12月7日采访黄永年先生，是我访问生涯中的一件奇事。黄永年一生多彩，极有个性。因此，书中所写的人事，颇引起我的兴趣。 　　 　　　　作为老师，黄永年的生活方式与常人不同。据他的学生辛德勇回忆：“路上经过放映电影的露天场地，我好奇地自言自语说：‘哦，怎么会是这样看电影？’先生听到后，皱了皱眉，有些不耐烦地说：‘管它干什么，反正我从来不看电影。’业精于勤，荒于嬉，史念海先生刚刚要求我们要勤奋读书，我却首先关注起怎样看电影，话刚一出口，就有几分自责，可是听到黄永年先生说他从来不看电影，还是让我大吃一惊，我以为这是对我的间接训斥。随后经过浴池，我想洗澡总是人所必为的事情，这不会犯什么忌讳，便又自语道：‘原来是在这里洗澡。’孰料先生同样皱着眉头说：‘管它干什么，反正我从来不洗澡。’说罢，带着我们直奔图书馆而去。”（第127页） 　　 　　　　黄永年1988年起任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直至1992年任期届满。据顾青《追忆黄永年先生》提到：“谈到自己当选全国人大代表，黄先生说：我在‘文革’中挑河泥差点儿丢了小命，现在却当上了人大代表，第一次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国歌一响，我的眼泪差点儿流出来……老子也有今天！”（第198页，编者加了按语：“文革”中似乎应为“反右”后。）而黄永年自述：“至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右派’改正之日即书面提出要求，被个别人压了多年，1988年才如愿。” 　　 　　　　我对黄永年的最初印象是：好树新义，尤喜与陈寅恪商榷。黄永年的学术研究，以唐史名世。探其渊源，似可从1946年说起。这一年，黄永年在复旦大学选修了中文系教授蒋天枢所开的“大一国文”。黄永年说：“我为什么选他的课呢？因为我高中时看过他写的《全谢山先生年谱》。”而蒋天枢是陈寅恪的高足。 　　 　　　　黄永年在复旦大学念书时所写的《读陈寅恪先生〈狐臭与胡臭〉兼论狐与胡之关系》，发表于上海《东南日报》。见报后，黄永年将剪报寄给陈寅恪。那一年，陈寅恪五十九岁，名满学界，因患眼疾，请夫人代笔给黄永年回了信。黄永年回忆：“头一封他就回了，我一看，是他夫人写的，字比他写得好。按现在做法，他本来可以置之不理，但是他回信，还送给我他在《清华学报》上发表的《长恨歌笺证》。” 　　 　　　　我个人的阅读感觉，黄永年一生似乎有一种“陈寅恪情结”。黄永年在1998年的自述很值得玩味：“由于我这一段的研究和陈寅恪先生异同处甚多，引起了北京某大学研究生们的议论。大意是：‘黄永年先生的文章逻辑性极强，更像搞自然科学的，缺乏一种人文精神。大凡陈寅恪先生写什么，黄先生必有相同文章，题目都一样，而内容正相反，不知陈先生要建立的是整个文化体系，又何必拘于细处！’这说得自有些过头，并非寅恪先生有什么文章我必写相同文章与之立异，而且有的文章还很支持寅恪先生之说，如《论北齐的文化》。至于说我的文章逻辑性强像搞自然科学的，自是对我极大的夸奖。但认为建立整个文化体系就不必拘于细处，则仍可商榷。因为我所立异并非细处而多关涉大局，如这些地方成问题，则所建立的体系岂不有连带动摇的危险。” 　　 　　　　黄永年“树新义室”的由来，则完全因陈寅恪而起。他在《树新义室笔谈》的自序中说：“这所谓‘树新义’者，还是抗战胜利之初从陈寅恪先生给陈垣先生《明季滇黔佛教考》写的序里看来的。序里说抗战时陈垣留在北京辅仁大学讲学，寅恪先生南迁执教于西南联大，‘幸俱未树新义，以负如来’，即俱保持民族气节之谓。我这里只是借用了这个本属中性的‘树新义’，用来说拙文都有些新东西，或本为人家未曾讲到，或人家讲得不对，我来加以纠正。我认为这二者是写学术文章的起码要求。否则重复人家讲过的东西，把人家的东西冒充自己的创见，那就形同盗窃。” 　　 　　　　《黄永年先生编年事辑》中，涉及陈寅恪之处不少，如第186页中记黄永年与学生杂谈：“陈寅恪先生学问甚好，但文章实在不好，不是内容而是笔法，北大王先生是他这一路，但始终跳不出陈先生的圈子。” 　　 　　　　1950年，黄永年在复旦大学完成《读〈秦妇吟〉札记》，颇有与陈寅恪《读秦妇吟》立异之处。黄永年并有《题〈秦妇吟〉札记六绝句》，其中有两首提及义宁（陈寅恪）之名，兹录如下： 　　 　　　　世遭乱离适乐乡，彭门阻绝走襄阳。商南古道遗文在，底事义宁说未详。 　　 　　　　写遍当年石室书，纷纷执笔事笺疏。海宁已死义宁老，极目南天意未舒。 　　 　　　　诗中可见黄永年的学术志向。日后他的命运起落与学术求索，仿佛已在大学毕业那一年定下了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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