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亚先生以九六高龄辞世。深念先生生平，与近百年来中国之命运，实有同步乏连谊。特略述之： 　　 上世纪之初，中国第一件大事是辛亥革命。先生叔父吴禄贞烈士，为革命先驱。武昌首义，烈士图在了北方举兵响应，直捣清廷巢穴，部署粗定，遽遭戕害，以致大功未竟。先生自幼习闻烈士之志行，故稍长就学，即以救国兴华为己任。第二件大事是国共合作北伐，攻克武汉，建立政权。先生才十六岁，慨然投笔从戎，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且曾参加防堵厦斗寅叛部突龙袭武昌之战役。国共分裂后，转而潜心向学，考入武汉大学，为高材生。关系民族存亡的大事是“九一八”事变以至后来之八年抗日战争。先生始则以武大学生代表积极参加全省各校学生呼吁抗日之运动。武大毕业后创办《中兴周刊》，鼓吹民族中兴，唤起全民抗日。孤孽自命，惨淡经营，坚持出版历三年之久。“七七”抗战爆发后，参加全省宣传动员工作，撰文励战，意气风发。武汉失守后，移家万县，只身奔赴长沙前线，载笔军幕，继而获任阵中日报社长，持论主张全国团结一致，坚持抗战到底，率先倡议建立中美英苏反侵略阵线，特辟木刻戏剧等专版，别开生面，扩大影响。一九四一年，日军第三次进攻长沙，先生率全体员工，移驻岳麓山，照常出版于枪林弹雨之中，及时报道眼前战况，士气人心，从而倍受鼓舞。捷报既传，举国振奋，并引起国际重视。重庆大公报为此特撰社论表扬，称赞长沙阵中日报是抗战中新闻战线之一面光辉旗帜。先生于是计划自办日报于衡阳，益展其抱负。名高招忌，大愿未成，乃改就沅陵国民日报社长，一如既往，勉尽报人职责。长沙衡阳失陷后，先生离湘赴渝，筹办出版社，为战后办报之准备。草创未就，日本投降，遂罄售所有设备以遣散员工，携一家无老幼十余口萧然返鄂。虽欲重振旗鼓，而力已不济矣。一九四六年春复夏，任新湖北日报副社长。内战再起，飘然引退，往来宁汉间，迄无所就。解放战争之胜利，新中国之成立，尤为中国历史空前之巨变。先生于武汉解放前接受共产党领导，参加地下工作，武汉解放后奉命赴港策动空军起义，旋即回汉参加政府工作，此乃爱国的知识分子义所当然之选择。至于后来被划右派，“文革”中备受煎熬，则又为所有爱国民主人士以至广大知识界之共同命运。雨过天晴，政策落实，平反离休，而先生已老矣。晚年中风，长期病废，幸以子女贤孝，侍奉周至，亲见港澳回归，两度就养珠海，飞机往来，心颜开豁。返鄂未久，善终天年。晚晴结局，在同辈老人中，殊为少见。先生临终之际，宜无遗憾。惟念先生久拟为禄贞烈士撰一传记，因病未及成书，寄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生前未及亲睹，若云遗憾，仅此而已。 　　 先生年长于予四岁，缔交逾七十年，相知最深，情同手足，两人经历亦复近似。闻讣之余，曷胜人亡琴在之感。谨述大端，籍代诔挽，并以告慰勉于吴府群贤，继志前进，有厚望焉。 　　 　　 二○○四年五月 弟 谈瀛 于武昌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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