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曹禺先生推荐我为之写传，他对我说，“你要写好我的传，就应该把我的苦闷写出来。” 　　 　　 　　 　　曹禺似乎生来就是一粒苦闷的种子。十几岁，他的父亲万德尊就对他说：“添甲(曹禺的小名)，你小小的年纪，哪里来这么多苦闷？”譬如他写过一首诗：《不久长》，就叹息着“来日不久长”，向往着：“我不久将冷硬硬地／睡在衰草里／我的灵儿永在／森林间同你歌唱！” 　　 　　 　　 　　曹禺的家庭是相当阔绰的，家里有两座小洋楼，用人六七个。他似乎不该有什么苦闷可言的。曹禺说：“我也不知道我会有那么多苦闷，可那时我的确是苦闷的啊！” 　　 　　 　　 　　其实，他父亲万德尊就是一个经常感到苦闷的人。万家祖祖辈辈都是穷教书先生。万德尊于清朝末年到日本留学，读的是军官学校。回国后，在天津做过直隶府的标统(相当一个团长)。民国成立，他成为黎元洪的秘书，还在河北宣化做过镇守使。黎元洪下台，他也随之赋闲，在天津做起寓公来。他原本希望光宗耀祖的，飞黄腾达的，结果却败下阵来。于是怀才不遇，牢骚满腹，脾气极坏。曹禺对我说：“我家的气氛十分沉闷，很别扭。我很怕我的父亲。哥哥抽鸦片，他对我哥哥很凶很凶，他们父子仇恨很深很深。至于打仆人，骂厨子，更是司空见惯。下午四点放学回家，家人还在睡觉。整座楼房没有一点动静。整个家沉静得像坟墓，十分可怕。真是个沉闷的家庭啊！”他说，他父亲性格，“后来影响我在《北京人》里所写的几个人物，譬如曾浩、曾文清和江泰。”《雷雨》中周朴园也有着他父亲的影子。 　　 　　 　　 　　这个父亲，这个家庭不能不让曹禺苦闷。而曹禺的忧郁和孤独，还缘于他生下三天，他的母亲就患产褥热死去。当他年近古稀，对我讲起生母早逝，眼里还含着泪花，是说不出的悲哀和悔恨：“我从小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心灵上是十分孤单而寂寞的。”那时，曹禺五六岁的时候，家里的一个女用人，对继母心怀不满，就对曹禺说：“添甲，你知道吗，你的亲生母亲生你三天就去世了，她不是你的亲妈！”这个消息，对于曹禺犹如晴天霹雳，深深地伤害了他幼小的心灵。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失去生母的孤独感和寂寞感成为苦闷的酵素，蔓延着，扩展着，渗透到心灵的深处。 　　 　　 　　 　　在他的童年时代，碰上了华北大水灾。大街上到处都是四乡逃到天津的难民，他目睹了那种凄惨的景象，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这时，一个逃荒的段妈来到他的家里。每天都是段妈伴着他睡觉，每天他都能听段妈讲农村的故事，讲她自家的故事。她的遭遇是太凄惨了。她自己的父母都是活活饿死的。出嫁后，丈夫是个老实的庄稼人，因为交不起地主的租子，活活被打死。她的公公眼看着儿子死去，也逼得走投无路而自杀，婆婆跟着就悬梁自尽。还有一个儿子，被地主打伤，无钱医治，全身长满了脓疮，上面爬满了蛆，活活疼死了。这使小小的添甲知道了在他家小楼外边还有着一个苦难的世界，无疑，这又添加了他心灵中的苦闷。 　　 　　 　　 　　大约六七岁的时候，他随着父亲到宣化。在镇守使的衙门大院里，只有他一个小孩。没有人同他玩耍。他就跑到后山上去，高大的“神树”，枝桠伸展开去，阴森森的，似乎到处都有神秘的眼睛在窥视着，充满了诡秘和恐惧。在这里咀嚼着孤独和寂寞，玩味着诡秘和恐怖，而这些构成了《原野》中的鬼气森森的意象。他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自己的亲人，没有人体贴到一个伤痛的心灵。曹禺对我说：“那时我是非常敏感的。在黄昏的暮色中，乌鸦在躁鸣着，远处传来士兵归营的军号声。我喜欢一个人，坐在城墙上，听那单调却又十分凄凉的号声。偌大一个宣化府，我一个小小孩子，又没有了自己的母亲，是十分孤独而寂寞的。”这样的一种感受，也融进《北京人》的戏剧意境之中。 　　 　　 　　 　　但是真正让他领略着这人生苦闷的，是他父亲的去世。他父亲在世时虽然不能说是高朋满座，但也是宾客盈门。曹禺看着这些人在父亲面前是怎样地卑躬屈膝，怎样地阿谀奉承。曹禺说：“我父亲死，亲朋离散，那时，我才１９岁。他是因为债务生气，一着急便死了。是我去报丧，都是由我跑的。所有的人对我报丧都不起劲。家庭一败，立即脸就变了，就像鲁迅说的那样：‘有谁从小康人家堕入困顿的吗？我以为这条路中，大概可以看到世人的真面目。’真像鲁迅经历的那样，家庭一败就完了，找谁谁都不管，真是可怕的啊！这种体验是平时不可能得到的，这种人生体验对我来说是太深刻了！” 　　 　　 　　 　　曹禺２３岁能够写出《雷雨》这样深刻的作品，不是偶然的。他早早地就体味着人生，他那苦闷的种子，终于结出了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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