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曾经对我讲了一个他小时候表演的故事。 　　 　　 　　 　　民国以来，军阀混战。曹禺的父亲万德尊是黎元洪的秘书，段祺瑞倒黎，风雨欲来，情势紧急。黎元洪的幕僚们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突然乞求迷信，于是就把一个女孩和添甲(曹禺小名)叫来“圆光”。所谓“圆光”，类乎巫术，“圆光”者，手持点燃的蜡烛，在白纸上照着，大概是由于墙壁凹凸不平，在烛光的照射下，墙上就出现一些影像。“圆光”者就问这些童男童女看见了什么，并加以解释。 　　 　　 　　 　　当问到添甲时，添甲就绘声绘色地说，他看到了千军万马，看到黎元洪大总统带领着千军万马来了。他说，从那军帽上就看出是黎元洪，黎元洪的军队打了大胜仗。 　　 　　 　　 　　这使所有在场的人都震惊了，看添甲的表情话语的真实性，他们不能不信不得不信。事后，万德尊问添甲：“添甲，你是怎么回事情?”添甲对着父亲笑了笑，跑掉了。曹禺对我说：“我当时是顺嘴溜出来的，我讲得那么神气，我从来还没有像在这次‘圆光’事件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使我成为一个中心人物。”实际上，他是在无意中做了一次即兴的表演。 　　 　　 　　 　　南开中学的演剧活动在全国都是首开风气的，每年校庆必有演出，成为学校庆典的组成部分。在南开中学读书的曹禺15岁、初中三年级就参加南开新剧团，他第一次演的戏是洪深改编的《少奶奶的扇子》。他的戏不多，也不是主要角色，但是他硬是把整个剧本都背得滚瓜烂熟，把剧本都翻烂了。可见他对戏剧的痴情和迷恋。 　　 　　 　　 　　发现曹禺演剧天才的是他的导师张彭春先生。张彭春是校长张伯苓的弟弟，他从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归来，在南开中学任教导主任，并且成为南开新剧团的指导老师。他在美国留学时就注意考察欧美的戏剧，并且写过剧本。他到南开中学后，倡导学生应当过“艺术的生活”。他把西方的现代导演制度和导演艺术带回中国来。 　　 　　 　　 　　在排演丁西林的《压迫》中，张彭春发现了曹禺。曹禺个子长得不高，平时沉默寡言，不为人所注意。但是，一到台上，一进入角色，则像是换了一个人，他总是能准确地体现出导演的意图，对角色有着很好的把握。他一双分外明亮的眼睛，流盼之间透露着诱人的力量，而举手投足，一颦一笑，浑身是戏。他的嗓音宽厚甜润，台词读来颇有韵味。于是在张彭春排演第一出大戏———易卜生的《国民公敌》时，决定由曹禺扮演女主角裴特拉。正在排演中，突然传来校方的紧急指示：“此剧禁演。”这个消息如晴天霹雳，使每个演员都惊呆了。曹禺说：“原来是天津的军阀褚玉璞，他以为是一个姓‘易’(他把易卜生当做中国人了)的青年写了《国民公敌》骂他，骂他是‘革命’的敌人，于是派了督办公署的爪牙到学校勒令停演。”这次事件，使曹禺感到社会的黑暗以及戏剧的作用。这出戏，在1928年校庆时演出了，为了躲避军阀的视线，改名为《刚愎的医生》。演出后，师生反应热烈。连演两天，每次皆系满座；演员表演至绝妙处，博得全场掌声不少。 　　 　　 　　 　　随着时间的推移，张彭春对曹禺更加喜欢了。当他排演易卜生的另一出名剧《娜拉》时，就决定由曹禺扮演女主角娜拉。这出戏并不好演，既没有特别诱人的故事，更缺少火爆的场面，戏的效果是通过主人公娜拉产生的,成败与否全在于她的表演。支撑全剧的是一种情感，基于这个原因，娜拉·海拉茂在欧洲的保留节目中成为一个传统的角色,不断有世界上最优秀的演员在这个角色身上检验他们的才能。此时，曹禺刚刚涉足戏剧表演就担此重任，可见张彭春先生对于曹禺的信赖了。 　　 　　 　　 　　在南开中学的瑞廷礼堂，观众挤得满满的。当曹禺以俊俏的扮相出现在舞台上时，一个光彩照人的娜拉形象赢得了观众。他对角色的体会是深刻的，他的扮相举止展现了一个“女性”的美丽。演出后校刊是这样报道的：“新剧团公演易卜生的名剧《娜拉》，观客极众，几无插足之地。”“此剧意义极深，演员颇能称职，最佳者是两位主角万家宝和张平群先生，大得观众之好评。”曹禺的同学、《李双双小传》的导演鲁韧先生对我说：“曹禺演的娜拉，在我的脑子里是不可磨灭的。我敢这样说，现在也演不出他们那么高的水平。我总觉得曹禺的天才首先在于他是个演员，其次才是剧作家。” 　　 　　 　　 　　有人说，没有张彭春就没有曹禺。曹禺也始终感谢着他的恩师。我们看到在曹禺的第一部剧作《雷雨》问世时，他就在《序》中写道：“我将这本戏献给我的导师张彭春先生，他是第一个启发我接近戏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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