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岳峰纪念园颠倒众生的外国坏蛋——破解邱岳峰之谜兼及中国之谜
张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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弁言：邱岳峰神话中的邱岳峰之谜
最近读到两篇怀念已故配音大师邱岳峰（1922-1980）的佳作。一是画家陈丹青的《邱岳峰》①，二是作家严锋的《好音》②。陈丹青的文章正如标题所示，只写邱岳峰，对李梓、刘广宁、童自荣、毕克、尚华等人却一笔带过。严锋的文章虽然只给了邱岳峰一半篇幅，而把另一半篇幅留给了孙道临、毕克、李梓、刘广宁、丁建华、向隽殊等人，但主次分明，重点突出，强调配音界一代豪杰如青藏高原般的世界屋脊性质，是为了烘托邱岳峰这座珠穆朗玛峰的至高无上。 ① 陈丹青：《邱岳峰》，《多余的素材》，山东画报社2003。亦见“邱岳峰纪念馆——让往事在倾听中苏醒”（ http://qiuyuefeng.netor.com/ ）纪念文选。 ② 严锋：《好音》，《万象》杂志2001年第6期。亦见“邱岳峰纪念馆——让往事在倾听中苏醒”纪念文选。 陈丹青一心一意倾全力于个人抒情：邱岳峰是“伟大的例外，嗓音的诗人，一位在配音艺术中无所不能的‘莫扎特’”。严锋则顺便引全国人民为同道：“我个人唯一的偶像是邱岳峰，我周围的同学也同我差不多，当时的全国人民，也大抵如此吧。” 作为“当时的全国人民”之一，严锋的话真是令我怎么听怎么别扭：“当时的全国人民”的唯一偶像只能是毛泽东，怎么会是邱岳峰呢？莫非毛泽东是一个公开版本的神话，而邱岳峰是一个隐秘版本的神话？四十年的身体经验告诉我，按照中国逻辑，公开版本的新闻联播往往没有隐秘版本的小道消息准确；五千年的心灵经验告诉我，公开版本的正史往往没有隐秘版本的野史真实。我的中国经验告诉我，公开版本只是身体史，隐秘版本才是心灵史；我的中国心告诉我，严锋的话越是听着别扭，越是不能掉以轻心。 诚如严锋所言，中国确有亿万邱迷，网上甚至有新一代邱迷开设的“邱岳峰纪念馆——让往事在倾听中苏醒”③，这是其他配音大师不可能得到的特殊待遇，他们只能在“中国配音网”上孵澡堂般挤挤一堂。尚未成为“邱岳峰神话”之信徒的新一代如果问其父兄为何对邱岳峰如此癫狂，父兄们的回答一定不留余地：因为邱岳峰是全体配音大师中最伟大的大师，而且是唯一的大师中的大师。但这一类似于“顶峰的顶峰”（林彪语）的笼统颂扬并未揭示出实质，因而新一代或许会进一步追问：为什么邱岳峰是唯一的大师中的大师？父兄们答曰： “邱岳峰表现反派和‘另类’角色简直天纵其才。”（陈丹青） “我们是多么喜欢他配的这些坏蛋啊。”（严锋） 至此新一代不再追问，而是立刻去看老译制片。结果不看则已，一看便着了道儿，因为不论少长，中国人民都无比热爱坏蛋。于是超级坏蛋邱岳峰成了万人迷，其信徒正在滚雪球般不断壮大。但邱迷们决不会同意我把邱岳峰的颠倒众生称为“邱岳峰神话”，更不会质疑这一神话难以自圆其说的种种破绽。正因为不是邱迷，我才认为“邱岳峰是唯一的大师中的大师”是一个神话，是消解正版神话的对称版神话。 ③ “邱岳峰纪念馆”网站的首页，赫然是北岛名诗《一切》：“一切都是命运/一切都是烟云/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一切欢乐都没有微笑/一切苦难都没有泪痕/一切语言都是重复/一切交往都是初逢/一切爱情都在心里/一切往事都在梦中/一切希望都带着注释/一切信仰都带着呻吟/一切爆发都有片刻的宁静/一切死亡都有冗长的回声”，末句可视为对以声音传世的邱岳峰的最佳注脚。 我承认邱岳峰为外国坏蛋配音是天纵其才，我也承认邱岳峰的外国坏蛋魅力无穷，然而如果必须在配音演员中选一位大师中的大师，我认为只有毕克才当之无愧。因为邱岳峰专配坏蛋，毕克专配英雄，而我喜欢英雄，不喜欢坏蛋。 仅仅把中国观众喜欢外国坏蛋的原因归功于邱岳峰的超凡声音魅力显然缺乏说服力。因为就音色而言，邱岳峰没有任何优势。邱岳峰的出色同行苏秀认为：“邱岳峰音色并不漂亮，甚至可以说不大好听。”④陈丹青承认，邱岳峰的声音“瓮声瓮气，深沉锐利又带点沙哑。”严锋形容邱岳峰的声音是“鸭子一样沙沙的、扁扁的、暗暗的、没有光泽的声音。”这种不大好听的、瓮声瓮气的、沙哑阴郁的声音，陈丹青却说“性感透顶”，并且独具慧心地在音色之外概括出一种“邱岳峰语调”，严锋则认为达到了“人类声音魅力的极限”，“响起来，浑身便会如中魔法，一片酥麻。”其实“一片酥麻”与“性感透顶”是一回事——邱岳峰的声音或“语调”确实为中国人民带来了欲仙欲死的审美高潮。然而究竟是什么“魔法”，导致毕克的外国英雄虽道高一尺，而邱岳峰的外国坏蛋却魔高一丈？ ④ 苏秀：《邱岳峰——我们配音演员的骄傲》，见“邱岳峰纪念馆——让往事在倾听中苏醒”纪念文选。 我并不想以颂扬毕克的方式加入神话创作的擂台赛，我对创作神话的新版本毫无兴趣，只对神话的祛魅和解构有兴趣。新神话只能替代旧神话，却无助于解构旧神话。所以我只想问一些略显小儿科的简单问题：世界各国人民看电影时都喜欢英雄，为什么独有中国人民例外？为什么从普通观众到画家作家，几代中国人都对外国坏蛋如此着迷？为什么中国人民对外国坏蛋的痴迷又十分怪异地移情到配音演员邱岳峰身上？爱屋及乌固为人之常情，但爱屋及乌之后却爱乌更甚于爱屋，是否过于反常？这就是本文试图破解的内在于“邱岳峰神话”的“邱岳峰之谜”⑤——其实也就是中国之谜。 ⑤ 苏秀《邱岳峰——我们配音演员的骄傲》：“他到底为什么要死，这对我来说始终是个谜。”虽然苏秀认为邱岳峰的自杀是个谜，与我说的邱岳峰神话之谜似乎不同，但其实是同一个谜。 拙文《乏味的英雄和有趣的坏蛋》⑥曾经探究了中国观众看当代中国电影时的反常价值取向，本文则希望进一步探究一下，这种反常价值取向为何一成不变地殃及外国电影。因此本文可视为上述拙文的续篇，一如电影的续集。 ⑥ 见《书屋》1998年第6期。收入拙著《永远的风花雪月，永远的附庸风雅》，上海三联书店1999，珠海出版社2003。 中国观众看中国电影时喜欢坏蛋，看外国电影时同样喜欢坏蛋，表面看来顺理成章，其实却包含着深刻的矛盾。因为在颠倒的年代里，英雄与坏蛋在中国电影乃至中国社会中是被颠倒的，所以在观看英雄与坏蛋并未颠倒的外国电影时，真正顺理成章的应该是喜欢英雄，而不是一如既往地喜欢坏蛋。 在由权力意志统一配方的中国电影中，被拔高的英雄很乏味，被丑化的坏蛋还相对有趣些；但在市场意志自由舞蹈的外国电影中，英雄不仅不乏味，而且比坏蛋有趣得多。福尔摩斯、霍克尔·波洛、詹姆斯·邦德无条件地比他们的一切对手、一切罪犯有趣，以演正面人物为主的头号喜剧大师查里·卓别林无条件地比以演反派人物为主的第二号喜剧大师路易·德·菲耐斯⑦有趣。因此虽然在看中国电影时，我像大多数中国观众一样喜欢坏蛋不喜欢英雄，但在看外国电影时，我却无条件喜欢毕克的英雄，而不喜欢邱岳峰的坏蛋。看日本电影《追捕》时，我喜欢的只能是毕克的杜丘而不可能是邱岳峰的堂塔。在无与伦比的配音盛宴、被严锋称为“译制片配音的顶峰”的《尼罗河上的惨案》中，毕克的赫克尔·波洛不仅比乔榛的赛蒙·道尔、刘广宁的杰基这两个罪犯有趣，也比李梓的林内特、丁建华的女仆、赵慎之的富孀、苏秀的黄色小说家、童自荣的马克思主义者等所有配角有趣，更比邱岳峰的雷斯上校有趣。虽然邱岳峰的外国坏蛋比中国英雄和中国坏蛋都更有趣，但与毕克的外国英雄相比，还是略逊一筹。当然真正无条件的喜欢外国英雄，应该不受配音影响，事实正是如此。看法、意合拍片《佐罗》时，我无条件喜欢英雄佐罗（童自荣配音），也无条件讨厌坏蛋维尔塔上校（邱岳峰配音）。可见我对外国英雄的痴迷与谁为外国英雄配音无关，与为外国英雄配音的毕克或童自荣的声音魅力无关，而仅仅是因为外国英雄具有外国坏蛋完全缺乏的魅力。 ⑦ 路易·德·菲耐斯，法国反派喜剧大师，曾主演《虎口脱险》、《疯狂的贵族》等喜剧片，被公认为仅次于卓别林的有史以来第二号电影喜剧大师。 邱岳峰的外国坏蛋比中国英雄和中国坏蛋都更有趣，因此邱岳峰有如此多的发烧友很正常，然而邱岳峰的外国坏蛋毕竟比毕克的外国英雄略逊一筹，因而邱岳峰有如此多的发烧友而毕克却被冷落又很反常。如果中国观众喜欢中国坏蛋的理由是坏蛋比英雄有趣，那么喜欢外国坏蛋的理由就不可能是坏蛋比英雄有趣，而一定别有理由。 一、心理学的消极理由：逆反心理的条件反射 中国观众喜欢坏蛋不喜欢英雄、认同坏蛋不认同英雄的逆反心理，确实是在观看中国电影的长期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但中国观众对中国坏蛋产生角色认同，起初很少是自觉的，而是被迫的，最后却成为一种必然。 表面看来，中国坏蛋的主要罪恶是反抗，然而中国电影所宣扬的乌托邦式道德高标，使中国观众恍然大悟：这些中国坏蛋的根本罪恶并非反抗，而是具有人之为人的正常欲望。要命的是，观众恍然大悟之后继之以大惊失色：坏蛋所具有的，我都具有。中国电影高亢激昂的道德说教锋芒所指，就这样把每一个中国人都逼入了“有罪推定”的道德陷阱。按这种乌托邦式道德高标，不仅每个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都是潜在的候补坏蛋，连被册封为“特殊材料”其实并不特殊的每个人，都成了“潜伏在革命队伍里”的“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一旦国内外“大好形势”需要有计划按比例凑足正选坏蛋的名额时，不必另找罪证，抓你没商量，你也不觉得是冤案，只认为是罪行早就记录在案的东窗事发。因此“觉悟很高”的亿万革命观众，即使原本不认同坏蛋，更谈不上与坏蛋有什么精神共鸣，也只能被迫与电影里的坏蛋产生角色认同，个个心怀鬼胎，惶惶不可终日，以待罪之身，怀侥幸之心。每个中国观众看一场中国电影，等于是参加一场以自己为批斗对象的批斗会——这正是中国电影令人厌恶且必然催生集体性逆反心理的根本原因。 中国观众与中国坏蛋的唯一区别是：坏蛋想方设法满足自己的正常欲望，而观众有同样正常的欲望且渴望满足却不敢像坏蛋那样付诸行动。所以观众在被迫承认自己与坏蛋一样有欲望的同时，不得不承认自己有罪，起码灵魂有罪。观众当然希望为自己具有欲望且渴望满足加以辩护，但电影中的中国坏蛋虽然敢于把满足欲望的冲动付诸行动，却不仅不能为自己，也不能为认同坏蛋的观众辩护，而是无一例外地像观众一样承认自己有罪，一边自打嘴巴，一边大叫“我该死”，在没有欲望的英雄面前乖乖地低头认罪了。何况全体中国坏蛋在满足欲望的行动中，都心虚胆怯且技艺拙劣，根本无法与没有欲望的中国英雄对垒，完全不堪一击。中国电影千篇一律的坏蛋必败且惨败结局，对全体中国观众的“教育意义”即洗脑作用真是非同小可。为了逃避真实人生的必败和惨败，中国观众虽然不得不认同坏蛋，却不敢像坏蛋那样反抗。因此与中国坏蛋的角色认同，使不幸的中国观众更加痛苦——自觉认同近乎自虐，被迫认同则近乎对强暴不加抵抗，不得不处于欲望与行动、感性与理性的双重人格分裂中：感性好恶上，认同甚至喜欢略有真性情的中国坏蛋；但在理性选择上，却不愿意在实际生活中成为这种受侮辱受损害的角色；感性好恶上，不认同更不喜欢毫无真性情的中国英雄，但在理性选择上，却非常愿意在实际生活中成为这种既风光又有特权的中国英雄。既然在实际生活中做英雄没机会，做坏蛋没胆量，他们的唯一选择是伪装成没有正常欲望，伪装成完全失去了人性。 认同一切坏蛋而不认同一切英雄，就这样成了中国观众观看中国电影时养成的根深蒂固的逆反心理，逆反心理的心理惯性，导致他们在观看外国电影时必然会条件反射地认同外国坏蛋。而且心理认同之外还要加上身份认同，既然大部分中国观众在现实生活中的身份都是小人物，那么认同也被视为“小人物”的外国坏蛋就是最为自然的事情，而认同被视为“大人物”的英雄倒显得僭越。 虽然认同中国坏蛋非常痛苦，但认同外国坏蛋却没有丝毫痛苦，只是有点价值混乱和善恶颠倒。按外国电影所宣扬的“资产阶级道德”，外国坏蛋的根本罪恶并非具有人之为人的正常欲望，而是满足欲望的方式触犯了法律，伤害了他人，因而外国坏蛋对自己具有正常欲望且渴望满足十分理直气壮，决不心虚胆怯，满足欲望的方式也花样翻新无所不至，奇技淫巧层出不穷。外国坏蛋与外国英雄周旋时更是武器先进身手不凡，声光化电争奇斗妍，即使最终失败，也从容镇定不失尊严。外国英雄同样具有人之为人的正常欲望，只是其满足欲望的方式不触犯法律。这种“无罪推定”的法治文明，对全体中国观众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思想启蒙和精神解放。 然而严酷的中国现实使绝大多数中国观众或者没有意识到，或者意识到了也不敢接受这种思想启蒙和精神解放，所以这种思想启蒙和精神解放对绝大多数中国观众几乎没有即时的明显意义，仅在潜意识里增大了压抑的强度并为日后的觉醒积聚着能量。这正是因为，具有惯性的逆反心理一旦进入简单机械的条件反射阶段，就必定没有特别的精神内涵和主体意识。长期的条件反射，使中国观众只能从审丑中产生审美快感，正如性变态者、性倒错者只能通过受虐或被施暴抵达性高潮，一切正常的性爱方式已经不能引起他们的快感。即使施虐者已经消失（何况并未消失），即使施暴者已被正法（何况并未正法），受害者也很难恢复正常。超过临界点的严重精神创伤，不仅使直接受害的上一代难以康复，还会无孔不入地遗传给未受直接伤害的新一代。经历重大精神创伤之后，中国文化不可能在无菌室里从头起步，经历政治浩劫之后，再伟大的设计师也不可能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中国文化只能带菌复兴，中国社会只能带着严重的精神后遗症缓慢复归健康，过去的心理病菌不仅今天存在，明天存在，将来还会长期存在。尽管随着中国社会的逐步康复，这种心理病菌会日益稀薄，但决不可能在短时期内一朝除尽。 二、美学的积极理由：抗拒改造的感性直觉 虽然一部分中国观众对外国坏蛋的认同仅有消极的心理学理由，但是另一部分中国观众除了消极的心理学理由，确有一项远为积极的美学理由：外国坏蛋不仅比中国坏蛋有趣，而且有中国坏蛋完全没有的美。正是美学的理由，使这些中国观众对外国坏蛋的认同和喜欢达到了狂热痴迷的崇拜程度。这一美学理由，甚至导致喜欢中国英雄不喜欢中国坏蛋的中国观众也喜欢上了外国坏蛋，因为外国坏蛋身上的美，在中国英雄身上也是完全不存在的。 “邱岳峰之所以是邱岳峰，乃因在他的语调深处无不散发着另一种浓郁的气质，一种被我们五十年来的文化排除尽净的气质，是的，我愿将这气质称之为‘颓废’。”（陈丹青） “他总是能把邪恶用从容优雅的方式道来，把恶提升为一种令我们心醉神迷的美。”（严锋） 陈丹青的“颓废”说与严锋的“优雅”说，命名虽不同，其为美学特征则一。 由于中国坏蛋被导演过度丑化，中国电影的一切细节刻画都使中国观众感到，认同和喜欢中国坏蛋不仅需要克服难以克服的伦理障碍和道德焦虑，更是不折不扣的人格自贬和精神堕落。所以中国观众认同甚至喜欢中国坏蛋仅仅是出于简单粗糙的逆反心理，却无法为自己这种“政治不正确”的价值取向找到足够的美学说服力。由于缺乏美学说服力，中国观众对中国坏蛋的认同大多仅止于认同，所谓喜欢也极为勉强，充其量只是被迫认同之后的自爱投射，而且在被迫认同和勉强喜欢之后，依然拒绝在自己与坏蛋之间划等号。 然而外国电影对坏蛋的一切细节刻画却让中国观众感到，外国坏蛋具有中国坏蛋（更不用说乏味的中国英雄）极其缺乏的丰富人性、优雅风度和人格尊严，更具有全体中国英雄、中国坏蛋、中国好人都没有的精彩人生。这些中国观众认同和喜欢外国坏蛋，就不仅是逆反心理的心理惯性使然，更是出于对真善美的向往和对生命意义的追问。求真之心使他产生了人格自卑，迁善之心使他产生了道德自卑，爱美之心使他产生了美学自卑，对生命意义的追问使他感到了最深重的存在自卑。这些中国观众感到，那个优雅、丰富、高贵、自由的外国坏蛋比自己这个粗俗、贫乏、卑贱、屈辱的中国好人，在精神品级和文化等第上都远为优越，更配得上“人”这个称号。认同和喜欢外国坏蛋既无须克服伦理障碍和道德焦虑，更不是精神自贬和人格堕落，而是纯粹的精神升华和极大的人格超拔。因此中国观众不仅在感性好恶上非常愿意自己就是那个外国坏蛋，而且理性选择上也非常愿意自己在实际生活中就是那个外国坏蛋；不仅角色上主动认同外国坏蛋，而且精神共鸣极为强烈，身心愉快得欲仙欲死——尽管并非亲历，只是可怜的意淫。 外国坏蛋的精彩人生，不仅使这些中国观众意识到占人口极少数的中国坏蛋的冤案之“冤”，更明白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亿万中国好人的人生之“冤”。中国坏蛋当然很冤，他们犯的那些无害于人的事，只有在中国才算犯事，在外国决不算犯事，压根儿没有东窗事发不事发这一说。外国坏蛋之所以是坏蛋，是因为犯了有害于人的罪，决不是因为犯了无害于人的事。所以中国好人看了外国电影后，觉得自己比中国坏蛋还冤，真是冤沉海底，悲愤难诉。因为那些中国坏蛋毕竟东窗有事可发，然而自己这个中国好人却东窗无事可发，还无事也惊心，心事难对人言地担惊受怕了一辈子。于是巨大的人生失落感从心底涌起：我这一辈子，到底算怎么回事？没事！屁大点的事也没有！白活了！ 中国坏蛋的冤案只是法律意义上的冤案，中国好人的冤案则是存在意义上的冤案。究竟是有期徒刑的法律冤案更深重，还是无期徒刑的存在冤案更悲苦？法律意义的冤案毕竟有案卷可查，尚有伸冤平反之望；但存在意义的冤案因为无案卷可查，永无伸冤平反之日。虽然法律意义的冤案平反可以把“中国坏蛋”改判为“中国好人”，但也不过是重返中国好人的存在冤案而已。中国特色的存在冤案似乎天网恢恢，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这些中国观众认为，与其做中国好人，还不如做外国坏蛋。做中国坏蛋当然很够呛，未经任何审判程序就被“以人民的名义判处死刑”了，但做中国好人也不咋的，即使一生平安，却被以存在的名义判处死刑了，活着如同行尸走肉。外国好人的好日子不必说了，电影上也不常见，但外国坏蛋的好日子却亲眼所见。即使好日子终有结束之时，但外国英雄逮捕外国坏蛋时居然会说“你有权保持沉默”，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开审理过程中，早已昭然若揭的罪行不仅要经过不厌其烦的取证、举证、听证、论证，外国坏蛋还可以滔滔不绝地为自己的欲望和满足方式进行辩护，更有口才奇佳的外国律师为外国坏蛋帮腔开脱，最后竟然还常常因为证据不足而将坏蛋“无罪”释放，这是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因被告发的恐惧而人人自危的中国观众完全无法想象的。为了知道自己“有权”，为了知道“欲望无罪”，这些中国观众恨不得自己就是那个外国坏蛋，以便自己临死前可以吐出一句：“这辈子不冤。” 高度反常的当代中国社会，继承了古已有之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发展成于今为烈的“不许乱说乱动”；继承了古已有之的“汗不敢出”，发展成于今为烈的“不许放屁”。人们不敢流露正常欲望，谨言慎行还动辄得咎，一旦不幸被权力意志按计划有指标地划定为“坏蛋”——地、富、反、坏、右等，就会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只要能“幸免”（鲁迅语）被打成坏蛋，就必须为自己已经被彻底改造成没有“资产阶级人性”的“社会主义新人”而每天幸福得热泪盈眶；只要能“幸免”被打成坏蛋，就必须为自己成了“领导阶级”而每天感到强烈的“翻身感”；只要能“幸免”被打成坏蛋，就必须每天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主人翁精神”和“一怕不苦，二怕不死”的“主观能动性”。在这“形同槁木，心如死灰”（庄子语）的现实背景下，外国坏蛋的精彩人生以其巨大的美学感染力，唤醒了中国观众沉睡千年的存在自觉：外国坏蛋光芒四射的人性之美，彻底冲垮了中国好人黯淡无光的奴性之善。而外国电影在服装、道具、音乐、灯光等一切细节上无所不用其极的美轮美奂，更为外国坏蛋的别样人生平添一层奇异的色彩。就这样，实实在在的美学盛宴粉碎了空空洞洞的价值焦虑，稀松平常的好莱坞快餐成了中国人饮鸩止渴的玉液琼浆。真是“梦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那人”不是别人，正是那个活得精彩而恣肆的外国坏蛋。 然而全体中国观众毕竟只是全体外国坏蛋的精彩人生的旁观者，在亿万中国人的汪洋大海中，居然有一个幸运儿不是这种精彩人生的旁观者，而是这种精彩人生的参与者。所有中国观众对外国坏蛋的角色认同和精神共鸣，毕竟是隐秘的，略有犯罪感的，只有这个幸运儿对外国坏蛋的角色认同和精神共鸣，不仅是公开的，而且无须有犯罪感，他对外国坏蛋的角色认同程度越高，精神共鸣越强，越是对革命工作的无比忠诚。这个在革命年代唯一合法的反动派，就是让外国坏蛋开口说中国话的配音演员邱岳峰。由于一种特殊职业的掩护，全中国只有他一个人可以成为有执照的外国坏蛋，可以有恃无恐地优雅，肆无忌惮地颓废，全中国人民不敢说的话，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全中国人民不敢干的事，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尽管只是过过嘴瘾，比意淫好不到哪里去。 惟在他那儿才能听到别样的语调：温柔、尊贵、慵懒、缠绵、狡黠、玩世不恭、出言不逊！……听众也是“角色”，并在倾听时“进入角色”：倘若听众各自的内心均曾满蓄难以声张的沮丧、憎恶、心有不甘、尊严折损、恶意的怯喜、疯狂的本能，凡此种种，忽然，都被邱岳峰的语音霍然唤醒，骤然舒解，在潜意识里畅饮那颓废的甘洌。……我们想要如何而不能如何，种种快感需求长年压抑，而颓废也正是邱岳峰语音的快感源泉：是他在压抑的年代替我们发怒、还嘴、嘲骂、耍赖、调戏，在出于常态的语音发作中（好一位夸张的天才），是他的声调引我们作虚拟的自我作践、自我扩张，便是我们日常话语中的虚伪造作也因他而获至声调之美，我们假借邱岳峰语调的变态、狂态、丑态获得自我治疗，异化为“外国人”，释放自己，在倾听中人我错置，想入非非。……在全中国无产阶级大合唱的共振与杂音中，那时，只有他一个人的声音竟被允许颓废，竟至于肆无忌惮倾泻着颓废而没有人意识到那就是颓废。……在那个高度政治化的年代，他的声音全然是非政治化的：在政治年代，是配音专业为颓废气质提供了合法的出口，尽情蒸发，淋漓尽致。（陈丹青）① ① 请原谅我的大段引用。这是陈丹青的文字迄今为止达到的最高水准，此文足以进入中国散文史。我认为是邱岳峰激发了他的全部文学才华，促成了这次超水平发挥。 于是这些中国观众发生了双重的角色认同和双重的精神共鸣：既认同、羡慕和崇拜外国坏蛋，更认同、羡慕和崇拜邱岳峰；认同、羡慕和崇拜邱岳峰的程度，还远远超过了对外国坏蛋的认同、羡慕和崇拜——这些中国观众恨不得自己就是邱岳峰。这就是爱屋及乌之后，爱乌更甚于爱屋的原因所在。更何况，中国观众与那个人人向往的极乐世界原本隔着弱水三千，若没有邱岳峰这个无可替代的天使长、独一无二的接引人、人生真理的大先知，那些“此曲只应天上有”的外国话不可能变成“人间哪得几回闻”的纶音仙乐，因此除了认同、羡慕和崇拜，中国观众对邱岳峰还有对那些外国坏蛋没有的无限感恩。就这样，与“毛泽东神话”对称的“邱岳峰神话”产生了。 毛泽东是全中国人民的革命领袖，邱岳峰却是全世界反动派的中国化身。毛泽东号召全中国人民“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狠斗私字一闪念”、“大公无私”、“斗私批修”，邱岳峰却唤醒激活了全中国人民贪图享受的私心杂念、好逸恶劳的小资情调、声色犬马的人性欲望。所以全中国人民理性上都热爱革命领袖毛泽东，感性上却热爱外国坏蛋邱岳峰——邱岳峰已经成了全体外国坏蛋共有的中国名字。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曾经预言，全中国人民在“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之后，“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两个飞跃”的乌托邦狂想，连第一个飞跃也未能完成，就被外国坏蛋的中国总代表邱岳峰毁于一旦。 即此可以发现，善恶观更多地诉诸理性，美丑观更多地诉诸感性。理性更容易被外力强奸和自我欺骗，但感性却难以受骗和自欺。通过两代人之久的强力洗脑，中国人的理性思考能力确实大面积退化了，中国人的基本善恶观确实大面积颠倒了。然而虽经两代人之久的强力洗脑，中国人的感性却依然葆有敏锐的天赋直觉。理性及其善恶观是人造的，强有力的皇帝可以“重新改造”，对不愿“自觉改造”者，可以动用国家机器加以强制性的“劳动改造”或“再教育”；但感性及其直觉是上帝造的，人中最强有力的皇帝也莫奈它何，所以中国人的视觉、听觉、味觉、嗅觉乃至美丑直觉能够比理性善恶观更有效地抗拒改造。正是有效地抗拒了外力改造的感性直觉，为中国人的人性复苏和中国社会的理性复归埋下了契机。许多中国人被强奸的理性得以恢复，被颠倒的价值观得以重新颠倒过来，正是从观看外国电影并认同和喜欢外国坏蛋及其中国化身邱岳峰开始的。而中国社会的理性复归，正是从美学开始的。1980年代初，一部《美学历程》风靡全国，掀开了思想解放的第一页。 三、美学理由的社会学缺损：对英雄的审美冷感 中国观众喜欢外国坏蛋的美学理由固然是积极的，却有一项致命不足，即中国观众的美学趣味是不健全的，有一个集体性的审美盲区：对英雄的崇高和壮美的审美冷感。 论有趣指数和美学指数，中外电影的英雄与坏蛋可分别排列如下： 中国英雄（最无趣）↗中国坏蛋（稍有趣）↗外国坏蛋（很有趣）↗外国英雄（最有趣） 中国坏蛋（最丑）↗中国英雄（稍美）↗外国坏蛋（很美）↗外国英雄（最美） 比较两个指数序列可知，第一第二项有变化，第三第四项不变：中国英雄最无趣而稍美，中国坏蛋最丑而稍有趣，外国坏蛋很有趣也很美，外国英雄最有趣也最美。 单论中国电影，中国观众会因为有趣而喜欢坏蛋，也会因为美而喜欢英雄。一旦与外国电影比较，中国观众必然会抛弃中国坏蛋和中国英雄，迷上更美更有趣的外国坏蛋，但为什么中国观众却对最美最有趣的外国英雄视而不见呢？ 中国人自古以来像所有民族一样喜欢英雄，其感性审美观一向很健全（尽管理性价值观从未健全过），但在高度反常的当代中国社会，由于生活和电影中充斥着假英雄，而少见真英雄，因此中国观众原本健全的审美观产生了集体性的审美偏执：认同和喜欢坏蛋，怀疑甚至反感英雄——不管英雄是真是假，是美是丑。 中国观众不认同不喜欢外国英雄，首先是认同和喜欢外国坏蛋的必然逻辑延伸，同时又是反感和厌恶中国假英雄的必然逻辑延伸。既然中国观众与外国坏蛋产生了高度的角色认同和强烈的精神共鸣，那么外国英雄战胜外国坏蛋就是中国观众不愿看到的结局，他们不愿看到在想象的天地中，作为自己之想象性替身的外国坏蛋同样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他们更愿意看到那些外国坏蛋被“无罪释放”或“胜利大逃亡”，外国导演为了不落俗套或为了拍续片而故意留下“战斗正未有穷期”的情节悬念和商业噱头，常常郢书燕悦地成了中国观众的莫大快慰——他们把外国真坏蛋的有罪而被“无罪释放”，转译为中国假坏蛋的莫须有冤案的平反。不过即使外国真坏蛋最终受到法律的公正惩罚，中国观众也不后悔自己对外国真坏蛋的角色认同，而能够坦然接受这种有尊严的失败，他们愿意自己“过把瘾就死”，像个失败的英雄——虽然英雄与坏蛋的性质模糊了，身份互换了，价值混乱了，善恶颠倒了，但中国观众不是浑然不觉，就是不以为意。 “过把瘾就死”出自1980年代末风靡一时的痞子作家王朔，我认为这句经典的坏蛋式名言正是王朔当年观看外国电影时痴迷外国坏蛋的内心独白。这句滞后总结的个人独白，同样适用于回溯性地概括当年中国观众痴迷外国坏蛋却反感外国英雄的自我合理化，所以这句坏蛋式名言一经发表，立刻赢得了同时代中国人的极大精神共鸣，而且至今常被正面引用，成了王朔留给时代的最大遗产。与此相似的另一句坏蛋式名言“躲避崇高”，出自新时期首席官方代表作家、曾出任文化部长的王蒙之口。这两句坏蛋式名言不仅能充分说明当年中国观众的集体性价值混乱，还进一步说明在集体性价值混乱之后必然出现的集体性价值真空，这正是集体性精神创伤必然留下的集体性精神后遗症。但由于“躲避崇高”与正面价值的冲突更直接更明显，远不如“过把瘾就死”与正面价值的冲突那样间接而隐晦，因而在传播学上较为失败，缺乏生命力。 1990年代以后层出不穷的中国痞子，无一不是刻意装坏的假坏蛋，而刻意装坏的唯一目的，就是刻意嘲讽假英雄。当代文学中刻意装坏的假坏蛋，当然以痞子作家王朔为代表；当代影视中痞气十足的假坏蛋，则以葛优、赵本山等“丑星”为代表。痞子作家和影视“丑星”虽然暂时赢得了读者和观众的一些廉价笑声，与之认同不仅不痛苦，还有一种病态的痛快感，但依然缺乏真正的审美愉悦。以陈丹青和严锋的标准来看，这些中国痞子既不颓废更不优雅，与被丑化的中国坏蛋一样，依然毫无美学光彩。中国痞子与外国坏蛋的根本区别是：外国坏蛋虽然是真坏蛋，但是极有尊严，非常高贵，中国痞子虽然是假坏蛋，却完全没有尊严，更与高贵无缘。①反感、厌恶和嘲笑假英雄，在199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和中国影视中蔚然成风。痞风劲吹之下，并非痞子作家的王小波也痞气十足，虽然王小波喜欢崇高壮美也喜欢外国英雄，但他更厌恶假崇高、假正经的中国假英雄，为了抨击假崇高和假正经，他刻意装出了一种毫无正经的做派。王小波这个假痞子与真痞子的区别是，中国痞子是外国坏蛋在中国生活中的拙劣仿制品，而王小波的痞气只是厌恶中国式假英雄后的自觉反拨和矫枉过正——这从反面证明了精神后遗症的无所不在。真痞子对自己没有尊严和毫不高贵并不在意，但王小波极有尊严也非常高贵，声讨中国社会对人固有的高贵与尊严的严酷剥夺，正是其全部作品的根本主题——正因为比同时代其他作家更关注这一主题，他赢得了广泛的读者。 ① 唯一可在美学意蕴上与外国坏蛋一较短长的中国坏蛋，是香港电视连续剧《上海滩》中周润发饰演的许文强。但这种高贵而有尊严的中国坏蛋，既不可能出现在1949年后中国大陆的现实生活中，也不可能出现在文学影视中。 虽然中国观众厌恶中国假英雄必然会殃及外国英雄，但外国英雄毕竟不是中国假英雄，外国英雄毕竟没有容易引起厌恶的品质，所以中国观众对外国英雄的更深刻态度既非反感，更不是厌恶，而是怀疑其真实性。之所以怀疑外国英雄的真实性，是因为信息被高度屏蔽和过滤，导致中国观众不仅对自由社会和自由人的精神世界完全无知，而且只有“帝国主义一天天烂下去”、“全世界四分之三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错误印象。 中国电影中的假英雄，在高度反常的当代中国社会比比皆是，不仅充斥于报纸媒体，而且每个单位都有。大部分中国观众在实际生活中被权力意志垂青、成为假英雄的概率固然很小，但身边到处有假英雄假模范假先进，每个中国人都知道这些假英雄假模范假先进的英雄事迹模范事迹先进事迹是如何炮制出来的，所以中国观众对假英雄既痛恨又妒忌，感情非常复杂——但感情复杂依然是感情。由于做假英雄假模范假先进有种种现实利益，大部分中国观众都极其渴望这种机会降临，只不过很难如愿，这一颇为无奈的现实处境倒有利于他们保留基本正义感——一旦有机会成为假英雄假模范假先进，其正义感必然大为丧失。没机会做假英雄的普通人的自我安慰是：“宁做假坏蛋，不做假英雄。”——这是中国古训“宁为真小人，不做伪君子”的现代版。实际上这些人既不是巨奸大恶的假英雄伪君子，也不是坏蛋和小人，而是被剥夺了尊严和高贵的中国好人、中国顺民，充其量是略有一点小奸小坏的普通人或刻意装坏的痞子。 中国观众只是不相信中国英雄的“英雄”实质，却丝毫不怀疑这些假英雄在中国社会的实际存在，但中国观众不仅怀疑外国英雄的“英雄”实质，而且怀疑外国英雄在外国社会中的实际存在。由于丰富饱满、智勇双全的外国英雄形象比空洞虚假、有胆无脑的中国英雄形象离中国观众的实际生活更远，他们甚至认定外国英雄比中国英雄更假，因为外国英雄比中国英雄更完美，显得更高大全，不够完美的中国英雄尚且是假的，更完美的外国英雄当然更假。如果外国生活中确实有这种英雄存在，那会是一个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美好世界啊！所以中国观众不仅难以相信自由社会真有银幕上那种集真善美于一身的英雄，甚至不相信这种英雄的存在可能性。一个人，既不可能得到什么实际好处，也没有上级命令他必须这么干，更没有人用枪逼着他干，仅仅是出于“个人英雄主义”（这在中国语境中长期遭到官方批判），他为什么要如此犯傻地置自身安危于不顾？中国观众无法理解那些外国英雄的行为动机，只能对超越利益动机的英雄行为存疑。 何况中国人自古以来缺乏宗教虔信，对“好有好报，恶有恶报”持深刻的怀疑态度，他们不相信有一个主持正义、赏善罚恶、清算一切的上帝存在，因此即使他们不怀疑外国英雄的动机，也会怀疑外国电影乃至外国社会中英雄最终战胜坏蛋的结局，认定外国英雄的胜利结局是外国导演一厢情愿的虚构，认定这是对历史缺乏深刻认识的浅薄美国人编造出来的“好莱坞神话”。 无论是不自觉的反感还是自觉的怀疑，总之，中国观众对外国英雄既不能痛恨或热爱，也谈不上妒忌或羡慕，只是感情缺位，感觉全无，既无法角色认同，也缺乏精神共鸣，更没有审美快感，只当其不存在。因此中国观众对外国英雄身上所体现的最高的美产生了心理抗体和审美缺损，这种心理抗体和审美缺损最终使中国观众对无论真假的一切崇高和壮美产生了集体性的审美麻木和审美冷感。 四、哲学的根本理由：循序渐进的理性目标 一部分中国观众认同和喜欢外国坏蛋的心理学理由是纯然消极的，一部分中国观众认同和喜欢外国坏蛋的美学理由固然属于积极理由，但却包含着致命的审美缺损和可悲的善恶颠倒，因此上文只是初步解释了绝大多数中国观众为何认同和喜欢外国坏蛋，却没有解释中国社会中极少数精神健全者（比如画家陈丹青和作家严锋）为何也对外国坏蛋一往情深。只有找到中国社会中极少数精神健全者喜欢外国坏蛋的根本理由，才能真正解答“邱岳峰之谜”并彻底解构“邱岳峰神话”。 谁也没有理由完全灰色地认定，精神健全者在中国社会中彻底不存在。这些精神健全者既不会受逆反心理的心理惯性支配，也不会因片面的美学理由而颠倒价值观，更不会因审美缺损而对英雄身上的崇高和壮美产生审美冷感，信息屏蔽和过滤也不影响他们对自由社会的基本了解，他们对英雄在自由世界的真实存在也没有丝毫的怀疑，那么为何他们依然如此痴迷地喜欢外国坏蛋以及为之配音的邱岳峰？ 中国社会的精神健全者固然理性上更认同外国英雄，但感性上却更喜欢外国坏蛋，其根本理由是：在自由全面缺席的中国，全体公民都处于非自由状态，那些外国坏蛋所享有的消极自由，是从英雄到坏蛋、从大人物到小人物、从国家主席到普通人的全体中国人都尚未享有的；然而外国坏蛋享有的消极自由决非自由社会中个别人的特权，而是自由社会中人皆有之的基本人权和天赋自由。因此让每个中国人先享有连外国坏蛋都享有的消极自由和基本人权，理应成为中国社会最切近的目标。外国英雄所追求的积极自由和崇高境界，中国人固然应该向往，但按照循序渐进原则，暂时还是不急之务。 只有先从非自由状态抵达初级自由阶段，才能从初级自由阶段向高级自由阶段努力；只有先从非自由状态抵达消极自由阶段，才能从消极自由阶段向积极自由阶段努力。只有既得陇，才可能复望蜀，不可能未得陇，先望蜀。要求中国人在未获得一己的消极自由之前，就以积极自由去捍卫他人的消极自由，乃是与夏虫语冰，毋乃太早计乎？ 既然已经享有消极自由，消极自由对外国观众当然已失去吸引力，他们当然向往英雄的积极自由，因为英雄的积极自由捍卫了他们的消极自由。电影作为一种大众艺术，尤其是好莱坞电影作为一种大众神话，表达的正是外国公众的这一集体精神向往。由于尚未享有消极自由，中国观众当然向往坏蛋的消极自由。一旦已经享有坏蛋的消极自由，中国观众必然也会向往英雄的积极自由。 从美学角度来看，外国坏蛋身上的颓废和优雅，正是消极自由的美学特征，外国英雄身上的崇高和壮美，正是积极自由的美学特征。由于中国观众尚未享有消极自由，所以他们向往颓废和优雅，一旦中国观众已经享有消极自由，已经能够优雅和颓废，他们就会向往积极自由，也向往崇高和壮美。 热爱外国坏蛋而冷淡外国英雄，固然是普通中国观众的价值混乱和善恶颠倒，也是非自由社会对自由社会的必有误读，纯属“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把坏蛋视为“小人物”，把英雄视为“大人物”，正是两种异质文化之间的转译所产生的经典误读，正如中国人不知道“宁为真小人，不做伪君子”的中国古训其实不足为训。 君子与小人是不平等文化的伦理预设，在这一预设下，君子与小人、英雄与坏蛋、大人物与小人物在人格上是完全不平等的。但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伦理预设中，君子与小人、英雄与坏蛋、大人物与小人物在人格上是完全平等的。大多数中国观众无法想象也无法理解这种人人平等的伦理预设，于是他们用中国逻辑转译了西方逻辑：英雄都是大人物，坏蛋都是小人物——然后主动与被视为小人物的坏蛋产生身份认同、角色认同乃至价值观认同。然而大部分中国观众不知道，这一中国逻辑并不包含在外国生活和外国电影中。在外国生活和外国电影中，英雄未必是大人物，坏蛋也未必是小人物。如果一定要借用中国话语，只能很不确切地说，外国英雄常常是“小人物”，比如卓别林演的大部分角色；外国坏蛋却常常是“大人物”，比如路易·德·菲耐斯演的大部分角色。但是用自由话语来对外国英雄和外国坏蛋下定义无疑更为确切：所谓英雄，就是以积极自由捍卫他人的消极自由；所谓坏蛋，就是以积极自由侵犯他人的消极自由。 消极自由在侵犯和捍卫他人的消极自由时都很消极，消极自由永远是防守性的。积极自由在侵犯和捍卫他人的消极自由时都很积极，积极自由永远是进攻性的。积极自由仅在捍卫他人的消极自由时才是自由的救星，只有这种积极自由才崇高而壮美；当积极自由被滥用于侵犯他人的消极自由时则是自由的灾星，这种积极自由只不过是粗暴和专制。防守性的消极自由即使不受限制，也不可能为所欲为，不可能有害于人，顶多是有害于己；而进攻性的积极自由一旦不受限制，就一定会为所欲为，一定会害人害己。因此中外道德金律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新约·马太福音》）①这两句话的共同要义，正是尊重消极自由，但警惕积极自由。 ①孔子与耶稣的表述似为一反一正。其实孔子也有正面表述，只不过没有反面表述那样著名：“己欲立则立人，己欲达则达人。”（《论语·雍也》）我认为反面表述优于正面表述，因为己所欲立、己所欲达，未必是人所欲立、人所欲达。反面表述更尊重消极自由，而正面表述很容易成为滥用积极自由的借口，变成己之所欲，滥施于人；己之所欲，强加于人。参见拙著《寓言的密码》第24章《反道德的道德高标——子贡赎人》，岳麓书社1999第1版，岳麓书社2001第2版，台湾好读出版社2002版。 所以自由社会决不会把自由的保障寄托在个别英雄的偶发冲动上，而是把自由的保障建立在整个社会的法律制度上。只有非自由社会才会把虚幻的自由寄托在个别超级英雄身上，并把个别超级英雄视为整个社会的大救星。现代民主制度的根本目的就是用法律限制统治者的积极自由越界妄为，而限制统治者的积极自由越界妄为的唯一目的，则是捍卫全体公民的消极自由。由于积极自由主要为英雄与坏蛋所动用，因此现代民主制度既是为了防止统治者成为为所欲为的坏蛋，也是为了防止统治者成为无法无天的英雄。一旦对统治者的英雄欲不加限制，那么不受监督的统治者即使具有良好的行为动机（动机不良更勿论），也必定是好心干坏事，从英雄冲动始，至坏蛋结局终；从崇高壮美始，至粗暴专制终。 坏蛋属于法律范畴，英雄属于道德范畴——所以只有英雄主义，没有坏蛋主义。可以动用法律手段和国家机器强迫每一个公民不成为坏蛋，但不能动用法律手段和国家机器强迫任何一个公民成为英雄。文明社会的价值伦理固然褒扬英雄，但成为英雄是每个自由人追求崇高和壮美的自律性道德诉求，而不是他律性法律强制。文明社会的合理控制程度是，它有权要求每一个公民不做侵犯他人消极自由的坏蛋，谁胆敢铤而走险必将受到法律的公正惩罚，但它无权强迫任何一个公民成为以积极自由捍卫他人消极自由的英雄，更无权因为一个公民不是英雄而惩罚他。文明社会之所以不同于野蛮丛林，正在于英雄行为通常不再是个人的偶然冲动，而是行使合法暴力的职业警察、职业军人的日常工作。人类之所以按契约组成社会，就是希望改变“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原始丛林状态，由国家机器的合法暴力保护和捍卫公民自由不受非法暴力的威胁和侵犯，个人在通常情况下无须充当英雄。只有在国家机器的合法暴力不能及时有效地保护公民自由的偶然情况下，个人才需要表现出捍卫自身及他人自由的英雄气概。一个经常需要公民自发抵抗非法暴力否则只能听任非法暴力肆意侵犯的社会，其国家机器必已严重瘫痪。如果国家机器的合法暴力成了公民自由的最大威胁，那么这个社会的国家组织就彻底失去了合法性。 消极自由是先天赋予的自然权利，是私人生活的自由。积极自由是人为约定的社会权利，是公共生活的自由。消极自由是全部自由的唯一基石——当“自由”一词不加上“消极”、“积极”的限定语时，总是指消极自由，而非积极自由。因为人首先是自然人，然后才是社会人，人的社会属性不能违背人的自然属性。用中国哲学术语来说，消极自由是“天”，积极自由是“人”；消极自由是“体”，积极自由是“用”。只有顺乎“天”，才能应乎“人”；只有立于“体”，才能观于“用”。有无“用”之“体”，但没有无“体”之“用”。没有消极自由，积极自由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乃至镜花水月、空中楼阁。 卢梭说：“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前半句的“自由”，可视为“消极自由”，后半句的“枷锁”，可视为“积极自由”。自然属性的消极自由是真正的“自由”，社会属性的积极自由却是消极自由的“枷锁”。枷锁之用，只能加于自由人之体，没有自由人之体，枷锁就无所用——对不自由的奴隶来说，枷锁是不必要的，他被精神枷锁即奴隶道德锁着。因此，消极自由是积极自由的无条件的绝对前提，消极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唯一基石。消极自由是先天的权利，积极自由是后天的义务。人类越是文明，人的自然属性就越被充分社会化，因而文明人的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有着割不断的联系，也就是说，任何权利都有一定的义务。但即便如此，权利在逻辑上先于义务，义务在逻辑上后于权利；可以有无义务的权利，但不可能有无权利的义务。消极自由在逻辑上先于积极自由，积极自由在逻辑上后于消极自由；可以有无积极自由的消极自由，但不可能有无消极自由的积极自由。 当积极自由被视为义务时，“权利”就仅指消极自由；当积极自由也被视为权利时，“权利”就同时包括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作为权利的消极自由是绝对的、无条件的、无前提的，作为义务的积极自由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有前提的。如果把“义务”视为绝对的、无条件的、无前提的，就不是自由人的道德，而是奴隶的道德。 奴隶把相对的义务绝对化，没有权利也履行义务；自由人则要求在履行义务前，必须得到应有的权利。奴隶又把绝对的权利相对化，视为主人的恩赐，随时可以被剥夺；但自由人把权利视为天赐，任何人都不能剥夺。所以自由人是有尊严的，高贵的，在消极自由的范围内，他神圣不可侵犯，甚至誓死捍卫。奴隶是没有尊严的，不高贵的，即使在消极自由的范围内，他也无限退缩，拱手放弃不可让渡的绝对权利，屈服和顺从于非法暴力和合法暴力。一切奴隶道德都是精神变态的道德自虐，因而是不道德的伪道德。自由人的道德一定可以普遍化，因而可以真正地法律化，真正的法律施于一切人，包括统治者；奴隶的道德一定不能普遍化，因而不能真正地法律化，即使有了形式上的成文法，也一定不会施于一切人，尤其不会施于统治者。统治者永远欢迎任何形式的奴隶道德，要求一切被统治者遵守奴隶道德，唯有自己例外；如果奴隶道德已经被统治者法律化，统治者就会要求奴隶遵纪守法，自己却无法无天，为所欲为。 英雄道德固然不同于奴隶道德，但英雄道德与奴隶道德的共同之处就是也不能普遍化，道学家式的道德狂热分子往往强求英雄道德的普遍化，从而把只能用于自律的英雄道德变成对他人的强制，不接受这种道德强制者就被视为坏蛋。然而任何接受英雄道德之强制的人，就成了这种英雄道德的精神奴隶。所以自律的英雄道德是自由人的高尚道德，而强制的英雄道德是奴隶道德的特殊变种。自由人的道德永远符合道德金律，而奴隶的道德永远违反道德金律。 非自由社会中那些丧失了消极自由也不知消极自由为何物的人们，即使主观动机想当积极自由的英雄，客观效果却必是为所欲为的坏蛋。只有自身也享有消极自由同时深知消极自由是自由基石的人，才有可能以积极自由捍卫他人的消极自由，并成为真正的自由英雄——外国电影里的英雄，正是这样的自由英雄。 在法理上不承认消极自由是全体公民的天赋人权的非自由社会中，这种以积极自由捍卫他人消极自由的自由英雄是不可能出现的，而只会出现以积极自由侵犯他人消极自由的坏蛋——但这样的坏蛋不仅不被视为坏蛋，反而被权力意志嘉奖为道德英雄，中国社会中的绝大多数英雄正是这样的假英雄。在非自由社会中，以积极自由捍卫他人消极自由的自由英雄固然不可能出现，但勇于捍卫自身消极自由的人还是有的，然而仅仅捍卫自身消极自由就会被权力意志打成坏蛋，中国社会中的绝大多数坏蛋正是这样的假坏蛋。在自由社会中，维护和捍卫自身的消极自由不可能被视为坏蛋，一般也不会被视为英雄，只有当维护和捍卫自身消极自由必须付出重大代价依然不屈不挠才被视为英雄。 为了避免被打成假坏蛋，非自由社会的大多数公民即使被剥夺了消极自由和基本人权也不敢反抗，只能成为顺民。如果顺民向往消极自由，那么他的奴隶身体里就跃动着自由的心灵；如果顺民进一步放弃心灵自由以换取身体特权，就从身体奴隶变成了精神奴才。奴才通过主动放弃心灵自由获得了其他顺民没有的身体特权，为了保持身体特权并谋求更大的身体特权，奴才必定积极帮助主人侵犯、践踏、剥夺他人的消极自由。 中国观众认同和喜欢外国坏蛋，决不是渴望像外国坏蛋那样犯罪，而恰恰是渴望外国坏蛋除犯罪以外的一切消极自由。因此陈丹青只讴歌颓废但决不讴歌犯罪，严锋只称许优雅但决不称许犯罪。颓废和优雅无疑属于消极自由，然而颓废和优雅等一切“消极自由”在中国均不被承认为“自由”，而仅被乌托邦式道德高标判为“消极”，任何一个不想在实际生活中被打成坏蛋的中国人根本不敢流露这些“消极情绪”。决非巧合的是，当代汉语中“积极”、“消极”两词的用法，与鼓励“积极自由”并贬斥“消极自由”的道德狂热关系极大。比如“浪漫主义”就被判为“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两种，后者当然被打入另册。 由于乌托邦式道德高标全面鼓励积极自由而竭力挤压消极自由，全体中国人都装出无限热爱“火热的生活”的样子，人人争当“积极分子”。要成为“积极分子”，就必须比不积极的人们更全面更彻底地放弃自己的消极自由，更坚决更无情地侵犯他人的消极自由。但这种被道德高压逼出来的积极一定是伪装的，即使这种伪装已经自欺欺人到了不自知的地步，依然是伪装的，因为它彻底违反了人性。因此不很积极但眼睛雪亮的人民群众非常正确地把这种伪装的积极分子称为“假积极”。但每个“小人物”都知道，成为“假积极”是从顺民通往假先进、假模范、假英雄、“大人物”的第一个阶梯，也是从奴隶变成奴才的必由之路。 要求全体公民成为道德英雄的乌托邦式道德高标，一定会逼出许多假英雄，也会逼出许多假坏蛋和真坏蛋，但更多的人会被逼成卑怯的顺民，这样的社会使每个人都不得不在英雄与坏蛋这两种极端类型之间进行戏剧性的角色转换，但独缺既非英雄也非坏蛋的常态类型——自由人。 如果说成为追求积极自由的完美英雄是自由社会中的自由人的正当理想，那么成为享受消极自由的强大坏蛋就是非自由社会中的非自由人的病态幻想。在非自由社会中，一个普通公民不铤而走险、不违法乱纪就不能享有本该享有的消极自由，因此在非自由社会中有许多人从追求自由始，至打成“坏蛋”终。但这决非“坏蛋”的自控能力不够强、道德水准不够高或意志过于薄弱，而是因为这个社会过于病态和野蛮，这个社会的国家机器控制能力太强，权力意志过于膨胀，一直膨胀到了以人灭天、戕灭人性的地步。这种高度反常的非自由社会，不仅会把维护天赋人权和追求消极自由的人打成假坏蛋，甚至会把追求消极自由的人逼成真坏蛋——不惜因维护一己的天赋人权和追求一己的消极自由而侵犯他人的天赋人权和消极自由。 在皇权专制历史最长的中国，自古以来不承认人的大部分消极自由，为皇权专制辩护的儒家学说竭力宣扬“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人皆可以为禹”（荀子）、“存天理，灭人欲”（朱熹）、“满街都是圣人”（王阳明）②的伪道德高调，一方面鼓励官方权力无限膨胀，把臣民的天赋权利都视为“皇恩浩荡”，一方面主张个人权利无限压缩，把臣民的有条件义务都视为无条件义务，因此除了皇帝可以为所欲为，任何人都不是有尊严的自由人，以积极自由捍卫消极自由的自由英雄也从未出现过，那些“以武犯禁”的中国英雄——侠客，也根本不知消极自由为何物。但在没有自由英雄的中国，从来就不缺少英雄崇拜，与所有的非自由社会一样，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有一个也只能有一个全民公认的人神合一的超级英雄。在专制时代，这个超级英雄就是被称为“当今圣上”的皇帝；而在当代中国，这个超级英雄非毛泽东莫属。 ② 实为王阳明弟子王艮语。《传习录》：一日，王汝止出游归。先生问曰：“游何见？”对曰：“满街都是圣人。”先生曰：“你看满街是圣人，满街人倒看你是圣人。 五、神话的解构：弱小的大卫是如何打败巨人哥利亚的 且让我们从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角度，对超级英雄毛泽东和超级坏蛋邱岳峰进行一次重新评估。 毛泽东是公开版本的偶像，邱岳峰是隐秘版本的偶像；毛泽东是崇高壮美的英雄偶像，邱岳峰是颓废优雅的坏蛋偶像。由于所有的偶像都是神话，因此“毛泽东神话”是公开版本的神话，“邱岳峰神话”是隐秘版本的神话；“毛泽东神话”是积极自由的英雄神话，“邱岳峰神话”是消极自由的坏蛋神话。 毛泽东准确地自述了一生所干的两件大事：建立新中国和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也清醒地意识到：第一件事他成功了，第二件事他失败了。但他既不知道为何成功，也不知道为何失败。 1949年前，毛泽东以积极自由捍卫民众的消极自由，其公开对手是侵犯民众消极自由的蒋介石。然而毛泽东并不知道他在“以积极自由捍卫民众的消极自由”，他认为他是在完成历史赋予他的第一项英雄使命：拯救民众的身体——所以他欣然接受“大救星”的尊号。其后的史实证明，历史确实赋予了他这一使命。人类史上罕见的全能型雄才大略，命中注定必须由他来歪打正着地完成这一使命。从结果来看，毛泽东的这一个“不知道”影响甚微，起码在当时影响不明显，但已经注定了他的下一个“不知道”。 1949年后，毛泽东以积极自由侵犯民众的消极自由，其隐秘对手是唤醒民众消极自由的邱岳峰。然而毛泽东并不知道他在“以积极自由侵犯民众的消极自由”，他以为他正在完成历史赋予他的第二项英雄使命：拯救民众的灵魂——他先把这一使命命名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最后把这一使命定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说明他自己也对这项使命缺乏把握和自信。其后的史实证明，历史根本没有赋予他这一使命。人类史上罕见的全能型雄才大略，不仅不能帮助他接近自设的虚幻目标，反而使他离自设的虚幻目标越来越远。从结果来看，毛泽东的这一个“不知道”影响甚巨：播下的虽是龙种，收获的全是跳蚤。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之日，以积极自由捍卫民众消极自由的毛泽东英雄剧达到了顶峰，但也同时拉开了以积极自由侵犯民众消极自由的毛泽东悲剧的序幕。毛泽东不知道，时势造英雄——既然时势变了，英雄剧就必须落幕。他必须退出英雄角色，从以积极自由为基调的英雄转换为以消极自由为基调的自由人。由于毛泽东未能完成这一历史性的角色转换，于是英雄剧不得不变成悲剧。历史的吊诡在于，此时此刻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新中国头号英雄，与彼时彼刻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新中国头号堂·吉诃德，是同一个人。 毛泽东的英雄人格由两部分组成：事功豪杰和道德圣贤。在他看来，传统儒家只是道德圣贤而非事功豪杰，传统帝王只是事功豪杰而非道德圣贤，都不是真英雄。他“平生独服曾文正”，因为只有乡先贤曾国藩先为道德圣贤后为事功豪杰，实现了中国传统人格的最高理想——内圣外王。与曾国藩不同的是，毛泽东是先成为事功豪杰，后欲做道德圣贤。1949年前，他的事功已经远比曾国藩辉煌，外王性质的事功英雄欲已经得到了极大满足——但还没有充分满足；1949年后，他倾全力在道德方面也超越曾国藩，渴望满足远未得到满足的内圣性质的道德英雄欲。由于一方面毛泽东的道德英雄欲从未得到充分满足，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道德狂热把道德圣贤置于事功豪杰之上，不能充分满足道德英雄欲，就成了毛泽东1949年后的最大焦虑，所以他决不会自许“秦始皇加马克思”，而一定是把自我实现的最高理想不加掩饰地表白为“马克思（内圣）加秦始皇（外王）”。但毛泽东的视野远比曾国藩宏阔，雄心更比曾国藩高远，他的视野和雄心不再囿于中国的“天下”，而是放眼世界的“天下”。 1949年后，为了进一步满足事功英雄欲，毛泽东必须在国际领域不断寻找和锁定间接的坏蛋对手；为了充分满足道德英雄欲，毛泽东必须在国内各阶层不断寻找和锁定直接的坏蛋对手。他寻找和锁定的国际对手如美、苏两霸都很强大，所以他比较讲究策略，反美时联苏，反苏时联美，无论是友是敌，只要两霸不敢无视他的存在，就能充分满足他的事功英雄欲。但他寻找和锁定的国内对手都很弱小，所以他不需要讲究策略，可以公开号称“阳谋”，但是击败弱小对手难以充分满足他的道德英雄欲，因此他需要增加弱小对手的数量，于是他有计划设比例地寻找、挖掘、制造了一大批又一大批的坏蛋对手。最后，全体中国人都成了毛泽东满足道德英雄欲的想象性对手，全体中国人都成了潜在坏蛋，即候补坏蛋。为了逃避成为正选坏蛋，绝大多数中国人自觉或被迫地成了毛泽东的追随者。 1949年前，毛泽东是骑马的超级英雄，毛泽东追随者也是骑马的真英雄。1949年后，毛泽东是骑马的堂·吉诃德，毛泽东追随者是骑驴的桑丘——其中有些正是当年骑马的真英雄，现在也成了骑驴的假英雄，拒绝追随毛泽东的人倒是真英雄，但无一例外被打成了坏蛋。毛泽东是真诚的堂·吉诃德，毛泽东追随者是做戏的堂·吉诃德。堂·吉诃德的马跑得很快，一骑绝尘，桑丘们的驴竭尽全力亦步亦趋，但紧跟慢赶还是风沙迷眼，瞠乎其后。不幸的是，无论马快驴慢，马和驴都离目标越来越远，因为全体跑错了方向。更不幸的是，毛泽东愈是真诚，为害愈大，为祸愈烈。一个握有最高权力的人如果不以道德圣贤自居，仅仅是做戏的堂·吉诃德，那么他运用积极自由侵犯国民的消极自由时就会适可而止。然而一个握有最高权力的人一旦以道德圣贤自居，就是真诚的堂·吉诃德，那么他运用积极自由侵犯国民的消极自由时就决不会心慈手软。这就是真道学比假道学可怕的原因。 毛泽东成于事功豪杰，而败于道德圣贤。毛泽东成于事功英雄欲，而败于道德英雄欲。所谓英雄欲，就是强烈的使命感。适度的使命感是一种高贵的主体意识。自由人必有使命感，也就是主体意识：天地生我为人，我的唯一使命就是成为自己的主人。奴隶没有使命感，只有听天由命的无力感，奴隶也没有主体意识，只有客体意识：别人或一种高于我的力量是我的主人。人不能没有使命感，否则就成了奴隶；但人的使命感也不能过分强烈，过分强烈就必然会不自觉地要求别人成为帮助自己完成使命的奴隶，同时使自己也成了无限膨胀、常常失控的主观意志的奴隶。 从“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到“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强烈的使命感伴随毛泽东终生，于是无数的人成了毛泽东完成“历史使命”的工具、手段乃至必要的牺牲品——“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为有牺牲多壮志”。毛泽东的强烈使命感达到了“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惟我”①的最高程度，毛泽东的人格膨胀和人格自大也达到“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最高程度，最后他从一个自以为的、有意识的历史唯物论者，变成了一个不自觉的、无意识的唯意志论者。 ① 这句毛泽东的早年诗句不太为人所知，其实是孟子“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翻版。 毛泽东自认为信仰马克思主义，这就要求他必须反对英雄史观，所以他一再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然而毛泽东骨子里相信，历史是由像他这样的超级英雄创造的。为了解决这一明显的逻辑矛盾，毛泽东不得不发动一次又一次“灵魂深处闹革命”的“思想改造”运动，试图把全国人民都改造成英雄，与他一起创造历史：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所以他一再要求广大人民群众发扬“主人翁精神”和“主观能动性”，其实“主人翁精神”仅属于他一个人，其他人都是他的“主人翁精神”的奴隶；“主观能动性”也仅属于他一个人，其他人都只有“客观被动性”。1949年前，毛泽东创造历史的主观个人意志获得了空前成功，因为他的主观个人意志大体符合历史的客观集体意志，于是毛泽东的逻辑矛盾被掩盖了。1949年后，毛泽东创造历史的个人意志遭到了严重挫败，因为他的主观个人意志强力扭曲了历史的客观集体意志，于是毛泽东的逻辑矛盾暴露无遗。 由于全国人民越来越不符合毛泽东的主观意志，甚至1949年前与他志同道合的革命同事也越来越不符合他的主观意志，他对自己的良苦用心不被理解越来越失望，越来越愤怒，并且随着生命将终越来越失去耐心，于是他恨铁不成钢地把革命同事和全国人民都视为英雄的反面——坏蛋，终于发动了堂·吉诃德的风车大战——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表面上是以崇高、壮美为名义消灭颓废、优雅的政治闹剧，实际上却是以积极自由侵犯消极自由的文化悲剧。在这场闹剧式的悲剧中，谁肯放弃更多的消极自由，谁侵犯他人的消极自由更积极，谁就被视为英雄；谁不肯放弃消极自由，谁不肯侵犯他人的消极自由，谁就被视为坏蛋。文化大革命是堂·吉诃德对紧跟堂·吉诃德的全体桑丘的宣战。堂·吉诃德非常真诚，每一个桑丘都在做戏。在这一由堂·吉诃德发动的试图把全体坏蛋改造成全体英雄的风车大战中，全体坏蛋都装成了英雄，跟着唯一的英雄向装成英雄的全体坏蛋自我宣战，成了不存在的全体英雄向不存在的全体坏蛋的荒谬宣战。结果是，没有一个桑丘被改造成创造历史的英雄，每一个桑丘都成了帮着堂·吉诃德毁掉历史的坏蛋。 毕生享有积极自由的超级英雄毛泽东并非真正的自由人，也不知道何为自由人。他也从未渴望缔造一个由自由人组成的自由国度，而是幻想缔造一个人人都是道德英雄、“六亿神州尽舜尧”的人间乌托邦。虽然没有人能剥夺毛泽东的消极自由，但政教合一、以德治国的古老统治方式迫使他自觉成为整个社会的道德偶像而非守法公民，于是他主动放弃了消极自由，起码不公开享受消极自由。况且不受限制的积极自由，已经为毛泽东带来了足够的享受：“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1949年前，当他享受积极自由的极大快乐时，他听到的是民众的真诚欢呼；然而1949年后，当他享受积极自由的极大快乐时，他听到的是民众的虚假欢呼——他没能听到被假欢呼掩盖的呻吟和哭泣。 作为彻底的英雄，毛泽东不可能凭自身之力完成从英雄到自由人的角色转换，而他自身之外又没有任何力量帮助他完成这一角色转换：一方面，中华传统精神不可能帮助他完成这一角色转换，而西方传统精神却强有力地帮助华盛顿完成了创造历史的角色转换——真正地从事功英雄变成了道德英雄，而且不是中国式的道德圣贤，而是西方式的自由英雄。然而华盛顿之所以赢得盛赞，是因为华盛顿的历史性角色转换在西方也是罕见的特例，西方精神传统中既有自由主义的精神资源，也有反自由主义的精神资源，更有从恺撒到拿破仑的无数历史反例，因此华盛顿固然难能可贵，但一味苛责毛泽东也是无益的，更是轻佻的。何况没能从中华精神传统中获得任何自由主义精神资源的毛泽东，却从西方传统中汲取了从柏拉图到马克思的乌托邦狂想。另一方面，毛泽东的革命同事以及同时代的任何中国人都无力帮助他完成这一角色转换。 如果说毛泽东1949年前的成功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那么毛泽东1949年后的失败就是“西方共产主义空想与中国传统道德狂热相结合”的产物。虽然许多人成了他的牺牲品，但他自己也是性格局限、时代局限尤其是文化局限的牺牲品。 作为不彻底的坏蛋，蒋介石也不能凭自身之力完成从坏蛋到英雄的角色转换，然而历史性事变逼迫他完成了这一角色转换，因而他一度近乎搞笑地成了国家英雄，最终上演了个人喜剧和全民喜剧——抗战胜利。但战后他又迅速地从暂时的英雄角色复归侵犯民众消极自由的坏蛋本色，于是被真英雄毛泽东轻松击败。——顺便一提，战争是积极自由的最高形式，因而在捍卫和侵犯消极自由两方面都威力极大。所以几乎永远没有例外的是：主战者总是强调战争捍卫消极自由的方面，而反战者总是强调战争侵犯消极自由的方面。 这个悲剧的真正可悲之处在于：直到逝世，毛泽东根本不知道他在以积极自由侵犯民众的消极自由，甚至不知道他的失败，他始终沉浸在“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幻觉中。他根本不知道，由于他未能完成角色转换，因而虽然他的积极自由的英雄本色终生未变，而且还得意于自己的英雄本色终生不变，但良好的动机无助于改变这样的事实：始终为毛泽东带来极大享受的积极自由已经悄悄转换了功能，从捍卫民众的消极自由变成了侵犯民众的消极自由。1949年以后的毛泽东对民众消极自由的侵犯程度，比1949年前的蒋介石已经有过之无不及，毛泽东从以积极自由捍卫民众消极自由的超级英雄，变成了以积极自由侵犯民众消极自由的堂·吉诃德，从人神合一变成了始料不及的神魔合一。 毛泽东生前，他被神圣化，毛泽东死后，他被妖魔化。在最近的毛泽东诞辰110周年期间，国内国外、网上网下，这两种倾向都有，爱之者捧之上天，恶之者贬之入地，仿佛同一个人，既是英雄又是坏蛋，既是神又是魔。其实各执一偏都不是理智公允之论。由于毛泽东留给当代中国人的最后记忆是由他的个人悲剧导致的全民悲剧——文革浩劫，在有着亲身经历的几代人依然在世的短时间内，对他感情用事的溢恶之评恐怕还难以结束。但从长远来看，毛泽东将以伟大的民族英雄的形象定格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卷中：他一劳永逸地永远结束了1840年后中国遭列强蹂躏的屈辱历史，缔造了独立自主的新中国。所有的评功论过和计较得失，三七开也好，四六开也罢，都无法改变这一基本史实。 如果说不由自主地成为堂·吉诃德，是作为大人物的英雄毛泽东的性格悲剧；不由自主地成为暂时的国家英雄，是作为大人物的坏蛋蒋介石的命运喜剧；那么不由自主地成为消极自由的偶像人物，并且不由自主地打败了积极自由的偶像人物，则是既非英雄也非坏蛋的小人物邱岳峰的通俗悲喜剧。 由于独一无二的领袖地位，毛泽东的英雄使命感和积极自由在中国属于独一份，毛泽东的崇高和壮美在中国也属于独一份，毛泽东的追随者只有虚假的英雄使命感、虚假的积极自由、虚假的崇高和虚假的壮美。“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另一面是，毛主席挥手我止步。这充分证明毛泽东的追随者是没有积极自由的、既不崇高也不壮美的假英雄，是彻头彻尾的奴才。但奴才们的虚假积极自由敲响了自由的丧钟，进一步剥夺了中国人的消极自由。 由于独一无二的职业掩护，邱岳峰的坏蛋特权和消极自由在中国属于独一份，邱岳峰的优雅和颓废在中国也属于独一份，邱岳峰的发烧友只有虚幻的消极自由、虚幻的坏蛋特权、虚幻的优雅和虚幻的颓废。“邱岳峰配音我们听”的另一面是，邱岳峰不配没得听。这充分证明邱岳峰的发烧友是没有消极自由的、既不优雅也不颓废的假坏蛋，是身不由己的奴隶。但奴隶们的虚幻消极自由吹响了自由的号角，最终扩大了中国的消极自由。 1949年后始终在不断寻找和锁定对手的大人物毛泽东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的真正对手、唯一劲敌居然是一个为外国坏蛋配音的小人物。如同弱小的大卫意外地打败了巨人哥利亚一样，颠倒了众生的超级坏蛋邱岳峰，居然意外地打败了有意普度众生的超级英雄毛泽东。更为讽刺的是，为外国电影配音本来并非用于全民性的公映，而仅仅是为了犒劳那些积极帮助毛泽东侵犯民众消极自由而成为假英雄、大人物的特权阶层——为了满足骑驴的桑丘们观看外国电影这一小小的消极自由，堂·吉诃德的积极自由骑着马走到了终点。② ② 严锋《好音》：“最有反讽意味的是，有许多最精彩的译制片恰恰是在文化最荒瘠的极左路线时期完成的，比如说《魂断蓝桥》、《音乐之声》、《简·爱》，那时是作为内参片供四人帮享乐的。像邱岳峰这样的我们最优秀的配音演员，用最严肃的艺术态度，配了大量的名片，给世界上最少数的人看。这些片子在文革后有一小部分终于流出来了。” 堂·吉诃德是不可能被桑丘打败的，正如进攻性的积极自由不可能被防守性的消极自由打败，崇高和壮美也不可能被优雅和颓废打败，真正打败堂·吉诃德的只能是那架命定的风车，因为推动风车巨轮运转的巨力，是天地之间的自然的风，是天地之间的自由的风。因此毛泽东的“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地乐到了最后，但毛泽东的“与天奋斗”，却“其乐无穷”地乐极生悲。正所谓：人力有时而尽，天命终不可违。 结语：摆脱英雄与坏蛋的双重束缚：做一个真正的人 证明邱岳峰没有真正打败毛泽东的是邱岳峰本人。虽然毛泽东已经于1976年逝世，但毛泽东的乌托邦式道德高标却阴魂不散。1980年，当中国已经开始了被称为“拨乱反正”即从非自由社会向自由社会的艰难转型时，邱岳峰却因为“搞腐化”而被迫自杀。作为这个通俗悲喜剧的头号反派，毫不意外地，邱岳峰自己恰恰是一个假坏蛋：“历史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内控对象”，至死未获平反。虽然邱岳峰本人早已成了全国人民的偶像，但这个消极自由的偶像是隐秘版本，他这个中国社会的真生活中的假坏蛋，只能在为外国电影的假生活中的真坏蛋配音时过过消极自由的嘴瘾，一旦把外国生活和外国电影中人皆有之的消极自由在中国社会里付诸实际行动，等待他的只能是身败名裂的厄运。历史的快速变迁和历史的快速遗忘，可能使新一代已经不知道何为“搞腐化”，连新一代邱迷也未必了然。“搞腐化”是那个乌托邦时代对男女情爱的道德主义命名。“搞腐化”是当年的全国人民都没有的消极自由，何况一个假坏蛋！ 作为精神后遗症之一，陈丹青的评论不得不非常含蓄：“沪上市井传说过他赴死的原因，是原因，也不是原因。我猜，我愿断定，他死于高贵的颓废。……你要无情才能活在这无情的世界！‘凡尔杜先生’对那位他本想谋杀的女子惨然说道。邱岳峰有情，他谋杀了自己。”意思是说，搞腐化也是人的消极自由，搞腐化更是颓废的一种方式，而且非常高贵。 严锋的评论则直言不讳且极富勇气：“我从小在一个清教徒的思想环境中长大，有着绝对道德化的倾向，对那样的事长期以来可以说是深恶而痛绝之。可是，我记得当时自己对自己说，邱岳峰那样的人，即使是真的搞了腐化，我也会原谅他。其实连原谅都说不上，让他搞腐化好了，人民不会在乎，他有资格搞腐化，搞多少都无所谓。” 我对两位的观点都很赞成，但应该补充的是，不仅邱岳峰有资格颓废，每个人都有资格颓废，不仅邱岳峰有资格搞腐化，每个人都有资格搞腐化。颓废乃至搞腐化不应成为任何人的特权，而是每个人的天赋人权和消极自由。不能认为某人搞腐化就是高贵，某人搞腐化就是低贱。只要不触犯法律，每个人都有权任意地腐化。腐化的唯一禁区是利用权力搞腐化，但利用权力搞腐化属于腐败。腐败的最佳温床是专制。专制是自由的首要敌人，腐败则是自由的次要敌人。 证明“邱岳峰神话”不足以成为神话的也是邱岳峰本人。邱迷们误以为，只有外国语言才能如此漂亮，似乎他们听到的并非中国话，而是外国话①——其实他们听到的每个字、每个音都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话：中国语言原本可以如此漂亮！中国生活原本也可以如此精彩！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国人的美学创造力，原本不亚于任何民族。所以问题仅仅在于，当代中国的社会剧本和电影剧本严酷规定了每一个角色和每一句台词，不允许任何中国人把话说得如此漂亮，不允许任何中国人把生活过得如此精彩。因此当邱岳峰从幕后走到台前，以真身出演中国电影《珊瑚岛上的死光》时，他无意中完成了对“邱岳峰神话”的自我解构，这一自我解构无比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电影尤其是中国生活的存在悲哀：“一个极其拙劣的角色，配得也很粗糙。”②人生大舞台，舞台小人生：没有大舞台的精彩人生，怎么可能有小舞台的精彩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