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彦及后人关于鲁彦的回忆琐记
艾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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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11.7于上海《周报》第十一期发表，后收集于上述书中。关于鲁彦的回忆琐记
一 鲁彦这个人，富于情感，而情感又容易控制着他，可在思想方面却十分含蓄，不轻易吐露一些使人惊异的话语。我和他在上海和长沙，都是偶然会过一两面，没有多谈过几句话。第一次到他住处去看他，是一九四○年，他在桂林做事情的时候，远离家眷，住在集体宿舍里。当时是晚间，他穿着短裤、木拖鞋，立刻带我上三层楼的晒台去纳凉。高临桂林城上的秋空，正是一天灿烂美丽的星子，和漓江两岸的灯火，互相辉映着。他同我谈着秋天的星座，并且带着小型望远镜，放在眼睛上，对天空极有兴味地望了起来，随即也叫我拿望远镜看。要我先看天琴座中一颗最明亮最美丽的星子。他用很熟悉的声调介绍地说：“那是秋天星空中的天王星，我们中国人叫做织女星的，看起来是一个，在望远镜内却是两个。”我觉得鲁彦这个人兴趣很高雅，但似乎太远离现实一点。 二 在桂林七星岩的一处草地上，笼罩着春天的温暖的阳光，我和鲁彦却因躲警报躲疲倦了，日本飞机没有来，而警报又未解除，便去那里晒太阳。偶然谈到一个我所不熟悉的人，鲁彦就小声地静悄悄地说： “他思想很好，一点也不显露，甚么人也不疑惑他。” 这样的一个人，倒并不使我怎样注意，而我却留心到在我面前说这样话的鲁彦，算是对我现出了他的内心一角。从他脸上表现出的神情，以及说话时候的语气，可以说他是在深深感到找到了同调者似的。 三 他的书桌上，没有摆过一本革命的书，给人感到他纯粹的拘束在文艺这个小圈子里面似的。但后来同我住在施家园一个院子里面，偶然碰见他打开箱子，翻译的社会科学如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莫斯科出版的《政治经济学》，高尔基的文艺论集等书籍，都打眼底现了出来。我拿起来翻翻，里面却有用红铅笔写的一个草体字“彦”。 四 他在桂林中学教书的时候，有一天我去看他，一道出来在桂西路上走走。书店门前的新书广告，以及玻璃橱窗里面的摆着红绿封面的新书，都时不时使我们略微停下了足步。在读书出版社的店前，他对那些精装巨册的译本《资本论》，凝望了好一会，脸上露出热望的神情羡慕地说： “这倒该买一部来看看哪！” 于是我怂恿地说： “你就买一部吧！” 鲁彦踌躇一会，才说十六元一部太贵了一点，身上又没有多少钱，必须等到学校发了薪水才能买。我和读书出版社的经理刘尘君是认识的，就立刻介绍鲁彦去跟他会面，用了挂账方式替鲁彦赊到了一部精装本。以后两三年之间，我常到鲁彦住处去，却从没有看见他那用愉快的脸色抱回去的这部大书了。我想他一定深藏在他的箱子里了。在重庆会见他的夫人覃英，偶然问到鲁彦以前买的那部大书，才知道日本兵从湖南长沙向衡阳进攻的时候，鲁彦抱病由茶陵逃到粤汉路上，因行李无法多带，装那本巨书和稿子的箱子，已给一个学生带到湖南耒阳的乡下去了。 五 时代的阴影笼罩在这个作家身上，但他也不止于悄悄读书就算了，蕴藏在身上的丰富的热情，不容许他单装在脑子里面。桂林文协分会的成立，鲁彦一个人是尽了最大的劳力的。在分会筹备期间，有一个人想全揽在手里；鲁彦非常气愤，同他大吵一顿，将他赶开了。这人用外国文写过一点文艺作品，向文艺青年演说，必然要提到他的大作，而且自称是巴尔扎克的先后同学，而平常则以国际问题专家的姿态出现，当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的时候，则公开预言：三个月内，德军必定会打下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鲁彦和他大吵的第二天，愤愤地对我说： “这坏蛋！他还想跑来把持哩！……我们文艺界根本就不能要这样的人！” 这时我觉得鲁彦在进步的立场上，是坚强而且很有力的。 六 曾有一个人要到广西三江去做一个中学的校长，尽力设法把鲁彦拉去教书，好衬托他的地位。鲁彦觉得既然对方讲得诚诚恳恳的，不好意思不予以帮助，便慨然去了。结果却是遇见了一个骗子，做的事情和嘴里说出的话相反，而且一些思想进步的教员都遭到歧视。鲁彦对此是绝对不能忍受的，他不但辞职，而且写信给广西国民党教育厅免他的职（广西的中学，由校长推荐教员，再由教育厅加以委任），教育厅方面的熟人，劝他不必如此，因为免职一事，是对教书的人一种严重的惩罚，加在一个优秀的教育者身上是不适合的。但鲁彦对教育现状愤愤太深，决心不再苟合下去，坚持要求免去他的职务。这是给国民党教育界一个尖锐的讽刺，他宁愿挂着被免职的名声，让公道的有正义感的人们去评判一下，到底谁是谁非。从此他结束了他多年来的教师生活。 （原载1945年11月《周报》1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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