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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阶级既将他们心目中的政府当作一种文化上的凝聚力作用,其目光又离不开小自耕农用精密耕作的方式去维持生计,自是不能欣赏现代经济的蓬勃力量。后者从不平衡的情形而产生动力,而中国的官僚与缙绅阶级则预先制造一种平衡的局面,使各地区勉强地凑合一致,因此他们背世界的潮流而行,与宋朝变法的人士立场相左,而整个地表现内向。明朝的税收制度也是一大阻碍力量。简单说来,明朝的第一个皇帝不顾世界潮流,制造出来的一种财政体系,过于简陋;第三个皇帝又不顾其设计之目的,只拉过来将之滥用,第五个皇帝采收缩退后政策,使之不致全面崩溃。可是演变至此,要想改造这制度的机会业已一去而不复返,如果要构成经济上更为有效的组织,则必须采用一种不同的会计制度,如是则整个文官集团都要重新训练,更不用着说要组织银行培养带服务性质的事业了。可是事实上,这时候明朝政府手中所掌握到货币工具,即令维持现状,仍属牵强。虽有朱瞻基和夏元吉的方案,纸币还是因为印刷过多,逐渐被人拒绝使用。这弊病还要追究到元朝上面去,自先朝滥发纸币,即忽略了制造铜钱,这五铢钱是中国传统上民间交易下至乡村的媒介,及至白银大量输入于中国,民间即用碎银作为交换工具,流通既久,明政府不仅无法禁止私人交易之用银,连它自己的财政单位也逐渐地以银为本位,于是政府对货币整个的失控,既不知道使用货币的数量,更谈不上接济操纵其流通了。 明政府与自然经济的力量分离,是它行政上的特色之一。其衙门机关既缺乏在业务上增加活动范围的力量,也只好强调儒教的意识形态,而且其施用政治上的权威也愈来愈过火了。在许多情形之下,这政治权威带着负性格,而甚至影响到皇帝之使用特权。皇帝可以处罚任何官僚或一群官僚,可是他极难提拔一个亲信或者令之任要职,他可以在现行法令之中批准例外情事,可是他没有权力推行新法影响到全国。如果在皇帝的龙椅上宣布御旨,要不是一种仪礼上之做作,即是追认某项既成事实。这可不是说明朝的历史读来只是干燥无味,相反的,这相持之下的局面内产生无数的纵横曲折,包括了各种的阴谋巧计。只是读者如不具备若干基本知识,则可能在这各种花样之中迷惑,也不能分辨何者为重要,何者不重要,何者为离奇古怪的矫情造作,何者为真精神好汉性格。读者不要忘记当本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在人民共和国兴起时,明代史即曾被用作一种武器,为宣传专家抛来掷去。 (摘自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7108010364 ),三联书店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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