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我们曾经解答一位读者提出的“资宗”如何解释的问题。由于我们的任务只是给读者提供参考资料，问题解答也不出这一范围，而读者举出的《闲署日抄》，我馆没有收藏，我们要解答的问题相当多，所以当时没有访求原文，只是根据读者所叙述的情节，参照南宋时代的背景材料，简略地谈了我们的看法。 　　去年6月6日，《光明日报·东风》副刊发表了若文同志的文章，引用我们的解答作为论据。7月8日和9月19、21日，又先后发表邓广铭、戴不凡两位同志的文章，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并且对我们作了一些严厉的指责。 　　邓广铭同志引出《默记》的原文。我们进行了粗浅的研究以后，觉得原来的解答，把张戒误作当事人，认为“资宗”是张戒不知其意，以同音字写出，这些说应该改正；认为“正资宗之名”的建议是岳飞致死的真正原因，这种提法也不妥当。 　　但是，我们的主要论点——“资宗”是跻宗的意思，岳飞的“正资宗之名”深招宋高宗痛恨，在分析研究中觉得更明确，更肯定了，而对邓广铭、戴不凡同志的主要论点，却不能同意。因此，有必要较为详尽地申述我们的意见。 　　 　　 　　一、“资宗”的解释 　　 　　　　为了看起来方便，再抄录一次张戒在《默记》中记述的有关“资宗”的一段原文：① 　　　　薛弼以甲子正月，道由建康，谓戒曰：“弼之免于祸，天也！往者丁巳岁，被旨从鹏入觐，与鹏遇遏于九江之舟中。鹏说曰：‘某此行将陈大计。’弼请之。鹏云：‘近谍报虏酋以丙午元子入京阙，为朝廷计，莫若正资宗之名，则虏谋沮矣。’弼不敢应。抵建康，与鹏同日对。鹏第一班，弼次之。鹏下殿，面如死灰。弼造膝。上曰：‘飞适来奏乞正资宗之名，朕谕以卿虽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当与也！’弼曰：‘臣虽在其幕中，然初不与闻。昨至九江，但见飞习小楷，凡密奏皆飞自书耳。’上曰：‘飞意似不悦，卿自以意开谕之。’弼受旨而退。”嗟夫！鹏为大将，而越职及此，其取死宜哉！又云：“不知若〓[“〓”上竹，下固，广韵 古贺切]书生教之耳。”——岳飞字鹏举，故戒隐其语，但曰“鹏云”。 　　 　　“正资宗之名”不是正建国公之位， 　　也不是立赵匡胤的后人 　　 　　　　从岳珂起，“正资宗之名”被看作是“正建国公之位”的同义语，也就是请宋高宗把收养在宫中的皇子建国公正式立为皇太子。邓广铭同志承袭这一说法，把“资宗”解释为资善堂宗室的简称，认为用这样的办法，可以“表示嗣君已定，借以抵制敌人的流言”。 　　这个说法是值得商榷的。金人搬出“丙午元子”(即宋钦宗在靖康元年所立的太子)来，连高宗的皇位也被否定，要“沮”这样的“虏谋”，岂是简单地立一个嗣君就能够对付得了? 　　从记载来看，如果岳飞所请，不过是立建国公为皇太子：(一)为什么薛弼最初“不敢应”? 事后七年还吓得要说“免于祸，天也”?为什么张戒认为岳飞因此就该当“取死”?(二)“握重兵于外”为什么不能请立太子?如果怕岳飞搞什么“定策”的把戏，为什么第二年让岳飞到资善堂去见这位建国公?(三)这样一个单纯的建议，为什么薛弼说“不知若〓[“〓”，上竹，下固，广韵 古贺切]书生教之”，赵鼎也认为是“幕中村秀才教之”②? 　　前代有人认为：岳飞请宋高宗立非亲生子为太子，犯了忌讳，因而受到申斥。其实不然。自从宋高宗的亲生子死后，大小官员很多人提到“建储”，高宗认为这是忠诚的表现，娄寅亮就因此以一个小小的县官升为监察御史。职位兵权比岳飞还要大的张浚，也曾经“以储贰为言”，高宗“首肯”之后，并且温语解释一番。这又引起两个问题： 　　既然“建储”已经公开议论，岳飞为什么要密奏？高宗对旁人加以升赏，为什么单把岳飞闹得“面如死灰”? 而且事后还要追问岳飞的幕僚，又另外告诉执政宰相赵鼎? 　　至于邓广铭同志对“资宗”的解释，且不说资善堂宗室能否简称为“资宗”，就以资善堂宗室而论，按照惯例，这位皇子已经封为建国公之后，就应该称他为“建国公”，何况早在绍兴三年，还有过“贵州防御使(“建国公”当时的封号)育在宫中，不可与宗室比”的诏旨。 　　戴不凡同志看这一段记载是比较仔细的，上述的疑问大体上都注意到了。但是，戴不凡同志的“立赵匡胤的后人为皇太子”的解释和“这一件事一传出去，那是会引起轩然大波”的说法，是难以令人悦服的。 　　宋高宗在选育皇子之初，就对大臣谈到“广选艺祖(宋人对赵匡胤的一种称谓)之后”，还说过“艺祖以圣武定天下，而子孙不得享之”，“何以慰在天之灵”的话。选定皇嗣育在宫中之后，张浚谈到太子问题，高宗答以“宫中现养艺祖之后二人”，意在言外地说明了要以赵匡胤的后代为皇太子。随后把年长的一个封为建国公，同时让他到太子读书的资善堂去“听读”，诏书布告中外：“得艺祖七世孙，鞠之宫中。兹择刚辰，出就外传”，因而“人皆晓然知上意也”。③ 　　至于大小官员请立“艺祖之后”的，口说笔写，不止一人。有个廖刚更说，“异时虽百斯男，不复更易。”这是旁人所不敢说的话，然而他也因此升为御史中丞④。——廖刚上这一奏摺，正好是岳飞建储之议的同一年。 　　由此可见，如果岳飞请立赵匡胤之后为皇太子，是不是如同戴不凡同志所说“自不能不保密，自不能不战战兢兢，而高宗乃不能不当面申斥”呢? 不是的。 　　戴不凡同志给“资宗”的解释是“宗族中统始的一支”。如果根据的是一些引证，用戴不凡同志的话，“自亦可存一说”。然而戴不凡同志却以《易经》“万物资始”的注解“乾称大，资取统始也”一句，硬把动词“资取”混作宾语“统始”，于是乎“资宗”等于“宗族中统始的一支”。最普通的《康熙字典》，专为“万物资始”注出：“资，取也”。我们翻了几种《易经》的注解，也只有“资”字当“取”字讲的解法。 　　戴不凡同志认为邓广铭同志的“解释很精辟，自己没有很多的话要说”我们看来，两篇中对“资宗”的解释，完全是两回事，有争论，戴不凡同志以为如何？ 　　 　　“正资宗之名”是立建国公为宋钦宗之子 　　 　　　　我们认为：金人扶植宋钦宗的太子，对南宋来说，用意在否定高宗的皇位合法性。岳飞建议高宗把建国公立为钦宗的太子，那么，金人所扶植的，虽然真正是钦宗的太子，却不过一个傀儡罢了；建国公虽然不是钦宗的亲生子，却是宋人所立。——这样一个对策，就可以用来“沮虏谋”了。 　　　　岳飞提出这一建议，事先也考虑到可能要出问题。薛弼的侄子薛季宣所著《浪语集》中，对这一件事有另一种记述。当时薛弼曾经劝阻，岳飞认为：“臣子一体，不当形迹之顾。”结果恼怒了高宗，以致岳飞“声战掉，读不能句”。⑤ 　　这一建议，显然引起过轩然大波。宋孝宗追复岳飞官职的诏书里，有“事上以忠，竟无嫌于辰告”一句，宋朝的章颖和周密，都说指的是建储之议。——建储何至有嫌?　以岳飞建议立建国公为钦宗之子而不作为高宗之子也。 　　从来的皇帝，都怕自己没有儿子。让后一代皇帝继承上一代，自己在帝系表上挂到一边，那是很难堪的事。岳飞和薛弼，最初可能想到了这一点，所以岳飞还说：“不当形迹之顾”。 　　宋高宗却还有个特殊问题。原来他即位后第三年，京城里发生了苗傅、刘正彦的军事政变。逼他退位，立他的儿子当小皇帝。随后又提出让他当“皇太弟天下兵马大元帅康王”，小皇帝算是“皇太侄监国”，也就是皇位仍然保持钦宗一系⑥。八年后，岳飞提出立建国公为钦宗之子的建议，他马上勾起了这场旧事，所以说什么“握重兵于外”， 　　意思就是怕岳飞要学苗傅、刘正彦(赵鼎的记述中有“以兵胁朝廷”之句，可资旁证)。这一点为岳飞始料所不及，因而“读不能句”，“面如死灰”。——别人也才说“其取死宜哉”。 　　同时，也就没有人敢于直笔记述下来。熊克给《默记》作了一个注——“戒隐其语”，说明张戒的记述有所隐讳。对于岳飞的建议，赵鼎写成“乞立皇子”，薛季宣写成“以储贰为言”。张戒多费了一些心思，绕着弯子记成“正资宗之名”。 　　宋钦宗是徽宗的长子，高宗是徽宗第九子。岳飞的建议，把建国公从原定的第九房升到长房，故而叫作“跻宗’。——“跻”字当“升”字讲。“正跻宗之名”，意思是确定“跻宗”的名义。“跻宗”当作一个短语，不发生语法上的问题。《韩诗外传》卷五有“孔子正假马之名，而君臣之义定矣”一句，假，借也，“正假马之名”的语法结构和“正跻宗之名”不是正相同吗? 　　 “资”和“跻”是相通的。“跻僖公”一句，《公羊传》注明了“本又作‘〓’[“〓”，左 阝，右 齐，广韵 祖稽切],同”，《周礼·宗伯》的注文中就引作“〓[“〓”，左 阝，右 齐，广韵 祖稽切]僖公”。而“〓”[“〓”，左 阝，右 齐，广韵 祖稽切]与“资”古代又通用，《周礼·春官》“〓1〓2”[“〓1”左目，右氐，广韵 都奚切；“〓2”，左示，右：上彐、中冖、下又，广韵 子心切]的“九曰〓”[“〓”，左 阝，右 齐，广韵 祖稽切]”，注文有“故书‘〓’[“〓”，左 阝，右 齐，广韵 祖稽切]作‘资’”。所以，“资宗”也就是“跻宗’。——张戒为了“隐”，也许故意这样写。 　　至于说这个故事是薛弼捏造，那是岳珂的说法。岳珂作为岳飞的孙子，当然要为亲者讳。岳飞受申斥，还是小事，岳飞的建议被高宗认为有“叛变”之嫌，却非矢口否认不可。其实，岳珂的论据是不充分的，赵鼎也记述了这一故事，无可辩驳地证明确有此事。 　　戴不凡同志引用章颖的《岳飞传》，前面却不引出“其孙珂……著辨诬之事，谓”一句，从而说成“在宋朝就有史官(按：章颖并非史官)把它看作为捏造的材料’。⑦而附记中引用的一段，是修永乐大典时所附入的何〓[“〓”，左亻，右甫，广韵 方矩切]《龟鉴》的评论，却说成是“务求详实记载建炎以来史实的南宋史家李心传”所说的话。文章固然有力了，却不能不说是不应有的疏忽。 　　 　　二、岳飞和宋高宗 　　 　　岳飞和宋高宗的关系，戴不凡同志认为岳飞是高宗的“爱将”。岳飞之死，邓广铭同志说“主谋的是秦桧而不是赵构”。这些论点，我们不能赞同。 　　宋高宗是秦桧的顶头上司，岳飞之死，他理当负有主要责任。然而他很幸运，为他开脱的，古来不少其人。宋朝人，包括岳飞的孙子在内，如果直笔写出“中兴圣主”主谋杀害岳飞，那就难免自干未便。后来的经学家、道学家、史学家，困在“春秋大义”的框子里，不敢说宋高宗的不是，特别是清朝人，在几次文字狱的残酷镇压下，既不敢谈抗金，也不敢指责“圣主明君”——哪怕是前代君王。他们只好一方面把杀害岳飞的责任尽量地堆到秦桧身上，办法很简单，“矫诏”二字足矣；另一方面着意夸张渲染宋高宗对岳飞的“恩礼有加”，同时也夸张渲染岳飞的所谓“精忠贯日”。影响所及，小说戏曲大都只骂秦桧，而宋高宗似乎只是一个庸庸碌碌、被人蒙蔽、可怜的或者是糊涂 　　的帝王。 　　片面地根据这种歪曲了真实的材料，戴不凡同志得出岳飞是宋高宗的“爱将”之论。而邓广铭同志就以“为秦桧开脱”，挡住人们对宋高宗(草莽史家称为“贼构”)的口诛笔伐。 　　 　　岳飞并非宋高宗的“爱将” 　　 　　宋高宗的“爱将”标准是什么，历史记载上正好有他本人的说明⑧，不过他称之为“贤将”： 　　贤将与才将不同。贤将识君臣之义，知遵朝廷，不专于战胜攻取，惟以安社稷为事。至于才将，一意功名爵赏，专以战胜攻取为能，而未必识朝廷大体及社稷久远利害，要须驾驭用之。 　　原来他的“贤将”，并不必善于为他经略中原，只要忠心耿耿地保住他的宝座。投降，正是他所谓“朝廷大体”、“社稷久远利害”问题，岳飞和韩世忠等反对投降，算不得他的“贤将”。 　　对待这批“才将’，宋高宗的确是“驭之有术”。《中兴政要》里辑录了他“驭将”的事例三十多条，手段很多，花样十足。所以，不要光看左一通“宸翰”，右千道“御札”，对岳飞再四褒扬夸奖，就以为真正是“天恩高厚”。金兵杀来了，需要岳飞抵挡，当然不惜多说几句好听的话。 　　其实，岳飞和高宗的关系并不是融洽无间的。绍兴七年是一个转折点。 　　大概由于岳飞接连升为“太尉”和“宣抚使”，引起旁人嫉忌，进言说岳飞想扩大兵权，高宗因此开始了怀疑。——对淮西军已经下过“听飞号令，如朕亲行”的手令，不多日忽然来个原令追回。后来，又特意对大臣谈起岳飞要求统率淮西军而他没有批准的事。陈光辅为此上了一个奏摺，⑨其中有“恐别无他意”，“望陛下加察”和“陛下 　　且当示以不疑”的话，说明了高宗对大臣谈起岳飞的真意。 　　此后，岳飞两次保荐地方官，高宗都强调应该由朝廷委派，“不当令尽归大将”⑩。岳飞请求增兵，干脆毫不掩饰地答以：⑾ 　　诸将之兵，巳患难于分合。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古人所戒。 　　岳飞是不是宋高宗的“爱将”，由此也可见一斑。 　　岳飞建储之议，李心传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里定在绍兴七年二月，理由是薛弼在三月间另有任用。事实上，薛弼这次调动，“未赴而罢”，他一直在岳飞军中，直到十月间才“行户部员外郎”。按照《浪语集》中记叙的次序，密奏一事写在六月岳飞复职以后，而赵鼎的记述上写的是“某丁巳秋再相”。赵鼎要是不当宰相，高宗不会把岳飞密奏的事告诉他，而他又找薛弼来谈话。因而这一件事，可以肯定是绍兴七年九月赵鼎再相以后的事。——岳飞升为“太尉”和“宣抚使”在二月，这也就回答了戴不凡同志的“事后高宗却接连给岳飞升了两官，能说高宗是真的在训斥岳飞么”的问题。 　　在宋高宗已经怀疑之后，岳飞又搞出“正资宗之名”的牵涉到高宗皇帝宝座的建议来，高宗怎能不追问岳飞的参谋官薛弼，等薛弼回答出“虽其子弟，无知者”，“欲臣同对，明臣独与闻之”⑿之后才放心呢? 　　 　　岳飞之死宋高宗要负主要责任 　　 　　宋高宗既不昏庸，也不懦弱，很有一套“帝王之学”。杀害岳飞之前三个月，对大臣说过：“人主之权，在乎独断。金国之主，幼而无断，权归臣下”，“或和或战，国之大事，而皆不出于人主。无断若此，何以立国? 知不足畏矣!”⒀在这里，他颇为自我欣赏他能够独断，难道拘杀象岳飞这样一员大将，可以由秦桧弄权?《宋史·何铸传》有： 　　 既而阅实均无验，铸察其冤，白桧。桧曰：“此上意也”。 　　何铸的职位不低，经常见得着高宗的，秦桧所谓“此上意也”，当然不能是捏造的话。而且，岳飞被“赐死”，高宗派杨沂中去监督执行。岳飞死后半个月，高宗又听取承审官万俟〓[mo(4) qi(2) xie(4)]等的报告。——这些，都说明岳飞之死，并不是秦桧“矫诏”，而是由宋高宗亲自主持。 　　其实：元朝人写《宋史·岳飞传》，尽管说岳飞“死于秦桧之手”，但也说出了“自坏汝万里长城”，“高宗忍自弃其中原，故忍杀飞”的话。清朝的乾隆，非常注重“君臣大义”的皇帝，虽然认为是秦桧“擅杀飞父子”，也还是指斥“高宗实不得辞其责也”。⒁ 　　明朝人评论这件事，比较没有顾虑，有一些骂宋高宗骂得很深刻的文章。文征明的《满江红》写得好，“念徽钦若返，此身何属?”是对宋高宗的诛心之论；“笑区区一桧有何能？逢其欲”一句，也极其中肯。还有，刘基写丁一篇《吊岳将军赋》： 　　仇何爱而可亲兮? 忠何辜而可戮? 父兄且犹不顾兮，何忠良之能育?……忘“戴天”之大耻兮，安骏宇而高居，信谗邪之矫枉兮，委九庙于狐狸。甘卑辞以臣妾兮，苟残喘以娱嬉； 焚舟楫于洪流兮，烹骅骝于中路。……屈原贞而见逐兮，伍子忠而获戾。固将军之不辰兮，哀中原之芜秽。 　　宋高宗忘了“不共戴天”的大仇，连自己的父兄都不顾，何所爱于岳飞? 刘伯温这篇评论，肯定地把杀害岳飞的主要责任，归之于宋高宗。 　　宋高宗之所以“自坏万里长城’，当然是对岳飞有所深忌。如果是由于岳飞坚持抗金，那么，以高宗之“独断”，也不过是嫌他碍事，主战派如赵鼎、张浚、韩世忠等，贬窜闲置有之，却不见得非杀掉不可。我们认为：高宗对岳飞本已疑忌，“正资宗之名”的建议更证实岳飞对他颇有二心；绍兴十一年，岳飞的兵权解除了，但岳家军还在岳飞旧部张宪等统领之下，并且和太行忠义、两河豪杰有联系，声势浩大，高宗怎能对岳飞放心? 代表南方地主阶级的投降派，认为杀掉一两个坚持抗金的对他们有利，而他们又看透了高宗的心理，所以设法诬告岳飞和张宪“谋反”。果然一拍即合，于是乎冤成三字狱。——看来，当时的张戒认为岳飞以建储之议“取死”，并不是毫无踪影的话。 　　 　　三、资宗故事是评价岳飞的重要史料 　　 　　岳飞生在几百年前，学的是经、史、左氏春秋——儒家学问。他抱有忠君思想，这是时代所局限，我们不应该过分苛求。在民族矛盾最尖锐的年代里，忠君和爱国又常常混为一体。岳飞的“迎二圣归金阙，取故地上版图”和韩世忠的“还我两宫，复我疆土”的口号，今天读来还觉得真正是壮怀激烈，这是因为“二圣蒙尘”代表着民族遭受奴役，“迎二圣”表达了当时的民族斗争意志。 　　我们要看岳飞一生的基本方面，不应该从他的细微末节上作文章。就算岳飞建储之议，如同戴不凡同志所理解的那样，也不应该描绘成“善于体贴高宗圣意的表现”。我们看来，岳飞对宋高宗虽然也感恩戴德，写过歌功颂德的诗文，但在反投降这一原则性问题上是坚决的。宋高宗无耻地庆贺讲和，“大赦天下”，岳飞偏说什么“愿定谋于全 　　胜，期收地于两河，唾手燕云，终欲复仇而报国”；给岳飞升赏，岳飞偏说什么“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忧而不可贺，可训兵饬士谨备不虞而不可论功行赏取笑夷狄”。在民族存亡的问题上，岳飞丝毫也不“体贴圣意”。 　　“资宗”的故事，最好地说明了岳飞只知有国不知有家，只知有民族的利益不知有帝王的尊严。他大胆地提出“正资宗之名”的建议来反击敌人的阴谋，从而为宋高宗所痛恨，这个故事也就典型地刻画了岳飞。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这个材料，特别是一般岳飞传记中都不提到它，能够算得是珍贵的材料。 　　 　　注释： 　　①根据宋人熊克的《中兴小历》。岳珂的《建储辨》引文，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主要的是把“鹏”改作“鹏举”，而删去末尾 “戒隐其语，故‘鹏云’”一句。 　　②赵鼎的记述在《忠正德文集》，邓广铭同志的文章里已经引出。 　　③有关建国公的材料均见《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 　　④廖刚的奏摺见《宋史·廖刚传》。 　　⑤薛季宣的记述在《浪语集》卷三三：笺先大夫行状。 　　⑥苗刘之变，详见《建炎复辟记》。 　　⑦章颖把建储之议摆在绍兴十年，但又有“尝抗章建储，……其后，　诣资善堂见孝宗皇帝”，把建储之议说成绍兴八年以前的事。对建　储之议，既有“高宗皇帝嘉其忠诏褒之”的话，又说“无嫌于辰　告”指的是建储之议。可见章颖也并没有完全抛弃绍兴七年密奏的说法。 　　⑧宋高宗贤将才将之论，见《中兴小历》卷二九。 　　⑨陈光辅的奏摺见《中兴小历》卷二一。又《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O,略有删减。 　　⑩岳飞两次保荐地方官吏的记载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八与卷一二四。 　　⑾岳飞请增兵之事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八。 　　⑿两句均在《浪语集》。 　　⒀宋高宗独断之论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二。 　　⒁清乾隆的评论见《御批通鉴辑览》卷八六。 　　 　　 　　原载《光明日报》1962年1月23日、25日 　　 　　 　　注：①文章原件及所有原稿均于文革期间因遭抄家而流失。本文据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10月版《北京图书馆同人文选》扫描、校对而成。 　　②由于本文中个别古字中文简体王码字库中没有，符号“〓”及“[]”内文字为纪念馆后台管理员所加。 　　③方括号内为按上下，或左右结构拆分的古字，如：[“〓”，左，右 齐，广韵，祖稽切]意为：此字左边“阝”旁，右边“齐”字，“祖稽切”为《广韵》的注音。 　　 　　 　　 　　 　　 2003.02.20

原文1962年1月23日、25日 发表于《光明日报》  浏览：1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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