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为小说这种艺术形式，按照经典的小说理论，必须塑造出具有一定典型意义、形象丰满、有血有肉的立体的人物形象，张居正是四百多年前的一位举足轻重，曾经有过辉煌政绩但又被人误解的改革家，当代只有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和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才使今天的读者对他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但上述著作都是属于史书，与你小说中的张居正还有所不同。你是如何穿越时空距离，与小说中的张居正寻找沟通的渠道，心灵的共振？在小说中又是如何把握这位人物的心灵世界，探讨心灵的可能性与生存选择的可能性？ 　　熊：张居正是一位改革家，以他为写作对象，自然就会考虑改革的诸多问题。孟子讲过“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这句话可谓是历代皇权统治者的座右铭。而改革的目的，恰恰就在于施政纲领的改弦更张。这势必要削弱巨室的特权，尽可能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几次著名的改革，莫不是在社会矛盾极度恶化的情况下发生的，不改革就有可能危及政权。所以说，改革是一种化解矛盾，促使社会进步的政治手段。在封建社会的改革中，那些“巨室”从来就不会采取合作的态度。所以说，每一场改革实际上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从历史上的文治武功来看，武功方面，出现了一大批杰出人物，历代开国之君，基本上都武功赫赫。而在文治方面，情况却要逊色得多。即便是汉武帝、唐太宗、诸葛亮、王安石这样雄才大略的人物，也没有在文治上建立起可以垂范后世的方略传统，可见治世之难。研究过张居正历史的人，完全可以说张居正是极为难得的治世良臣。他实施的改革，于国于民都获益匪浅。正是他在裁汰冗官减少政府开支的同时，又实施“一条鞭”法等新的税赋制度，为国家储备了大量的金银与粮食，支撑了朱明王朝的最后六十年。而且在他执政期间，广大农民迫于生计揭竿起义的事也未发生。对待老百姓，他施的是仁政，对官员、清流等利益集团，他施的却是苛政。这正是他的可贵之处，亦是他祸机引发之处。动笔写《张居正》之前，我写过一首《怀张居正》的律诗：常记先生柄政时，城狐社鼠尽摧之。书生自有屠龙剑，儒者从来作帝师。寂寞王侯多怨恨，萧条国事赖扶持。昭昭史迹留嗟叹，社稷安时宰相危！ 　　　　 　　我对张居正的评价与感情，都已在这首诗中道出。你提到的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和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都是肯定张居正的强有力的史学著作。近二十年来，因为改革的原因，对张居正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但依然不是显学。在明代的史籍中，张居正总是被描写成一个始终板着面孔的人物。事实上，他也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冷面宰相。可以说，“冷”是他的性格特点，而“狂”则是他的精神实质。我重塑张居正这个人物，把握的便是这两个字。 　　 　　周：在你这部系列长篇历史小说的第一卷《木兰歌》中，有人认为形象比较丰满的不是张居正，而是张居正的政敌高拱。高拱作为知识分子出身的官僚，有深厚的学识修养，有丰富的治国经验，而且为政清廉，为人耿直，在读者心目中并不比张居正逊色，甚至比张居正依附内宫阉宦还要受人尊重一些。你为什么塑造了高拱这样一个复杂性格的人物来作张居正的映衬？ 　　 　　熊：在嘉靖时期，严嵩任首辅期间，张居正与高拱是北京国子监的同事。高拱比张居正大十三岁，先六年考中进士。两人都怀有大志，以身许国，意欲创立经邦济世的伟业。由于同气相求，他们很快就成为政友。其时严嵩势焰熏天，高、张两人对他的倒行逆施多有不满。与严嵩同在内阁的次辅徐阶，看中高、张两人的才能，遂招揽到自己门下。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徐阶才扳倒严嵩出任首辅。次年，徐阶推荐高拱入阁，张居正出任礼部尚书。应该说，徐阶、高拱、张居正三人都是明中晚期难得的俊彦，三人在首辅任内，都政声卓著，办成了几件大事。但权力与爱情一样，都是不能与别人分享的。对最高权力的觊觎，终使三人反目成仇。先是高拱依靠言官的势力挤走了徐阶，后来张居正又依靠宦官的势力排斥了高拱，这正好应了一句成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应该说，三人的政见没有多大分歧，不同的只是他们执政的谋略与魄力。徐阶人情练达，处事圆滑，处处透露着江浙人行事精明的风格；高拱为人正派，但心胸狭窄，缺乏大政治家应有的宽容；比之徐阶与高拱，张居正则深藏不露，既有着“治大国若烹小鲜”的那种耐心，又有着挟雷带电的霹雳手段。比之徐阶，他严谨过之而辣劲十足；比之高拱，他沉稳有余又不言而威。徐阶是张居正的官场导师，未构成矛盾，而张居正与高拱从朋友变成对手，其线索十分明晰，张、高两人的关系，可用“十年政友，千古冤家”这八个字来概括。万历五年，张居正回故乡湖北江陵葬父时，路过高拱的故乡河南新郑县，专程拜望了高拱，两人见面皆掩面而泣，似乎捐弃了前嫌，但夺位之恨对于高拱来说，可谓刻骨铭心。做戏归做戏，高拱对张居正的仇恨始终未曾消除，他临终前，写了一份《病榻遗言》，专门讲述张居正勾结冯保阴夺首辅之位的经过。在这份遗言中，张居正被描绘成一个阴险刻毒的人物。张居正死后，这份遗言开始在北京广为流传，引起许多正直官员对张居正的不满。若对这段历史仔细研究，不难发现《病榻遗言》过于情绪化，内中一些事件与事实多有出入。《病榻遗言》之后，王士贞所著《首辅传》中，对张居正进行了无情的挞伐与嘲讽。前面已讲过，这个王士贞是万历时期的文坛领袖，清流的代表人物，诗写得很好，但在官场却毫无建树。张居正根据自己重用循吏的原则，对这位希望升官的同科进士不讲任何情面，让王士贞好梦成空。张居正死后，王士贞写作《首辅传》，对张居正的不满就可一吐为快了。高拱与王士贞都是万历时期的重要人物，他们两人对张居正的攻击，可以说杀伤力至为巨大。后世许多学者对张居正的鄙薄，不能说没有受这两人文章的影响。 　　 　　在《张居正》第一卷中，我依照历史事实刻画出高拱这一形象。他任首辅时已控制了整个政府，所有部院大臣及六科言官都成其羽翼。张居正审时度势，要想夺取首辅之位，只有一条路，就是与宦官冯保结为联盟。与阉宦勾结，历来为士君子所不耻。但张居正为了当上首辅，却甘愿冒天下之大不韪，这便是他把事功放在第一的必然结果。因为如果当不上首辅，他的久蓄于胸的政治理想就无法实现，“万历新政”也就不可能出现。从道德的角度，高拱值得同情，甚至值得赞赏。但是，我不同意把道德凌驾于事功之上。道德关乎个人，而事功关乎社稷，孰重孰轻，自有定论。清流们认为，道德与事功应该是统一的，这只是一个善良的愿望。事实上，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有时它们甚至水火不容。 　　 　　因此，我塑造高拱这一形象，其目的并不是为了映衬张居正，而是客观写出这两位政治强人的性格特点。在道德的藩篱面前，他们采取不同的方法，获取的结果也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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