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你过去是写诗的，现在从诗歌这种抒情文体写作转向小说这种以叙述为主的文体，这种转变你是怎样完成的？你是否受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史小说创作热的影响？你又是怎样找到历史的精髓，复活出特定历史的文化内核，勾画出历史发展的脉络的？ 　　熊：人们论及一部作品时，常常以“恢弘的史诗”作为褒奖，可见史与诗结合，就能产生荡气回肠的上乘之作。而史与诗正是我自小就喜欢的。在中国古代，诗是知识分子必备的修养。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中，《诗经》是读书人必须熟读的。在我看来，诗人与小说家之间，原本就不应该存在界限，尤其在中国。我们的四大古典名著，有哪一部不是诗词与小说的结合体，只是发展到现在，小说与诗歌才彻底分野。对于文学，这其实不是一种进步，而是倒退。诗的基本特点是想象与激情，这恰恰也是历史小说家应该具备的素质。 　　 　　我最早产生创作历史小说的念头，始于1975年。那时，一位朋友推荐我阅读了姚雪垠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一卷，读后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凭我当时的直感，觉得这就是史诗般的作品。后来，虽然陆续读过一些历史小说，但都感到艺术上没有超过《李自成》第一卷。我想写一部与《李自成》第一卷媲美的作品，几十年来，这念头心中藏之，无日忘之。我曾几次拜访姚老，当着他的面，我也没讲出这一愿望。进入90年代后，长篇历史小说创作进入空前繁荣阶段，出现了《曾国藩》、《暮鼓晨钟》、《雍正皇帝》等一批优秀作品，也出现了一批“戏说”的历史题材电视剧。这种状况的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还是市场需要。曾一度被批滥了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在改革开放后再次成为中国读者的热点，对于出版商来说，热点即意味着利润。此情之下，历史小说的兴盛就不难理解。我在这“兴盛期”开始写作《张居正》，则纯粹出于巧合。我写作这本书的目的不是为了跟着市场走，而是出于我的强烈的忧患意识。历史小说虽然兴盛，但是大都在写清朝，唐朝次之，宋明两朝却非常少。但仔细研究中国历史，就会发现朱元璋创立的明朝国家管理体制，对今日中国的参照意义，远远超过清朝。最值得借鉴的往往却又不得不三缄其口，所以新中国建立五十多年来，取材于明代正史的小说少有问世。 　　 　　中国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叫居安思危，基于这一点，就产生了盛世危言。知识分子的道德良心，全部的社会责任感，都寄托于这个“危”字。如果说硬要寻找出历史的精髓与文化内核，此乃是也。顺着这个“危”字，我们可以从历史中找到很多撼人心魄的故事与可歌可泣的人物，张居正便是其中的一位。 　　 　　周：在历史小说中，如何处理好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是作家必须考虑而又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文”与“史”的关系上，有些作家主张历史小说必须严格遵循历史，做到“无一字一句无来历”，有些作家又主张小说应当遵循艺术创作的规律，不必拘泥于历史。你是如何看待这些观点的？在张居正这部历史小说的创作中，你又是按照什么原则来处理两者关系的？ 　　熊：有一句话：被史学家忽略的，恰恰是文学家关注的。这比较形象地表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何为历史真实，史学家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果全部听从史学家的话，文学创作无从着笔。写作《张居正》第一卷《木兰歌》时，这一问题也一直困扰着我。我几乎陷入历史的泥淖中难以自拔。希望小说中凡事皆有来历，这实际上是作茧自缚。后来，在华中师范大学王先霈教授的倡议下，请几位研究现代文学的教授给我会诊。武汉大学陈美兰教授一句话使我豁然开朗。她说：“你的历史小说写得再真实，在历史学家那里也是通不过的。”历史小说毕竟还是小说。历史小说作家与史学家所关注的历史真实并不是一回事。因此，不管历史小说家在主观上作了多大的努力，被史学家接受的可能性依然微乎其微。我个人认为，小说家对其描写的历史不是“复制”而是“发明”，这就涉及到真实的客观性与主观性。某事于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地发生，这是客观真实。为何发生，尽管史有明载，却依然有一个主观真实的问题。小说家要写某件事，除了根据史书记载写下客观的真实外，还必须从这件事的产生写下史书所不记载的主观真实，这里面就会产生生动的情节。这就是文学家与史学家的不同。 　　 　　关于虚构，这是历史小说的另一个要害处，没有虚构就没有小说，这是常识。但历史小说的虚构必须在历史的框架里实现，这又有所约束。读者们阅读历史小说时，就某件事的发生与发展，常常会有一个“真”与“假”的直觉判断，同是虚构的情节，为什么会产生两种判断呢？这就说明虚构并非臆造，它必须有所凭借即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这样一件事可不可能发生。而对历史环境的把握，则取决于作家的史学素养与艺术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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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3/2/8 8:5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