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百义，长江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的责任编辑。 　　熊召政，作家、诗人，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的作者。 　　 　　周：翻开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有许多对历史作出过卓越贡献的人物。无论是有作为的帝王，还是一代贤臣良将，都使人难以忘怀。但是你为什么选择了并不太为人熟悉的张居正作为你审美创作的对象？ 　　熊：我写张居正，可以说是出于某种机缘。大约在少年时代，我听说一幅对联：“一等人，治家报国；两件事，读书种田。”老人告诉我，这幅对联的作者是明代的宰相张居正，这是我最早知道张居正的名字。1982年，我去荆州参加一次笔会，才知道张居正是荆州江陵人。又12年过去，到了1994年，其时我已下海，有一次，在深圳与一个学历史的商界朋友谈及历代帝者师的下场。他说：“所有的帝王之师，下场最惨的莫过于张居正，明神宗是一个薄情寡恩的人。”此后不久，我又读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其中对张居正任首辅期间实施的“一条鞭”法等改革措施赞誉有加。由于以上这些机缘，促使我搜寻史料，开始了对张居正这个人物的研究工作。 　　 　　把张居正这个人物放在历史中考量，可以用“生前显耀，死后寂寞”这八个字来概括。翻阅史志及明人笔记，对张居正事功行状的记述并不算少，但说好话的不多。张居正的同代人中，真正对他欣赏的是大思想家李贽。万历六年，李贽的好友、泰山学派的传人何心隐，在湖北讲学时对张居正推行的改革多有贬抑，在张居正授意下，湖北巡抚把何心隐逮捕下狱，也不问谳定罪，竟用沙袋将其埋压致死。李贽对此非常沉痛，写了一篇悼何心隐的文章，把何心隐与张居正并称为两个人杰，认为张居正并无残害何心隐之意。从李贽的人品风骨来看，他说这段话是真心的，并没有讨好张居正的意思。还有一些人，既肯定张居正的功绩，也对他的行事方式及人品颇有微辞。这些人中，以张居正死后的礼部尚书于慎行为代表。于慎行是张居正选定的给小皇帝讲学的讲师之一，本可飞黄腾达，只因他在万历四年的刘台事件以及万历五年的夺情事件中，对张居正的做法多有批评，从此官运一蹶不振，直到张居正死后才受到重用。正是这样一个人，在万历皇帝决定抄张居正家的时候，却公开站出来为张居正主持公道，并致信给主持抄家的御史邱橓说：“居正生前，众口争颂其功而无人敢指其过，居正死后，众口争斥其过而无人敢颂其功。”他认为这两种现象均不正常。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写道：“张居正本身是一个令人感情激动的题目。”许多史籍给予张居正的评价，都没有这句话如此煽情而又留下极大的想象空间。作为一名改革家，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卓有成效的一个，可是作为一个人，他却是一个失败者。黄仁宇把张居正遭人痛恨的原因归根于“他把所有的文官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并且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贬黜，因此严重地威胁了他们的安全感”。我赞成这种说法，但转而细想，张居正若不这样做，改革又怎么能获得成功！儒家讲求宽厚仁爱，但面对一个百弊丛生的政治局面，一个有志于芟除弊政廓清浊气的政治家，如果一味地讲求宽厚仁爱，那么就不可能扭转乾坤。一种制度、一种风气一旦形成社会主流，要想改变它何其艰难。而张居正从事的改革，正是要改变社会，这就注定了他要同社会主流的代表者文官集团作对。如果说他死后被抄家的悲剧来自于皇权，那么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因为他得罪了当朝的文官集团。 　　 　　从传统的文化观念判断，张居正是法家而非儒家。循其文化内核，儒家讲稳定，法家讲进取；儒家讲操守，法家讲事功；儒家循规蹈矩讲秩序，法家审时度势讲变通。张居正之为人是外儒内法，因此他用人的特点是“只用循吏，不用清流”。他所启用的部院大臣以及各镇总兵，如工部尚书（水利专家）潘季驯，户部尚书（财政专家）王国光、梁梦龙，刑部尚书（法律专家）王之诰，蓟镇总兵戚继光，辽东总兵李成梁等等，都是有明一代的杰出人物。正因为有这样一批精英共同管理国家，推行改革，才产生了名垂后世的“万历十年之治”。这一点，即便是张居正的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他的治国之才。但张居正最大的失误有两点，一是权力稳固之后，他刚愎自用，经济上也偶收贿赂；二是得罪了清流，如当时的文坛领袖王士贞与汪道昆，都是他的同年进士，张居正担任首辅后，他们也都主动投到门下，希望能够晋升，但张居正觉得他们都是吟风弄月的文人，没有创立文治武功的胸襟，因此而冷落他们。正是这些人在他死后与反对派联手，对他精心培植的改革力量与家人进行了残酷打击与无情迫害。特别是邱橓，当万历皇帝重新启用他并委派他前往荆州张居正大学士府主持抄家时，其酷刑逼供已达到丧心病狂地步。张居正的大儿子被迫上吊自杀，留下血书痛骂邱侍郎。据说这封血书传到京城，就连张居正生前的反对派也认为做得太过分，纷纷写信规劝或制止。 　　 　　张居正死于万历十年。万历十二年，万历皇帝剥夺了赐给他的所有封赠，只差一点没有开棺鞭尸。他的家人也死的死，谪戍的谪戍，生离死别，何其沉痛！至此，在他死后半个世纪，大明王朝再无人敢提起张居正这个名字。有趣的是，最后对崇祯皇帝提出建议要给张居正平反昭雪的，竟是万历五年在夺情事件中被张居正迫害打断双腿、后来终生残疾的邹元標。邹元標当时是新科进士，尚在观政期间，被廷杖后，长期流放贵州，直到张居正死后才平反回京。此人是万历之后晚明的重要人物，亦是东林党的精神领袖，崇祯时期，已八十多岁，领御左都御史。他看到大明天下在张居正死后竟如此迅速地土崩鱼烂，这才反思张居正的种种改革实乃是挽救大明政权的救世良方，因此提出给张居正平反。崇祯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恢复了张居正的封号与名誉，但这一切已为时太晚，没过几年，明王朝便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推翻。放弃张居正坚持的改革，最终导致了朱明王朝的覆灭。 　　 　　正是基于对以上这段历史的追溯，我才感到张居正这个人物在中国历史中的典型意义，这个人物身上的历史容量与想象空间都很大，我写作《张居正》的念头便由此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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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3/2/8 8:5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