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 邓尔麟：《科举政治》。 　　③ 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46—47页，及其《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37页；石锦：《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三章，第42—45页。晚明诗人王世贞曾提到“十七家大户”，其资产皆达50万两以上。傅衣凌：《明清时代》，第23页。著名的天主教徒、上海县人徐光启，曾对其家乡的商人受到极大妒忌和羡慕的情形做过描述。还有人说，有的江南大户用每只重15两的金碗待客，用最精美的绣品作浴巾。傅衣凌：《明代江南》，第29—30页。收藏艺术品也是一种摆阔方式，富商们尤嗜于此，因为他们认为——据晚明一位经营艺术品的商人说——一个人文雅还是粗俗，取决于他是否拥有古董。秦三迪和许承志：《安徽的商人文化及其保护者》，第22页。 　　④ 15世纪后半期，明朝政府开始出卖监生资格。到16世纪，许多有钱人都有了这种“监生”头衔，因而可以参加乡试和出任下层官吏。至天启年间，许多富裕的平民还购买最低一级的童试资格，成为生员。这些新兴的下层乡绅在本地并不很受尊重，因为那里的乡绅通常都有正式功名；但在外地，尤其在城市中，他们的身份却大大高于一般平民，享有终身复除的特权。酒井忠夫：《儒教和大众教育书籍》，第337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21页；森正夫：《明朝的士大夫》，第35页；山本英士：《日本1976年的明清史研究》，第17页；何柄棣：《中华帝国中的进身之阶》，第30页。 　　① 谢肇浙（1567—1624）说，当时几乎所有官僚士大夫都有娈童。他们在京城外接客时，总是夸耀自己的相好是文人书生。据谢肇浙说，同性恋从晋代开始在中国出现，公元3世纪末曾盛行一时，所有士大夫都热衷此道。及至宋朝，由于道学的兴起，同性恋之风衰落了；但到明末，特别是在中国东南地区，又再次兴盛起来。常听人说，福建和广东是这种性行为的中心；实际上同性恋在江南也是常见的。南方官员——谢氏说——将此风俗带到了北京，使这里的酒店也出现了许多少年男妓（小唱），作为侍者和歌童为士大夫服务。这些娈童大多来自浙江的宁波和绍兴一带，还有一部分来自山东临清，故有“北”小唱和“南”小唱之分。谢肇浙：《五杂俎》第八卷，第4—5页。1633—1635年间曾侵袭福建海岸的达赤曼·汉斯·普特曼斯（Dutchman Hans Putmans），称中国人为“卑劣的鸡奸者”。C.R.巴克士：《郑芝龙的兴衰》，第422—426页。这位葡萄牙人还指责说，鸡奸行为“在中国人当中既不受惩罚也不受歧视。”巴克士：《三百年前的澳门》，第303页。 　　② 李东：《见闻杂记》第十卷，引自傅衣凌：《明代江南》，第107页。几年前，东林党人赵南星便将经济衰退与挥霍浪费联系起来，极力抨击奢侈之风。他说，当时的人们，不论男女，都追求华服美食，挥金如土。赵南星：《赵忠毅公文集》第二六四卷，第5页。这种风气大约是从16世纪40年代兴起的，当时男子开始戴瓦楞骔帽，穿轻俏精美的暑袜和蒲鞋，宜兴出产的“黄草蒲鞋”尤为著名。傅衣凌：《明代江南》，第102页；又见苏均炜：《明嘉靖期间倭寇史略》，第130—131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内在因素之研究》，第1—2页。华丽的饰服作为政治衰微和社会堕落的表现，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荀子（约公元前300—237）写道：“乱世之征，其服组，其容妇，其俗淫，其志利，其行杂，其声乐险，其文章匿而采，其养生无度，其送死瘠墨，贱礼义而贵勇力，贫则为盗，富则为贼。治世反是也。”《荀子笺注》，第227页。 　　① 傅衣凌：《明代江南》，第107页。假道学们特别提到，这些士大夫修习八股文极为严谨，但私生活却非常放荡，甚至发生反常的性行为。谢肇浙：《五条俎》第八卷，第5页。 　　② 昂贵的金银珠宝饰物，尤其是作成各种动物形态的精美头饰，在崇祯时期非常时髦。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上，第12页。 　　③ 傅衣凌：《明代江南》，第31页。名门子弟并不全是花花公子。据晚明史料记载，也有许多权贵子弟倚势恃强，横行乡里，成了令人畏惧（以及令人鄙视）的土豪。赵翼：《廿二史札记》，第721页（第三十四卷）。 　　④ 其中有一姓维持了21代，一姓维持了18代，四姓维持了17代。潘光旦在其开拓性研究中提出的这91个大姓，是根据他们在地方志中的出现和其他衡量其声望的标准选出的。从其在巍科人物中所占之比例，也可看出这些家族的声望和权势长久不衰这一事实。明代共有巍科人物440人，嘉兴府得12人，其中10人是上述91家望族的子弟。清代共有巍科人物520人，嘉兴府得28人，其中17人出自上述望族。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第96—98页。 　　⑤ 因此，政府阻止这种逃税现象的努力，被大族势力挫败了。川胜守：《浙江嘉兴府的嵌田问题》。 　　① 潘光旦：《嘉兴的望族》，第127页。 　　② 《嘉兴的望族》，第125页。包鼎之父所言“齐大非偶”，出自《左传》第六卷。文中“安人”是六品官夫人的头衔。 　　③ 潘光旦：《嘉兴的望族》，第122、126页。关于明末商、农、士之身份的混淆，及其在泰州学派思想中的反映，见狄百瑞：《晚明思想中的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第173页。在明末的说教作品中，也有人极力维护严格的身份区别，这或许正是上述融合现象的一种反映。酒井忠夫：《儒教和大众教育》，第346页。 　　④ 有明一代，南直隶（即江南）籍官员中无其他亲属同时任官者占59％，而浙江籍和福建籍官员中有姻亲同时在官府任职者分别占42％和34％。詹姆斯·B·帕森斯：《明朝的官僚政治》，第362—366、382—386页。江南望族之间的婚姻，作为超地方性的社会纽带，常常使其中许多成员产生大都市观念，从而促使他们超越地方利益的局限，逐渐卷入东林党运动一类的全国性政治争端。邓尔麟：《达官贵人》，及其《嘉定忠臣》。 　　① 如果说宋朝是以杭州和开封等大都会为中心的时期，那么晚明的一大特点，就是在这些大都会之外，又迅速发展起来一批大市镇（通常是棉花贸易中心）。从1500年到1800年，苏州、松江、常州、太仓、镇江、江宁、杭州、嘉兴和湖州地区，市镇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之数量分析》，第144页；傅衣凌：《明代江南》，第103—104页；西岛定生：《支那初期棉业市场的考察》，第132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68—70页；弗雷德里克·W·莫特：《中国专制主义的发展》，第127—129页，及其《南京的变化》，第63—65页；P.阿尔瓦雷·赛米多：《中国历史上与鞑靼人的战争史》，第21—22页；白乐日：《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与行政现实》，第8—10页。 　　② 用功能分析的术语说，明朝晚期江南潜在的社会子系统比其他地区有更大的自主性。由于姓族、官府、或许还有经济子系统是相对独立和分离的，其身份的形成就更容易、更稳定。 　　③ 台尔曼·格里姆：《中国明代儒教教育和政治》，第130—133页。 　　④ 据1586年版绍兴府志载，当时如果不能用儒家经典教育子弟，连最贫穷的人也会感到羞耻。从商贾到差役，几乎人人都识字。何柄棣：《进身之阶》，第251页。罗乌斯基的数字表明，在中国的这一高度发达地区，男性中具有实用读写能力的，可能达到了35％或者更多。伊夫林·S·罗乌斯基：《清代的教育与大众文学》。 　　⑤ 小林裕充等：《安徽绘画的盛期》，第25页。 　　⑥ T.S.费希尔：《顺从与效忠》第二部分，第133—137页。许多生员只知死背范文，和不厌其烦地反复研读四书五经。明朝末年，人们普遍认为，把时间全都用在钻研八股文上，会导致士大夫阶层的退化。后来，这种形式主义又被认为是明朝灭亡的原因之一。威拉德·J·彼得森：《苦果》，第56—58页。 　　① 孔尚任：《桃花扇》，第212—213页。“新治”指1644年福王建立的南明政权。主考官当然是钱谦益。 　　② 艾维四：《复社》，第337—338页。 　　③ 谢国桢：《党社运动》，第146页。 　　④ 下文所述应社和复社的兴起，及其同诗界的关系，主要依据朱倓：《明季南应社考》；吉川幸次郎：《17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不问国事》；谢国桢：《党社运动》，第145—186页；艾维四：《复社》；狄百瑞：《帝国的蓝图：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译注》，第13—20页。 　　① 李文治：《晚明民变》，第846、1400、1537页；吉川幸次郎：《不问国事》，第18—21页。 　　② 朱倓：《明季南应社考》，第542页。该社后来由范文若命名为“拂水山房社”，成员多是常熟、华亭（松江）和昆山人。 　　③ 袁宏道（1568—1610）一派宣称，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性格，一味仿古只会扼杀文学的生命，主张诗人应摆脱传统文学形式的束缚去抒发自己的性灵。里杰德·约翰·林恩：《正统与启蒙》，第237页。 　　④ 据说，艾南英和陈子龙甚至为此动手互殴。艾维四：《陈子龙》，第39页。艾南英后曾率众抗清，在唐王政府中殉职。艾南英：《天佣子集》第六卷，第10—15页。 　　⑤ 邓尔麟：《达官贵人》，第96页。 　　⑥ 周钟的家族是金坛贵族。其父周泰时曾任云南布政使。徐鼒：《小腆纪传》，第206—207页。 　　① 朱倓：《明季南应社考》，第545页。南社有16名成员，包括万应隆和吴应箕。 　　② 赵南星：《赵忠毅公文集》第二六九卷，第14—15页。 　　③ 宫崎市定：《明代苏松》，第24页；艾维四：《复社》，第339页。“应”也暗指《易经》所谓“同响相应”之意。见阿特韦尔：《陈子龙》，第36页。 　　④ 朱倓：《明季南应社考》，第546—547页。此系吴伟业说。 　　⑤ 朱倓：《明季南应社考》，第543页。 　　① 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2—53页。 　　② 应社成员中以负责招纳社员的孙淳最为积极。后来在复社中他也担负同样职责，并遍游天下社团。一位来自嘉兴的复社盟友说他“忘其身，惟取友是急，义不辞难，而千里必应。”朱倓：《明季南应社考》，第576页。该社当时刊行的一部最著名、最有影响的文集，是张溥选编的《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吉川幸次郎：《不问国事》，第21页。 　　③ 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文集》，第11—12页；傅衣凌：《明代江南》，第116—118页；贺凯：《苏州及魏忠贤的党羽》；艾维四：《复社》，第339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第14—15页。 　　④ 16世纪50和60年代，由于倭寇和中国海盗时常袭扰长江三角洲，一种以苏州香工会一类手工业行会为中心的强大地方自卫传统逐渐形成了。傅衣凌：《明代江南》，第105、123—125页；勒·P·路易·盖拉德：《南京今昔》，第205—206页；小威尔斯：《从王直到施琅的中国沿海》，第210—211页。 　　① 1567年的暴乱，基本上是一次生员抗议科举舞弊现象的示威。傅衣凌：《明代江南》，第91及111—112页；白乐日：《中国传统政治》，第11页；袁清：《城市暴动和骚乱》，第286页。 　　② 《明实录》隆庆朝第二十四卷，引自傅衣凌：《明代江南》，第110页。 　　③ 1586年，霜冻毁掉了江东的果园。1587年，暴雨毁掉了成熟待收的庄稼。1588年，春旱造成了饥荒。1589年，又发生严重的夏旱，官府不得不赈济灾民。褚华：《沪城备考》第三卷，第12页；又见森正夫：《16—18世纪的赈灾管理与地主佃户的关系》，第74页；居密：《地主和农民》，第21—22页。 　　④ 引自傅衣凌：《明代江南》，第110页；又见袁清：《城市暴动》，第286—287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第13—14页。 　　⑤ 许大龄：《试论明后期的东林党人》，第8页；傅衣凌：《明代江南》，第113—115页。 　　① 傅衣凌：《明代江南》，第115—116页。 　　② 有的学者提出，东林党人代表了新兴商人阶级和中小地主的联盟，企图超越专制皇权而建立地主阶级的霸权。按照这种观点，东林党人是想通过反对集权专制主义和反对滥用特权迫使下层阶级铤而走险的大地主的利益，来强化整个地主阶级的统治。沟口雄三：《东林学派思想》，第173—175、195—196页；谷口菊雄：《明末农民起义》，第56页。 　　③ 傅衣凌：《明代江南》，第93页。按照一种被曲解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地主阶级内部包括几个不同阶层：贵族地主、乡绅地主和经营地主。其中第三者在江南抗税运动后期表现得最为积极。他们直接经营自己的土地，以个人身份兴修水利，因而支持受其驱使的自耕农和中小地主摆脱官府的赋税，有时还联合市绅一道同官府作对。李洵：《论明代江南集团势力》，第22页。 　　④ 傅衣凌：《明代江南》，第88—89页。一些大臣——有的与东林党有关系，有的则没有关系——联合起来抗拒陈增等宦官的勒索，为首者是李三才。此人官至淮南巡抚，虽非东林党人，但因领导了反抗额外征税特别是矿税的群众运动而名闻天下。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1110—1111页；《明代人名辞典》，第503、847—850页。关于1601年的暴动，见袁清：《城市暴动》，第287—290页；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372—373页。1601年的抗税斗争恰好与农业灾害同时爆发。嘉兴、湖州以南地区发生严重水灾，导致谷物和生丝价格急剧上涨。佐伯有一：《1601年“织佣之变”有关诸问题》，第88页。 　　① 杨廷枢是苏州最著名的儒师，他招纳弟子不分贵贱，一视同仁。17世纪30年代，其门下弟子多达2000余人。艾维四：《复社》，第347页。 　　② 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30页。这里所用的是19世纪李瑶校刻本，题为《南疆绎史勘本》。林恩·斯特鲁弗认为，该本内容多出李瑶之手（斯特鲁弗给作者的私人信件）。但该本的基础毕竟是温氏的作品，故本书从《台湾文献丛刊》之说，以该书为温睿临等著。 　　③ 据1629年张溥为纪念这些殉难者而题写的碑文载，周顺昌被捕，“吴人痛心”，这五人遂挺身而出，痛打缇骑，事后被杀。苏州历史博物馆、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南京大学明清研究室合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374页。还有一篇名士文震孟题写的碑文，后有98位苏州士大夫的署名。同上书，第376—377页。 　　④ 《明史》（国防研究院），第3435页；傅衣凌：《明代江南》，第93—94页；艾维四：《明代文社的变化》，第15—20页；袁清：《城市暴动》，第293—296页。贺凯的《苏州》对这一著名事件作了精彩的概述。 　　① 艾维四：《复社》，第340页。 　　② 应社究竟何时改称复社，尚不能确定。查慎行《人海记》载：“（杨彝）初与同志数人为应社。其后二张名骤盛，交益广，乃改名为复社”。朱倓：《明季南应社考》，第543页。“复社”一名暗合《易经》复卦之意。复卦包含着这样一种观念：一事物之衰败就是另一事物重新兴起的转折点，于是旧事物被抛弃了，新事物又繁盛起来。见艾维四：《陈子龙》，第41页。明朝末年，对儒家经典中“复”之概念的这种拟古主义的理解非常流行。在研究陈洪绶描绘17世纪初葡萄社在北京一个寺庙集会之情形的一幅画时，艺术史学家高居翰指出，画家有意使人们联想起1000多年前白莲社的一次集会。其意图并不是要说明葡萄社是白莲社的再现，而仅仅是因为若将葡萄社的集会描绘成一次当代的史无前例的事件，便会降低其价值，而这种双重形象的画面和拟古主义的手法，则可使之带有肃穆、悠久的古典色彩。”高居翰：《演讲稿》，哈佛大学，1979年，第18页。当然，慧远（336—416）的白莲社，和1622年在山东发动起义的白莲教不是一码事。艾维四：《复社》，第334页。 　　① 这篇誓约有多种英译，艾维四《明代文社》第18页的译文是其中之一。 　　② 谢国桢：《党社运动》，第163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102页，及其《嘉定忠臣》，第33页；小野和子：《清初的思想控制》，第342页。 　　③ 艾维四强调其更集中化的方面（《明代文社》），谢国桢则将其说成是原有文社的联盟（《党社运动》，第161—162页）。邓尔麟指出，嘉定的复社组织由那些和望族有着非正式关系的当地生员组成，更像文人社团，而不像联盟。邓尔麟：《达官贵人》，第138页，及其《嘉定忠臣》，第30页。 　　④ 宫崎市定：《明代苏松》，第25页。该社名称取自《易经·大传》（“系辞下”——译者）：“子曰：知几，其神乎。”此处之“几”意为对尚处于萌芽状态之事物的认识和干预。 　　① 谢国桢：《党社运动》，第187—190页。他们常在彭宾的书斋中聚会。清军南下后，几社创始人中只有彭宾活了下来，并十分恰当地改号为“大寂子”。侯方域：《壮悔堂集·壮悔堂文集》第一卷，第12—13页。 　　② 徐孚远编过几部八股文集，1642年乡试中举，但次年会试未能登第。浙江乡帅许都，就是由他介绍给在绍兴任职的陈子龙的。许都因造反被陈子龙捕杀后，徐孚远还写信责备过陈子龙。后徐孚远在国子监供职，是郑成功的老师。清军南下，他参加了鲁王的南明政府，1651年随福王流亡金门岛，后于出使云南途中在安南被监禁了一段时间。1663年金门陷落后，他逃入广东山区过起了隐居生活，从此便消声匿迹了。宋如林：《松江府志》，第1253页（第五十五卷）；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上，第12页；艾维四：《陈子龙》，第59—60页。关于徐阶，见《明代人名辞典》，第575—576页。 　　③ 云闲是彭宾书斋之号，1629年几社在此成立。谢国桢：《党社运动》，第188—189页；李雯、陈子龙、宋征舆：《云闲三子新诗合稿》，“序”第1页；“传”第2页。 　　④ 艾维四：《复社》，第347页。可能因为李雯后来曾为多尔衮效力，地方志（赵先甲撰《华亭县志》）中没有他的传。关于他和陈子龙的友谊，见侯方域：《壮悔堂集·四忆堂诗集》第五卷，第10页。李雯和陈子龙一道投身科举，但陈子龙通过了1630年的乡试，成为举人，李雯则既未列入《华亭县志》之贡生名册，也未列入《上海县志》（应宝时撰《上海县志》第1087页）之举人名单。宋征舆后亦降清，1647年中进士。李雯等：《云闲三子新诗合稿·传》，第2页。 　　⑤ 陈子龙在松江领导了反对贪官朱国盛的斗争。朱国盛是明室贵族，也是魏忠贤的党徒。他在松江因以重礼诱奸富家少女而声名狼藉。陈子龙投书弹劾朱国盛，将其丑行公之于众，因而遭到朱国盛一伙的报复。《明史》，第3313页；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诗集》，第1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02—103页。陈子龙之父亦为人耿直，与东林党领袖邹元标十分要好，在监修万历和泰昌皇帝的陵墓期间，曾阻止宦官贪污工程资金。他死于1626年。就在这一年，陈子龙通过了县试，成为生员。艾维四：《陈子龙》，第16—26页。 　　① 陈子龙得到南社创建人周钟的支持。张溥和夏允彝试图调解他们之间的分歧，但1628年艾南英又公开谴责周钟和陈子龙。邓尔麟：《达官贵人》，第96—97页。 　　② 邓尔麟：《达官贵人》，第97—100页，及其《嘉定忠臣》，第169—170页；艾维四：《复社》，第3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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