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1号馆文选__馆藏资料 |
|
尽管人们批评崇祯帝过于消极,但他确实在继续设法保卫北京,虽然这可能是徒劳的。他犹豫了如此之久,最后终于下令征召民兵,并通过木版印刷的圣旨布告天下:“各路官兵,凡忠勇之士,倡义之王,有志封拜者,水陆并进。”①同时,他派遣部分京城守军开到城外扎营,其余的派往各个城门;各城门还设置了路障并安放了葡萄牙大炮,以加强防守;又把宦官武装起来,令其把守通往紫禁城的主要道口。皇上甚至还挖出深藏地下的并不丰裕的内帑储备,以供太监杜勋招募一支军队,协助总兵唐通守卫居庸关。② 但这些准备没有一项足以震慑敌军,也没有使北京的百姓振作起来。③那道征召民兵的圣旨未能传到京郊以外,负责京城四周15英里长城墙的巡守士兵严重不足,以至每名士兵必须独自守卫30英尺的城墙。④各官府的属吏已不再听从命令,“而小民敢于抗上”。①在朝廷最高层,钦天监官员奏报,4月10日——即作出固守京城之重大决定的这一天——象征皇帝的北极星下移。② 崇祯帝显然未理会这一凶兆,还“诏百官修省,而大僚职官饮酒高会,如太平时。”③4月22日,皇上照例主持早朝,并将议题转到军饷问题上来。正当他们讨论为居庸关守军增拨给养时,一名信使闯入殿中,呈上一份只能由皇上拆阅的密封急件。 (皇上)览之色变,久之,即起入内,谕各官退,始知为昌平失守也。④ 4月21日,杜勋和唐通让义军通过了居庸关。眼下,大顺军已占领了紫禁城西北65公里处的昌平。朝廷上下一片惊恐。大臣们“但相顾不发一论”。⑤尽管他们普遍意识到义军正在步步进逼,但直到此刻他们才意识到,李自成拿下京城已近在眼前。⑥次日一早,即4月23日,崇祯帝主持了最后一次正式朝会。他步入大厅,登上宝座后,环顾群臣,不禁潸然泪下,“诸臣亦相向泣,束手无计。”①皇上所能做的只是拟定一份诏书,宣布:“文臣个个可杀”。既而又有大臣以可能有损官民士气为由,劝皇上收回了此诏。② 就在此时,李自成大军的前锋正策马深入北京西郊,午后即开始攻打西直门。③城外守军立刻向大顺军投降,城内守军则向空地或义军上空开炮。④而李自成也并未下令全力攻城——他害怕承担杀君的罪名——于是决定给崇祯皇帝最后一次投降的机会。已在居庸关投降义军的宦官杜勋,奉命进城,代表“大顺王”入宫谈判。⑤ 崇祯帝接见了这位太监,他曾是皇上的亲信。首辅魏藻德也在场。杜勋在其原来的主人面前十分坦率地说明了交换条件:明朝封李自成为王,赐银100万两,承认陕西和山西为其封国;李自成则负责平定国内其他起义军,并为明朝抗击满清,保卫辽东。这些条件很有诱惑力,但崇祯帝听杜勋逐条阐述时,也考虑到,现在的让步,在将来的正统史家眼中,会永远成为他曾“偏安”的证明。不过,如果他能在大臣中为此绥靖策略找到支持者,对他的指责便可减轻。于是他转向魏藻德问道:“此议何如?今事已急,可一言决之。”魏藻德却一言不发,皇上顿感不快,再次问道:“此议何如?”魏藻德仍沉默不语,拒绝为此决定分担责任。皇上气得发抖,转身打发了杜勋。杜勋刚一离开,皇上就当着魏藻德的面猛击龙椅,并将其一把推倒。魏藻德慌忙退出,谈判之事遂再未提起。① 当晚,李自成的军师矮子宋献策占卜星象,说是若明日下雨,则此城必破。②次日早晨,即4月24日,李自成醒来后,见外面下着濛濛细雨,遂下令部队准备进城。他也将营帐移至彰仪门外,太监曹化淳为他打开了城门。至夜幕降临时,李自成的军队已逐渐占领了南城。③崇祯帝知道,在大顺军攻入紫禁城之前,留给他的时间已不多了。④ 是日酉刻⑤,上遣内监密敕新乐侯刘文炳、驸马巩永固,各带家丁护送出城南迁。刘、巩并入内殿见上,曰:“法令素严,臣等何敢私蓄家丁?即率家人数百,何足以当贼锋?”上颔之。⑥又召首辅魏藻德言事,语密不闻。久之,上顾事急,将出宫⑦,分遣太子二王出匿。⑧进酒,酌数杯,语周皇后曰:“大事 去矣!尔宜死!”袁妃遽起去,上拔剑追之,曰:“尔也宜死!”刃及肩,未扑,再刃,扑焉,目尚未瞑。皇后急返坤宁宫,自缢。时已二鼓。①上巡寿宁宫,长公主年甫十五,上目怒之,曰:“胡为生我家?”欲刃之,手不能举,良久,忽挥剑断公主右臂而扑,并刃坤仪公主于昭仁殿。遣宫人讽懿安皇太妃李氏,并宜自缢。上提剑至坤宁宫,见皇后已绝,呼曰:“死的好!”②遂召九门提督京城内外太监王承恩至,语久之,硃谕内阁,“命成国公朱纯臣总督内外诸军务,以辅东宫,并放诸狱囚。”③因命酒与承恩对酌。时漏下三更,④上携承恩手,幸其第,脱黄巾,取承恩及韩登贵大帽衣靴着之。手持三眼枪,随太监数百,走齐化崇文二门,欲出不能。走正阳门,将夺门出,守城军疑为奸细,弓矢下射。守门太监施炮向内,急答曰:“皇上也!”炮亦无子,弗害。⑤上怆惧还宫,易袍履与承恩走万寿山,至巾帽局,自缢。 大明大行皇帝于崇祯十七年甲申三月十九日夜子时,龙驭上宾。① 直到最后时刻,崇祯帝还在为明朝的覆灭责备其大臣。很多当时人的记载中都强调了崇祯帝被遗弃的情况。4月25日晨,皇上看到竟无一人上朝,他说道:“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②当他到了煤山时,据说他又叹息道:“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群臣何无一人相从?”③最后,据说在用腰带自缢之前,皇上写下了一份遗书,其文曰: 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文武可杀,但勿劫掠帝陵,勿伤百姓一人。④ 实际上,三天后,当一位宫廷内侍在煤山一棵松树下发现崇祯帝的尸首之时,并没有这份遗书。在穿着蓝绸袍和红裤子的横陈尸体旁,只有崇祯手书的“天子”二字,并没有其他文字。①然而许多当时的史家并未顾及这一点,仍然记下了崇祯帝这篇被推想出来的遗言。虽然当时和后来都有人怀疑,明朝灭亡并非完全是崇祯帝的大臣的责任,但曾在崇祯朝中供职的大多数人,却有一种沉重的感受,即他们这些君主的臣子确是亡国的罪人。② |
原文 发表于《洪业——清朝开国史》 浏览:955 |
| ||
| ||
新增文选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