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明代的国家与社会 　　第六节 明代统治的覆灭 　　 　　即使我们考虑到历史学家们个人的偏见--他们能在卷帙浩繁的历史记录中找到可以对事件作差不多任何一种解释的证据--但明代后期的戏剧性事件仍具有一个王朝衰落的所有典型特点：软弱无用的统治者、乱用统治者权力的腐败宠臣、官员中党派的嫉妒、财政破产、自然灾害、反叛的兴起，最后还有外族入侵。在明代统治的最后几十年里这些弊端因这样一件事而更为突出，在张居正所进行的一次激烈改革以后这些弊端紧接着就出现了。张居正是当时一位重臣，在万历皇帝统治的前十年（1573-1582）作为首席大学士获得最高权力。张居正与外廷的关系很好，对年轻皇帝也有影响。他试图对免税土地重新征税以增加田赋收入，他还试图限制官僚阶级和皇室不断增加的额外收入和特权。然而张居正作了种种努力还不能限制皇帝的贪欲，在他1582年去世以后，直至1620年又统治了三十八年的万历皇帝变得完全不理朝政。他连续多年不见大臣，拒绝处理事务或作出必要的任命，结果弊端丛生，耗费了国家的财源。1620年登基的十五岁的皇帝是个主要兴趣在干木工活的白痴，他让自己乳母的密友、宦官魏忠贤（1568-1627）控制了政府，此人曾是皇帝母亲的总管太监。魏忠贤使宦官的危害达到高峰，他有控制宫廷的一支人数不多的宦官军队和遍布整个帝国的间谋网的支持，从官员中搜罗一些无原则的投机者，罢免自己政敌的官职，并在各省征收勒索性的新税。 　　 　　党争：东林党 　　 　　儒家对这些弊端的对抗主要是由一个士大夫集团来进行的，他们长期的斗争和最终的失败成为中国政治编年史上令人痛心的一章。东林是长江下游无锡一所书院的名称。在十几个落职官僚士大夫的领导下--这些官僚中大多数人都是在朝廷的党争中丢官的--东林党成员在附近一所他们的书院中讲学，其影响很快扩大到各地的士大夫和官僚之中，以一场道德的改革运动重新确立儒家行为的传统准则。他们遣责自从王阳明出现以来在16世纪越来越流行的哲学上的折衷主义，这一折衷主义似乎使儒释道三种学说混淆不清。他们强调道德完善的极端重要性，斥责各级掌权者，包括大学士和宦官。 　　 　　自然东林党的改革家们在德行上亦非尽善尽美。1610年他们被人指责为“党”，也就是传统上被指责为对皇帝的权威和官僚间和衷共济有破坏作用的一种有组织集团。党派间的政争更集中在大臣的道德品质上而不是集中在谈论国家政策上。他们指责别人也被别人指责，东林党的改革家们时起时伏。在1620-1623年间他们占上风，这正好是在宦官魏忠贤完全掌握权力之前。1624年一个东林党领袖控告魏忠贤犯有二十四条大罪，其中包括谋杀和迫使皇后流产。魏忠贤动员了这些改革家的政敌，进行恐怖的报复。黑名单上记有大约七百名东林党支持者，主要成员遭到斥责、定罪、革职、贬黜、下狱、折磨，甚至打死，到1627年魏忠贤失势时东林党集团实际已被消灭。这次宦官利用天子的神圣地位以作恶，从而使明代政权在道德上完全堕落。 　　 　　反叛的兴起 　　 　　然而明代的崩溃可能应该归咎于没有政府而不是政府治理不良，归咎于明政权不能应付出现的问题而不是宦官的不道德。真正的问题不是税收负担过重而是税收不足，行政机构遭受的灾难更多源于瘫痪而不是专制。 　　 　　当1628年西北部的陕西遭受饥荒严重打击时，有一个名叫李自成的驿卒因政府不明智的裁员而失去了工作。李自成加入已成盗匪的他叔叔的队伍，并把营盘安在华北平原的边缘山西南部的山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军队在这里也不能赶走中国的非正规军。李自成袭扰河南和四川，获得了较多的追随者，并最终建立了具备一定组织形式的政权。至少有两个文人加入了他的队伍，劝告他如何赢得人民拥护。他们散布有关李自成英雄品德的歌谣和故事，帮助他向饥民发放食物、任命官员、宣告建立一个王朝、授予封号，甚至发行李自成自己的硬币。1643年李自成已占据了湖北、河南和陕西大部。在1644年初正当明代最后一位皇帝在俯视紫禁城的景山上自缢时，李自成从西北来到北京登位。 　　 　　同时李自成的主要竞争者是名叫张献忠的反叛者，他获得的屠夫的名声超过他作为起义组织者的名声。大约从1630年起，他在中国北部四处袭扰，采取打了就跑的战术到处劫掠。最后在1644年他侵入四川建立了一个政府，六部和大学士齐全，以一个掌管科举考试和铸币的真正的进士为首。但张献忠主要关心的是用恐怖手段扑灭反对派势力，特别是用来对付士绅。他失去了士绅的支持，满人在1647年杀了他。 　　 　　因此明王朝是在“夷狄”入侵者取而代之以前就被汉族的反叛者毁灭，但满族征服者保留和采用了在明代发挥作用达两个多世纪的主要政府体制。所以明朝统治的垮台肯定不应主要归咎于这些体制的结构，而应归咎于在作为王朝循环末期特别的积聚起来的压力下这些体制的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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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2/11/26 19:3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