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1号馆文选__馆藏资料

崇祯与“南迁”之议（下） 　　 　　三 　　 　　曾有诗云：“何若乘云遗剑履，光华日月照长安⑾。崇祯未能接受“南迁之议”使许多人（包括当时人及后世的人）都为之扼腕叹惜，彭孙贻说；“国君死社稷正也，延国以图存权也，权而不失乎正者。□父去□兴周，重目出亡以霸晋，雍冀虽亡，而吴楚山东黔粤江浙尚在也，一城一旅，且以兴复，庸乎幅员万里不足以有为哉……岂不惜哉！岂不惜哉！”⑿谈迁也认为“……人心去汉，将欲婴城坚守必不得矣。出狩之事，先期速驾，未始非策，今日事后观之，则春秋之诃阳、唐宗之奉天也……果突骑数千，骁将百余，贾勇决围，向施而不可……”而崇祯“事不先图，仓皇就道……追寇相继，拒则难战，行则难及⒀”。同时，人们也指斥南迁反对派如光时亨等“泥土木已巳之旧，折武功南迁之谋，托言死守，归祸于君父……”⒁，并认为崇祯“非不欲南，自惭播越，恐遗恨于后世，将俟举朝固请而后许⒂”，真是太过于自矜，死要面子。 　　 　　不过，惋惜感叹替代不了历史。历史发展之轨迹也并不总是顺遂人愿（即使是大多数人的愿望）。相反，它倒是常常逆人们情感而动，仿佛有一股神秘力量在背后作祟。然而，无庸讳言，历史的既成事实，却也未必昭示出非此不能的宿命论结局。迄今为止的一切已成事实的历史，亦未必都具有所谓的“规律”和必然性。所谓历史之必然，并不体现具体历史事件的具体过程之中，不如说，它仅仅是体现出某种走向或趋势而已。 　　 　　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公元1644年那个短暂的历史瞬问，崇祯一念之差，未能接受“南迁”之议，一个偶然因素所造成的历史后果，则影响或改变了中国今后数百年的历史。它所导致的直接结果是明末政局中的三股势力（明朝、农民军和后金）制约相持局面过早崩溃，明朝尽管在三极之中拥有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虽乏朝气，却仍具实力，北伐中原或许暂时不能，但最基本的是可以划江而治。由于崇祯（包括太子）这个神经中枢自我毁坏，余下力量分散，一时难以集中，所谓群龙无首，内部先自残破，遂率先成为他人板上之脔。 　　 　　另方面，作为这种结果的间接作用，只是在几百年后人们才能看出来：这就是满清的统治及由此而带来近200年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停滞局面。 　　 　　以满族贵族为核心的清朝势力，虽然作为一个新崛起的武装集团充满朝气、蓬勃向上、积极进取，但由干自身历史发展的局限性，其封闭性和落后性是显而易见的。它为统治中国而进行的民族征服战争，使明末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等地区赤地千里、满目疮痍的情状进一步漫延至江浙闽粤这些当时社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造成社会生产力的一次巨大破坏；同时，它在这些占领地区所推行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政策扼杀了这一地区已出现的新型社会关系的萌芽，而文化思想上的镇压、钳制，则又使明后期伴随新型社会关系而出现的社会思想领域某些新思潮（如民本思想），新观念（如崇商观念）等惨遭泯灭。这一历史性倒退遂使中国社会的发展步伐蹒跚维艰、裹足不前，又花了近200年的时间才重新走回新世纪的大门口，然为时已晚。 　　 　　在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入侵及统治所带来的发展上之停滞并不少见，不过，这一次却不同以往；因为如果我们放眼世界，以大历史的角度来考察，就会发现此时世界正处在各民族国家走出中世纪的历史性机遇之际，从明后期开始的中国社会自身发展而产生的某些新的因素，其商品经济，对外贸易，海外移民等，与世界性的社会发展趋势正相吻合……并且开始尝试性地跃出中国社会自身因环境与传统所造成的朝代相因的历史轮回的怪圈走向世界。而清朝的入关，“农民制再版”，不仅使中国社会发展丧失了历史性的机遇，而且又陷入了——这真是可怕的历史轮回——封建君主专制发展到了顶峰的大一统封闭性桎梏之中。 　　 　　清朝带给中国社会的历史性遗产之一就是所谓广阔的疆宇及封建君主专制发展到了顶峰的大一统的社会。前者导致持续的动荡不安，并耗费大量的朝廷收入和社会财力，而后者所造成的社会局面更为可怕，“万马齐喑”这个当时人龚自珍的形象描述，准确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形。几乎与龚自珍同时代的一个外国使节的观察和叙述则更为本质和深刻，他指出清朝由于是以满族贵族为核心的专制统治，其造成的灾难性影响是，“至少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⒃这种结果既令人黯然神伤，又促人对清王朝统治的评价产生疑问，它除了增加统治者的财富、权力并助长其更肆无忌惮的腐败之外，带给广大的普通百姓的东西寥寥无几。对社会进步及经济发展也没有多大的促进作用，这一结局发人深思。 　　 　　注： 　　①《烈皇小识》，卷8 　　②⑥李清《三垣笔记》上，〈崇祯〉 　　③④⑧⑨⑩⑿⒀⒁《国榷》，卷100 　　⑤《明史》，卷265 　　⑦《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7 　　⑾《汉甫郡志》，卷29 　　⒂《绥寇纪略》补遗·卷中 　　⒃克兰默宾编：《赴华使团：1793—1794年觐见乾隆皇帝使团期间马戈尔尼勋爵的日记》，伦敦，1962年版，第236页。 　　 　　《史学集刊》199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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