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1号馆文选__馆藏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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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与“南迁”之议(中)
二 崇祯皇帝17岁继兄之位“入承大统”,尽管他不同于乃祖、乃兄,颇能节俭勤勉,所谓“夙夜焦劳”②,然十几年间,边寇交织,国势依旧是江河日下。京师数次遭围,王府宗亲一再遭屠戮,大批将帅官兵殒命疆场,成片国土沦丧,残酷的现实使他在其执政的后期认识到腹背受敌,两线作战,朝廷已精疲力竭,无法再支撑下去了,于是,他便开始寻求摆脱困境的办法。起初,他接受了兵部尚书陈新甲之建议,与后金秘密接触、私下议和,然此事不慎外泄,外廷一时间舆论大哗,所谓“言者皆云,堂堂天朝,何至讲款?”③面对如此“朝议”,视面子如生命的崇祯只好赶紧出来表白自己,并委过他人,此和议亦不了了之。但这样一来遂丧失了结束两线作战的机会,到了崇祯十七年时形势逆转,要使明朝摆脱腹背受敌的困境就只有“南迁”了。 其实,就是对“南迁”,崇祯也是谋而又谋,却始终未能定断。史载当左都御史李邦华、少詹事项煜、右庶子李明睿等各上“南迁”之策后,崇祯的反映是“骤觅之,怒甚,曰:‘诸臣所言者何’?稍间,色渐平,亦以寇氛日剧,言或可采也④”。《明史》也说崇祯面对诸臣的“南迁”之议“意动,绕殿而行,将行其议⑤”。平心而论,崇祯对“南迁”一直处于一种矛盾的心理状态。一方面,腹背受敌的困境使其已清楚地认识到必须结束这种局面;另一方面,作为一国之君,他的决策垂发千钧,关系存亡,使他慎之又慎,迟迟不能也不敢定断。同时,“南迁”之议的反对派力量之强大,主要还并不是表现在外廷朝臣中,而是来自深宫内部和与宫廷有紧密联系的宗室皇亲、贵族勋戚等大贵族地主阶层。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崇祯在与这个大贵族地主阶层的历次较量中,总是以失败告终。另外,反“南迁”的宫中代表人物——崇祯的皇嫂懿安皇后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崇祯能够承兄之位,懿安皇后功不可没,其宫中地位自然也非同一般,因此,当懿安皇后得知崇祯密议“南迁”后,曾愤怒地质问:“祖宗宗庙在此,迁安往?”⑥,崇祯无言以对。祖宗宗庙是崇祯“南迁”最大的心理负担,丢弃这些,历史上要遭骂名的,在这一点上他还没有勇气敢于正视它。 “南迁”之议上的动摇彷徨也充分暴露了崇祯本人性格弱点。崇祯其人虚荣心甚强,表面上处处给人刚毅果决之印象,常所谓“师心自用”;然而实际上,他的内心却是非常脆弱的。他要做某事,常常开始时表现得决心很大,坚定无比,但一遇挫折就泄气、绝望,从一个极端转到另一个极端。这种急躁而又脆弱的性格特点,使他在处理重大事情时,既不切实际追求立杆见影的效果,而稍有不顺即刻又一溃千里,缺乏冷静、耐心、韧性和毅力,这实际上都是他内心世界脆弱不堪的表现。更进一步说,人之性格构成既受遗传因素影响,又有童年环境背景条件的作用,而且后者对人的后天性格形成似乎更重要一些。崇祯幼年丧母,童年是在那宫中内斗不断的恐怖氛围中成长,缺乏必要的母爱及人间温情,因此,生存环境所造成的恐惧、孤独感,使其防范意识极强,人皆为敌,而又好疑轻信、浮躁偏执。这种性格本身就注定他很难堪率群臣完成“中兴”大任,用现在的话讲是缺乏“铁腕人物”的性格魅力。 还需要指出,即便是排除了南迁反对派自身心理负担及性格弱点等因素干扰,崇祯对“南迁”之议也仍未必会痛下决心;这是因为,崇祯对当时局势的估计与判断亦有严重失误。事实上,在李自成农民军三月十八日下午攻破章义门后,崇祯还在指望李国桢率兵救驾,太监告诉他,根本就没有什么救兵了,陛下只有“速走”⑦。崇祯自登基以来,京师数次遭围,但每次却又都能化险为夷,这种经历似乎助长了崇祯的以下判断:只要京城守军能相持一段时间,各地“勤王”兵一到,京师自然也就转危为安了。实际上,这种判断也未必错,吴三桂确已起兵“勤王”,只要京师守军再坚持数日;然而,崇祯本人生长深宫、习惯于高高在上发号施令,缺乏军事斗争实践锻炼及相关经验,“甲申之季、饷匮而兵骄⑧”京营兵早已今非昔比,“朝庭威命不能行于偏裨⑨”,尽管他不时地下诏整备京营兵马,观看“内操”,但对京师守军实际战斗力却仍不甚了解。所谓“欲恃数万子虚乌无之军……婴城自守⑩”,因而,数万京营守军不战而降这是崇祯始料不及的。有趣的是,当崇祯认识到末日来临之时,他的表现——如没头没脑地骑马、提着三眼枪东奔西窜——表明他还是愿意“南迁”的,只不过他自认局势尚未到山穷水尽之时罢了。 |
原文1996年第1期 发表于《史学集刊》 浏览:8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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