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1号馆文选__馆藏资料

崇祯与“南迁”之议（中） 　　 　　二 　　 　　崇祯皇帝17岁继兄之位“入承大统”，尽管他不同于乃祖、乃兄，颇能节俭勤勉，所谓“夙夜焦劳”②，然十几年间，边寇交织，国势依旧是江河日下。京师数次遭围，王府宗亲一再遭屠戮，大批将帅官兵殒命疆场，成片国土沦丧，残酷的现实使他在其执政的后期认识到腹背受敌，两线作战，朝廷已精疲力竭，无法再支撑下去了，于是，他便开始寻求摆脱困境的办法。起初，他接受了兵部尚书陈新甲之建议，与后金秘密接触、私下议和，然此事不慎外泄，外廷一时间舆论大哗，所谓“言者皆云，堂堂天朝，何至讲款？”③面对如此“朝议”，视面子如生命的崇祯只好赶紧出来表白自己，并委过他人，此和议亦不了了之。但这样一来遂丧失了结束两线作战的机会，到了崇祯十七年时形势逆转，要使明朝摆脱腹背受敌的困境就只有“南迁”了。 　　 　　其实，就是对“南迁”，崇祯也是谋而又谋，却始终未能定断。史载当左都御史李邦华、少詹事项煜、右庶子李明睿等各上“南迁”之策后，崇祯的反映是“骤觅之，怒甚，曰：‘诸臣所言者何’？稍间，色渐平，亦以寇氛日剧，言或可采也④”。《明史》也说崇祯面对诸臣的“南迁”之议“意动，绕殿而行，将行其议⑤”。平心而论，崇祯对“南迁”一直处于一种矛盾的心理状态。一方面，腹背受敌的困境使其已清楚地认识到必须结束这种局面；另一方面，作为一国之君，他的决策垂发千钧，关系存亡，使他慎之又慎，迟迟不能也不敢定断。同时，“南迁”之议的反对派力量之强大，主要还并不是表现在外廷朝臣中，而是来自深宫内部和与宫廷有紧密联系的宗室皇亲、贵族勋戚等大贵族地主阶层。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崇祯在与这个大贵族地主阶层的历次较量中，总是以失败告终。另外，反“南迁”的宫中代表人物——崇祯的皇嫂懿安皇后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崇祯能够承兄之位，懿安皇后功不可没，其宫中地位自然也非同一般，因此，当懿安皇后得知崇祯密议“南迁”后，曾愤怒地质问：“祖宗宗庙在此，迁安往？”⑥，崇祯无言以对。祖宗宗庙是崇祯“南迁”最大的心理负担，丢弃这些，历史上要遭骂名的，在这一点上他还没有勇气敢于正视它。 　　 　　“南迁”之议上的动摇彷徨也充分暴露了崇祯本人性格弱点。崇祯其人虚荣心甚强，表面上处处给人刚毅果决之印象，常所谓“师心自用”；然而实际上，他的内心却是非常脆弱的。他要做某事，常常开始时表现得决心很大，坚定无比，但一遇挫折就泄气、绝望，从一个极端转到另一个极端。这种急躁而又脆弱的性格特点，使他在处理重大事情时，既不切实际追求立杆见影的效果，而稍有不顺即刻又一溃千里，缺乏冷静、耐心、韧性和毅力，这实际上都是他内心世界脆弱不堪的表现。更进一步说，人之性格构成既受遗传因素影响，又有童年环境背景条件的作用，而且后者对人的后天性格形成似乎更重要一些。崇祯幼年丧母，童年是在那宫中内斗不断的恐怖氛围中成长，缺乏必要的母爱及人间温情，因此，生存环境所造成的恐惧、孤独感，使其防范意识极强，人皆为敌，而又好疑轻信、浮躁偏执。这种性格本身就注定他很难堪率群臣完成“中兴”大任，用现在的话讲是缺乏“铁腕人物”的性格魅力。 　　 　　还需要指出，即便是排除了南迁反对派自身心理负担及性格弱点等因素干扰，崇祯对“南迁”之议也仍未必会痛下决心；这是因为，崇祯对当时局势的估计与判断亦有严重失误。事实上，在李自成农民军三月十八日下午攻破章义门后，崇祯还在指望李国桢率兵救驾，太监告诉他，根本就没有什么救兵了，陛下只有“速走”⑦。崇祯自登基以来，京师数次遭围，但每次却又都能化险为夷，这种经历似乎助长了崇祯的以下判断：只要京城守军能相持一段时间，各地“勤王”兵一到，京师自然也就转危为安了。实际上，这种判断也未必错，吴三桂确已起兵“勤王”，只要京师守军再坚持数日；然而，崇祯本人生长深宫、习惯于高高在上发号施令，缺乏军事斗争实践锻炼及相关经验，“甲申之季、饷匮而兵骄⑧”京营兵早已今非昔比，“朝庭威命不能行于偏裨⑨”，尽管他不时地下诏整备京营兵马，观看“内操”，但对京师守军实际战斗力却仍不甚了解。所谓“欲恃数万子虚乌无之军……婴城自守⑩”，因而，数万京营守军不战而降这是崇祯始料不及的。有趣的是，当崇祯认识到末日来临之时，他的表现——如没头没脑地骑马、提着三眼枪东奔西窜——表明他还是愿意“南迁”的，只不过他自认局势尚未到山穷水尽之时罢了。

原文1996年第1期 发表于《史学集刊》  浏览：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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