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1号馆文选__馆藏资料

崇祯与“南迁”之议（上） 　　 　　王昊（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公元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是中国历史进入重大转折的关键时期。从崇祯二年开始的明末农民起义已星火燎原，逐渐形成了以李自成和张献忠为首的两股农民队伍，其中，尤以李自成的“大顺”军风头正劲；潼关一役，明朝两线作战中的内线主力——孙传庭部全军覆没，保卫北京的最后一道屏障已大门洞开；而自万历末年起始的明与后金的战争也以洪承畴松山兵溃被俘、明朝丧失全辽退守山海关而告一段落。明朝十几年来两线作战、腹背受敌、国势日窘的困境终于走到了它的最后关头。至此，崇祯非但其“中兴”之梦尽成泡影，朱氏政权亦似乎气数殆绝、“国祚”难延、回天乏力了。不过，尽管十几年“力竭于东，祸延于西”的两线作战之败局已定，并且，事实上作为明朝皇权象征的京师之地及大片西部、北部地区的沦陷也在劫难逃，但作为一个统治中国270余年的朱明政治势力集团，它的全部家产尚未完全丧失，还保有江南的半壁河山；江南的土地和人口作为后方基地是前此十几年战争中明朝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因此，缩短战线，举族“南迁”，就成了当时明朝唯一尚存的最后一线生机。而在京师四面楚歌的危急情形之下，明朝统治集团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纷纷献计献策，于是“南迁”之议，呼声鹊起。 　　 　　一 　　 　　“南迁”之议并不是在经过十几年战争，到了公元1644年局势大坏之际才提出来的。早在明朝两线作战行进之中，就曾有人从全局战略的角度上提出摆脱困境的建议——“南迁”，而且，随着形势恶化，这一建议就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所提及。目前，有关这一事件过程细节的各种资料的记述甚多，且内容也不尽一致，为避免赘言，现仅筛列有代表性的几条记述： 　　 　　《明史》卷114，〈后妃二〉载：“后（崇祯周皇后）性严慎，曾以寇急，微言曰：‘吾南中尚有一家居。’帝问之，遂不语，盖意在南迁也”。 　　 　　《三垣笔记》上，〈崇祯〉载：“……上以边寇交织，与周辅延儒议南迁，命无泄。” 　　 　　《国榷》卷100，二月丁亥载：“（帝）命府部大臣各条战守事宜，上候于文华殿，各札入，左都御史李邦华、少詹事项煜，右庶子李明睿各言南迁及东宫监抚南京。” 　　 　　《甲申传信录》卷1，载：“（崇祯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上御文华殿，李明睿、项煜请上南迁，李邦华请太子监国南京。” 　　 　　《烈皇小识》卷8，载：“上召诸臣面对，先是左都御史李邦华密疏，请择大臣奉太子南行，臣等辅皇上固守……是曰召对庶子项煜面具小疏，极言南迁者八……。” 　　 　　《明季北略》卷20，〈李明睿议南迁〉载：“（李云）臣自蒙召对以来，探听贼信颇恶，今且近逼畿甸，此诚危机存亡之秋，只有南迁一策，可缓目前之急。” 　　 　　对于上述对同一事件不同角度的各种资料的描述（包括这几种资料中笔者未引证的有关部分）加以比较分析，约略可以概括以下几点： 　　 　　首先，“南迁”之议早在明朝两线作战过程中就有人提出来，而且此人还是崇祯身边的周皇后，其言自然能直达皇上；另方面，崇祯也确曾早就考虑并和周延儒私下讨论过“南迁”问题，而此时李自成也尚未兵临城下。其次，“南迁”之议从内容上看有两层意思，一是李邦华之议，即请太子“监抚南京，臣等辅帝固守”；二是请崇祯本人南迁，所谓“圣驾南巡，征兵亲讨”①。其三，“南迁”之议在当时朝臣中只是一部分人的意见，李明睿、李邦华、项煜等是所谓“南迁派”中的代表人物，而反对“南迁”的也大有人在，如给事中时光亨等。其四，“南迁”之议事关朝廷命运，关系重大，牵动统治集团内部各阶层利益，不惟朝臣们争论不休，就是皇宫内部也存在激烈的斗争，周皇后自然是“南迁”的力主者，甚至可以说是最早的建议者，而天启帝后懿安等人却坚决反对。其五，“南迁派”或者其反对者，各自均怀有不同的目的与动机，有的是出于对朝廷命运之关心，更多的则是切身利益的考虑，尤其是反对“南迁”的人，假借宗庙社稷之名，实为财富和土地着想。不过，无论是“南迁派”或是其反对者，心中都十分明白，“南迁”之议成行与否，关键取决于“上意”，因而，只有作为明朝最高统治者的崇祯才能作出最后的裁夺。

原文1996年第1期 发表于《史学集刊》  浏览：1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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